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遭遇亞洲─現代亞洲學
第三節 亞洲框架下的日中關係
日中兩國的相互認識一直是兩國關係的癥結，特別是自進入21 世紀，過去 曾經短暫冷卻下來的領土爭議、戰爭責任相關的歷史問題再度浮現，加上兩國在 國際場域的權力競逐衍生的新爭端─日本爭取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 一，使日中關係進入到危險的階段。此背景使毛里感受到作為研究者之責任進而 寫下《日中関係――戦後から新時代へ》一書。毛里認為過去日本缺乏對日中關 係的深入研究，並指出停留在「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的思維對日本是 百害無一利，特別是「威脅」是相當曖昧模糊的概念，屬於知覺、印象範疇。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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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認知」到某國對自身有威脅，就理應擁有以力量對抗該國的權利？(毛里和 子，2001b:35)毛里認為對日本自身而言，透過發展健全的日中關係也可啟示日 本未來方向。因此，此書與毛里過去的著作不同，寫作的初衷為「傳遞訊息」，
特別是意圖與中方進行對話，相對於日中關係的應然面，更著重於實然面。
毛里將自中共建國開始的日中關係分為五個階段：(1)1949 至 1971 年的冷戰 對立期；(2)1972 年後，70 年代的戰略友好期；(3)1980~90 年代的安定發展期；
(4)1990 年代後半至 2004 年的結構變動期；(5)2005 年春的反日運動之後，兩國 面臨重大的分歧點。毛里認為對於日中關係，兩國過去都停滯在「思考停止」狀 態，日本的以對美關係與經濟發展為核心之基本戰略在戰後五十年間並無太多改 變；而中國方面，由於歷史問題的有效性，持續以之為強力武器，置於對日關係 的優先順位上，這種外交戰略思考的停滯阻礙了兩國關係的健全發展。(毛里和 子，2004b:226-228)
毛里認為自2005 年的反日運動後，日中關係進入到新的階段，結構也發生 重大改變。首先關於行為者互動的變化，毛里指出政府、經濟界和輿論是日中關 係的三個主要行為者，1972 年日中國交正常化時，中方的行為者只有政府與國 營企業，並不重視國民觀感，兩國的交流僅限於兩國政府間的互動以及日本經濟 界與中國政府間的交流。因此當時日中關係的行為者是非對稱的，相對而言互動 模式也單純明快。但由2005 年的反日運動可發現，大眾、輿論要素開始對日中 關係有重大影響力，成為主要行為者之一。(毛里和子，2006a:205-207)特別在中 國，中共在面臨社會主義的認同危機，選擇以愛國主義作為凝聚國民向心力的手 段，但愛國主義是把兩面刃，中共在處理日中關係上也開始承受輿論的壓力。
毛里將日中關係的癥結分為三種不同層次的議題(如圖 3)，三個層次的問題 相互糾結，難以解開。首先是處於底層，屬於基礎的價值層次，主要為歷史問題 以及衍生出來的靖國神社與歷史教科書問題，環繞在歷史認識的差異與價值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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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立。第二層次是權力，特別是在亞洲太平洋地域的權力對抗，涉及台灣問題、
美日同盟與日本加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問題等，此層次牽涉到兩國對 地域領導權的爭奪，相對於第一層次，此層次的問題更棘手。第三層次是圍繞領 土、領海問題與貿易、經濟摩擦問題等具體利益的對抗。毛里建議將這三個層次 的糾紛要素分解開來，每個層次的紛爭透過相應層次的對話來處理。(毛里和子，
2006a)
資料來源：毛里和子，2007e：19
面對日中關係的分歧點，毛里提出日中關係的再建構，具體建議如下：關係 的理性化；領導者的定期交流；對不同層次的問題，開發不同的管道來解決；關 於歷史問題，可設置日中韓共同委員會，以長期的視野進行協議；日中(韓)在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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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災害預防與救助、教育等領域進行政府層級的合作；最後提出建立紛爭解決 的機制，強調構築「東亞共同體」多國體制之必要性。(毛里和子，2006a)毛里 本人也投入到加強日中兩國相互認識與對話的工作中，其中「21 世紀的亞洲研 究者論壇(日本中國特別論壇)」(21 世紀のアジアを考える日中研究者フォーラ ム)就是其具體實踐。此論壇自 2001 年 11 月起共舉辦 6 屆，由國際交流基金贊 助，每年的預算額為1000 萬日元，要求每年舉辦 2 次會議，希望透過提供學術 交流的平臺使中國的研究者能對日本有更深入的認識。(石之瑜等編，2011:322) 論壇組成成員由中國的國際政治與日本問題學者10 位，及日本的國際政治與中 國問題學者10 位所組成，毛里負責日本方面的統籌。雙方學者在「不代表國家，
站在自由的立場討論」達成共識。論壇為時3 年討論的共同成果集結於由毛里與 張蘊嶺共同編輯(2004)的《如何建構日中關係─邁向亞洲的共生與合作》(日中関 係をどう構築するか――アジアの共生と協力をめざして)一書，收錄天兒慧、
五百旗頭真、山本吉宣、王逸舟、楊伯江等日中學者對今後日中關係的見解。
除增進雙方的共同認識之外，毛里指出以1997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為契機，
中國認知到東亞各國的利益與安全是一體的，此後中國亞洲政策53以東亞為核心，
「回歸東亞」成為中國生存戰略的一環。(毛里和子，2004c:164)但與此相對，日 本不但缺乏明確的對中與亞洲戰略54，面對中國的亞洲戰略，日本反應遲鈍，一 直處於被動的追趕地位。(毛里和子，2004c、2006b)對此毛里認為日本必須正視 中國的崛起，並建立超越威脅/友好，競爭/夥伴等定型化的中國論述，構築日中 與東亞各國彼此迴避紛爭，立足於現實的共同體，上述的「現代亞洲學的創生」
53中國於90 年代後半開始推行地域外交，其中「東亞」為中國亞洲戰略的核心，這跟中國自身 的「大國」認識有密切關聯。但中國的地域主義外交對象是寬廣的亞洲，以自身為中心呈現放射 狀，東亞只是包含中國的眾多地域的其中之一，其他還有中亞與南亞國家的合作也正在進行。 (川 島真、毛里和子，2009)
54毛里以 2005 年日本前首相小泉在東亞高峰會的演說為例，其倡導的東亞共同體強調共同擁有 民主主義和自由以及人權等普遍價值，但部分東南亞國家是否希望接納民主主義，毛里對之抱持 疑問，其理念的有效性相當有限。(毛里和子，200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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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計畫即為毛里理念的核心。(毛里和子，2004c:165)
毛里提出東亞共同體作為日中兩國紛爭制度化的解答，但她同時也指出兩國 懷有東亞認同感並不一致。關於日中兩國亞洲意識的差異，毛里認為日本從戰前 脫亞入歐，到戰後脫亞入美，因而喪失了亞洲認同感。日人雖意識到自己身在亞 洲，但對自身是亞洲人的意識有限。對日本自身而言，亞洲是不確定的，自我認 同在亞洲(Asia)與亞洲─太平洋(Asia-Pacific)之間擺盪。而中國的亞洲意識（特別 是東亞意識），是最近才出現的現象。由於過去傳統中華的思考模式（朝貢體系）
與大陸國家的習性，中國仍將東亞各國視為自己的「周邊」，而非將亞洲視為一 個包含中國的區域。(毛里，2006)
總結毛里對日中關係的看法，其立足於現實面與實然面，偏重於政策建言 性質，第三節提出的東亞新地域主義即描繪了毛里對東亞秩序的理想。毛里認為
「東亞共同體」的創立雖有助於未來日中兩國關係的改善，將爭取國家利益的思 維轉變為爭取「地域利益」。但毛里也指出「東亞」對日本與對中國的意義是非 對稱性的。對政治非全球化的日本而言，東亞幾乎是日本唯一需處理的區域；但 對中國而言，東亞雖然重要，但也只是其周邊地域之一而已，而且仍有許多其他 問題阻礙著共同體的形成55。
第四節 小結
自 1980 年代末開始，經歷蘇聯的解體、冷戰的結束、社會主義的挫折到中 國的崛起等國際情勢的轉變，日本急需找到社會主義以外的途徑以解釋中國，在 此背景下，日本興起了亞洲思潮。此90 年代末興起的亞洲思潮不僅限於日本，
亞洲各國學者開始意識到西方中心理論的局限與對自我認識的扭曲，並開始探討 建立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可能性，各國學者皆指向了自身的歷史、哲學與傳統，
55 毛里認為主要的妨礙因素如下：(1)近代歷史問題造成的相互不信與猜疑；(2)近代東亞各國共 有的強烈民族主義，造成東亞的割裂；(3)此地域的國家，其經濟、政治、軍事或影響力有很明 顯的差距(非對稱性)(20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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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發展不同於當代主流的國際關係理論資源，因此可以說是以文明作為國際關 係理論的選項(石之瑜，2011)。此時代需求加上毛里的任職校早稻田大學為爭取 政府研究經費委託毛里提出研究計畫案，從而促成毛里式亞洲學的誕生。關於這 些背後的動因，毛里自承「所處的時代對研究者而言是至關重要、無法跨越的。
我認為，研究者本身已經融入了時代……，人們看似非常主動地從事研究活動，
實際上則為大環境所左右。」(石之瑜等編，2011:299-300)
因此在這些背景因素之下，毛里順勢提出亞洲學，但其也開拓出與其他日本 學者不同的方向。對照溝口雄三與濱下武志在亞洲的範疇裡消解、模糊中國；在 毛里式的亞洲學中，中國作為一個普通的大國，其形象反而鮮明具體起來。
由「現代亞洲學的創生」到「現代中國區域研究據點計畫」，可看出毛里嘗 試將中國研究放入亞洲框架的意圖。一方面強調「亞洲性」之存在與「亞洲模式」
帶給社會科學新理論之可能；另一方面肯定以此亞洲框架，特別是以「政府黨體 制」切入，去投射中國的現狀與未來。強調亞洲與中國是可相互映照的，如毛里 在前述民族問題研究中提出創造擁有複層結構的領域統合之機制，此建議在亞洲 學關於創造東亞共同體的方式時再度提出。此外承接毛里以往的認同/民族建構 論主張，毛里在亞洲學中也闡明東亞地域與東亞意識的「構築」，主張透過實踐
帶給社會科學新理論之可能；另一方面肯定以此亞洲框架，特別是以「政府黨體 制」切入，去投射中國的現狀與未來。強調亞洲與中國是可相互映照的，如毛里 在前述民族問題研究中提出創造擁有複層結構的領域統合之機制，此建議在亞洲 學關於創造東亞共同體的方式時再度提出。此外承接毛里以往的認同/民族建構 論主張，毛里在亞洲學中也闡明東亞地域與東亞意識的「構築」，主張透過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