數位落差因素探討 - 中高齡非職業婦女數位落差因素之研究 ---以高雄市前鎮區婦女為例

數位落差（Digital Divide）一詞在 1995 年由 NITA 在 Falling into the net 一文中首度使用，以資訊擁有者（have）與資訊缺乏者（have-nots）為數位落差的代表含意，到了 1998 年 NITA 才正式將數位落差（Digital Divide）納為正式名詞（NITA，1998），到了 1999 年時將其定義為「資訊擁有者（haves）與資訊未擁有者（have nots）間的差異。」（NITA，1999）綜觀當時背景，個人電腦剛推出，擁有電腦設備的階層從政治、學術單位逐漸散播到金字塔頂端族群，

一般人難以負荷取得軟硬體設備的代價，同時也不懂如何使用。因此當時數位落差的定義僅止於擁有與缺乏設備的階段，此時探討數位落差的重點多在社經地位、種族、地區、經濟能力等課題上。然而隨著各國政府逐漸開始推行弭平數位落差政策，擁有個人電腦以及網際網路的門檻亦隨之降低，當人人都能輕易取得電腦與網路設備時，NITA 所使用的定義已不敷使用，就如同廣告詞「科技始終來自於人性」，數位落差的焦點逐漸變成如何增進人們的資訊素養以及哪些因素會影響人們的資訊素養能力。同時，新科技的出現與舊科技之間的斷層導致了新數位落差的出現，開始有學者相繼提出數位落差的新定義，如 Hargittai 提出的第二層次數位落差（Second-level digital divide），則是以個人使用資訊的能力定義數位落差程度（Hargittai，2002）。當科技的研發理念從系統導向變成使用者導向，學者們也開始轉而探討個人使用資訊的能力與機會，這類的研究在數位落差議題下數量大增，國內亦有許多相關著作與研究，其中以曾淑芬、李孟壕、瞿本瑞以及吳齊殷等人在「台灣地區數位落差問題之研究」

以及「網路社會發展政策整合研究」這一系列研究中提出以使用者的科技近用能力與資訊素養作為數位落差的衡量標準（曾淑芬、李孟壕，2005）為具有代表性的定義之一。隨著資訊科技不斷進步，Web2.0 概念問世，資訊產生的速度與數量遽增，在邁入資訊爆炸的時代之後，該如何找到妥切的資訊成為許多

人研究的議題，而數位落差所涵括的概念也從過去僅止於關心資訊設備之擁有與否，擴大成討論人們在取得資訊設備後如何使用以及使用時可能會遇上的問題。此外，當研究的焦點從冷冰冰的機器轉移到差異極大的人群上，有許多不可預期以及無法推論的情況發生，研究的方法與模式亦隨之改變，過去大多數為以量化研究與推論為主，而今納入了質化及人社學科的研究方法，並開始針對各種情境之下不同的影響。由於數位落差指的是每個使用者利用數位設備能力的不同，或許是使用資訊設備的能力，也可以是個人資訊素養的差異。綜觀數位落差相關著作與研究，可以發現影響數位落差的因素非常多，像是年齡、

性別、教育、社經地位、地區、種族文化、工作經驗之有無以及語言等等，每一個因子都會相互影響，因為衡量的對象是人，所以數位落差是一個變動的概念（Liff & Shepherd，2004；Dilk & Hacker，2000），其程度會因人而異，並非僅能歸因於單一元素，同時也會按照個人的狀態更動而有所改變。「大多數對於數位落差的討論一直都是基於個人電腦及網際網路的持有及使用，而且一直較少對於數位技巧或能力及動機有實質的關注。（李孟壕，2006）」因此在分析數位落差成因時，必須要將研究對象放入其所對應的情境（context）中，透過情境脈絡的分析才得以找出最佳的解決之道。（Dijk & Hacker，2000）

一般而言，社經地位通常指的是使用者的經濟能力能否負擔購買電腦以及取得網路設備的使用成本，在電腦剛推出時，體積與價格都不在一般人所能負擔的範圍內，但隨著越來越多的廠商開始加入研發電腦的行列之後，電腦的體積已經大幅縮減，從過去真空管的時代演化到今日各家廠商均能量產的 CPU 與晶圓，電腦的價格相對於過去也更容易為一般人接受。即便如此，

世界上還是有部分地區民眾被隔離在網際網路的世代之外。為了讓這些收入較低或特定社經地位的民眾也能取得電腦與網路設備，各國政府開始著手解決這項問題。用來推廣網際網路的管道，首推公共圖書館，因其具有教育民

眾與整合資訊之使命與功能；除了圖書館外，設立各種網路據點並大舉鋪設網路節點來解決偏鄉無法連網的問題。同時政府亦可與企業合作提供功能陽春但極為廉價的電腦，如 OLPC（One Laptop per Child）為全世界貧窮國家兒童所發展之廉價電腦，試圖大幅降低取得電腦的門檻，雖然該計畫在實務上有推行的困難，像上網節點設置與維護、急迫性與需求性以及可負擔性等尚待克服的難處。不過，廉價電腦也因此開始在市場上興起一股推廣價格低廉或輕便型的個人電腦（如：EeePC、IPad 等）的風氣，所以在整體上而言，社經地位以及地區這兩大因子在取得科技設備影響力上已經逐漸縮減。

電腦雛型出現在 1940 年代，網際網路則發跡於 1970 年代。接觸電腦與網際網路的人數在千禧年前後大幅提昇，從公司行號到個人家用電腦，只要是經濟能力得以負擔者，幾乎家中都至少有一台電腦，近年來，隨著政府越見著重縮減數位落差議題，並在 95 年將資訊教育課程納入中小學課程綱要中，

基礎教育也開始引進電腦相關知識；從一開始學生們可以在家利用電腦撰寫報告，到現在國中小學教室也開始把電腦當成基本配備，要用電腦不一定要到電腦教室，在平常上課的教室裡面就可以隨時上網找資料，所謂的電腦世代也隨之誕生。這些生在電腦世代的孩子們，除了平時休閒娛樂外，還可以利用電腦與網路來寫功課，過去寒暑假前學校指派紙本寒暑假作業的情況已不復見，甚至在電腦世代的記憶中，已經轉化成「上網飆作業」，不再是一頁一頁翻著寫著，而是利用滑鼠每一個 click 按著接續著下一頁的功課。對於電腦世代而言，使用電腦與網路找尋適合自己的資訊輕而易舉，但是對於那些所謂的非電腦世代來說，就不是這麼簡單的事情了。從數位落差的研究報告中，可以發現電腦網路使用人數的驟降大約都座落在 40 歲左右（曾淑芬，2007；

97 年數位落差調查報告，2008；98 年數位落差調查報告，2009；99 年數位落差調查報告，2010），對照網際網路的出現與普及年代，可以約略推論出 40

歲以上的使用者可稱之為非電腦世代。在非電腦世代的成長過程當中，並沒有將電腦網路納入其教育內容裡，在這些使用者的記憶中，國高中以及小學的作業就是一筆一劃寫出來的白紙黑字，沒有鍵盤、也沒有打字機，更沒有網際網路與複製貼上。正因如此，除非是工作需求或者有其他特別誘因才會使這些世代的人有近用數位的機會，然而在退休之後，因為工作而產生的數位機會也可能消失，同時隨著年齡層漸增，近用數位設備的動機也會因為動機消失以及生理因素降低。而那些沒有特殊近用數位機會的人們，則多擔負照護者及家庭管理者的責任，日常工作量亦有可能壓縮其休閒娛樂或進修的時間，進而構成數位落差。也正因為年齡直接影響個人的生活經歷，所以在數位落差研究中一直具有極大影響力。

在許多數位落差的文獻當中都可以發現，工作經驗與教育程度都會對個人數位機會造成影響。一般而言，教育程度與數位機會應成正比，由於教育程度較高者，有更多機率接觸到白領階級類型的工作，因此其數位機會較高；

而教育程度較低者，其職業別也多偏向於藍領階級，以付出勞力為主，數位機會相對減少很多，且其工作時大量消耗體力，間接減少了接觸數位設備的可能性。個人經濟能力是數位機會高低的影響因素，教育程度則會影響使用者對數位設備的接納程度。教育程度較高者對於數位設備的接受度以及學習度較高，而男性的接受度又比女性高，倘若納入年齡因素，則越高齡者對數位設備的焦慮程度越高。（Colly & Maltby，2008；Losh，2009；Joilner et, al.，

2005）

在數位落差研究中還有一項常被探討的因素就是性別（Gender），即便有許多研究都聲稱，性別數位落差已經不若過去顯著，且逐漸消失中，而大量的研究統計數字也都試圖證明性別已經不再是影響數位落差的因素，但是不

可否認的，性別角色在人類社會中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仍會是增強數位落差的原因。即便在國人眼中傳統「男主外，女主內」的觀念已經落伍，但一般而言，在家庭中擔任照護者，或者是主管家務者，仍然還是以女性為主，除了家務外還要肩負照護孩童的重擔，排擠其自由活動時間，統計亦指出各國男性自由時間皆高於女性，平均每位男性較女性多 47 分鐘自由活動時間（2005 年社會指標年報，2005）。因為社會文化的影響，性別數位落差仍存在，即便統計數字顯示整體性別間數位落差是漸減的，但存在於社會內部結構的性別數位落差依舊不會消失。（Losh，2009；Colly & Maltby，2008）如表 1 所示，

即便在數位落差調查中兩性使用電腦與網路的比例相近，但是仍有差距存在，

而且深入探討之後會發現女性常因社會期望而選擇退用或不用網路，這種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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