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里和子的民族問題研究

壹、研究視角─周邊觀點

拉鐵摩爾這名字不斷出現在毛里的中國研究中，因此首先須探究對毛里而言 拉鐵摩爾的魅力為何？拉鐵摩爾的研究給毛里的中國研究帶給了怎麼樣的啟示 與影響？

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1900-1989)是美國研究中國邊疆問題的著名 學者。1901 年拉鐵摩爾隨父親至中國，1922 年他獲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獎金，

曾至中國新疆、內蒙古和東北及中亞地區等地考察，著有《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 (Inner Asian Frontier of China)》、《亞洲問題的解決(Solution in Asia)》、《亞洲 的樞紐：新疆及中俄亞洲腹地的邊疆(Pivot of Asia—Sinkiang and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and Russia)》等諸多著作。1933 年起，他擔任著名的《太平洋 事務(Pacific Affairs)》的主任編輯。1938 年起他執教於霍普金斯大學，1941 年由

30

羅斯福推薦任蔣介石的私人政治顧問。當冷戰開始後，他成為麥卡錫主義的迫害 對象，致使拉鐵摩爾在1963 年不得不離開美國，移居英國在里茲大學繼續他的 中國研究。

重視牧業社會的影響，將其納入中國史研究的整體範疇，是拉鐵摩爾中國邊 疆理論的一個重要特色。黃達遠指出，將拉鐵摩爾的著作與傳統著重於農業社會 的中國史研究相比較，可以看出兩個重大區別，一是重新定位影響中國歷史的地 理空間，將觀察中國的視野擴展到草原、沙漠、山地森林和綠洲，闡述遊牧民族 與漢地居民之間密不可分的歷史聯繫。二是拉鐵摩爾依據「華夷平等」的觀念，

將遊牧社會與農業社會置於同等的歷史話語中進行考察。(黃達遠，2011:34) 拉鐵摩爾關於中國邊疆問題探討的重大理論貢獻之一是認識到中國的統一 性來自農業社會與遊牧社會的互補共生關係。他將視野放大到遊牧社會與農業社 會之間的過渡地帶以及這一地帶如何成為中國歷史變革的動力源頭上。拉鐵摩爾 在《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中，將這些過渡地帶稱為「邊疆貯水池」( Reservoir)，

指出過渡地帶是農業文化和牧業(半牧業)文化互動的結果，亦即「中國」的形成 是一個互動過程。

他發現對漢族而言是邊緣的長城，對整個的亞洲內陸來說卻是一個中心。(黃 達遠，2011:36)而正是這些過渡地帶形成了「邊疆─民族」關係體的地域構成，

它既是農耕帝國從中心向外拓展的歷史結果，也是草原帝國對農耕文明持續性壓 力的地理表現。(張友庭，2010：221)

拉鐵摩爾在另一著作《中國簡明史(China, a short history)》中，在縱向時間 軸描述了地主─官僚─仕紳與農民間的對抗關係，在空間上則描繪了中國文化的 成長與中華民族擴張的動態過程。拉鐵摩爾指出，中國民族與其文化，有越過中 國國境往外部擴張的傾向，而要通曉中國歷史的重要關鍵即為掌握中國與它周邊

「夷狄」地區之間的勢力消長的狀況。

31

相較於同時代的漢學家，拉鐵摩爾採取的「夷夏互動」視角顯得與眾不同，

擺脫過往「華夷中心觀」思惟更是中國史研究的一大突破。這種由邊境接近核心 的研究視角與另一位美國漢學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觀察中國的視角大 相徑庭。費正清主張，中國對外關係是以中國為中心的、等級制的外交關係，所 包括的其他民族和國家可以分為三個大圈:第一個是漢字圈，由幾個最鄰近而文 化相同的屬國組成，如朝鮮、越南、琉球群島，日本也短期屬於這個漢字圈。第 二個是中亞圈，由內陸亞洲遊牧或半遊牧民族屬國和從屬部落構成，它們不僅在 民族和文化方面相異於中國，而且處於中國的文化區以外或邊緣。第三個是外圈，

一般由「外夷」組成，如東南亞、日本以及歐洲等。相對於費正清主張中亞圈與 中國處於一種競爭狀態，拉鐵摩爾則特別強調遊牧社會與農業社會間的互補共生 的歷史關係。(黃達遠，2011:38)

毛里在各種研究著作中，經常提及拉鐵摩爾，她直言非常喜歡拉鐵摩爾，特 別是拉鐵摩爾那不循規蹈矩的性格。毛里也比較過拉鐵摩爾與費正清的學術生涯，

指出費正清是在哈佛大學任教的正統派學者；相對的，拉鐵摩爾則未受過正規的 大學教育，而是透過1920年代時行走於中國、蒙古與突厥斯坦區域的貿易經驗，

以親身經歷作為研究歷史學與區域學的基礎。(毛里和子，2002:269)此外，相對 於正統派的費正清以權力、儒學與官僚制研究中國，拉鐵摩爾採取由邊境接近核 心的研究視角，以時間上地主/農民間的對抗關係與空間上文化勢力圈為基礎，

試圖掌握政治‧文化的中華思想對外擴張的動態過程。(毛里和子，2002b，195) 在此拉鐵摩爾帶有反學術權威的形象，特別是規避現代主義的態度與反教條主義，

重視現實的思考方式，對毛里而言是非常有魅力的。

但毛里說明，她強調周邊視角的重要性並不意味著無視中心的角色，指出雖 然拉鐵摩爾在早期作品中，有過於放大邊境因素在中國史作用的傾向，但他透過 納入階級抗爭關係等分析要素，有意識地在邊境與中心取得平衡。(毛里和子，

1979:98)但現今較年輕的邊境研究者則出現了「甜甜圈現象」。舉例而言，當今

32

中共的一黨體制下的政治制度之內涵為何，會如何走向民主化，這些問題都是正 統中國研究中應當關心的議題，但是新一輩的研究者們對此卻興趣缺缺。他們感 興趣的是像西藏為何會強力反抗北京政府，或是北京文化與西藏文化間有什麼本 質上的差異，其他台灣與蒙古的相關研究也有類似情況存在。毛里指出，無視中 心而只專注在周邊的結果就會變得像甜甜圈一樣，她理想的邊境研究是站在周邊 的立場注視中心。(毛里和子，2002:272)由此可看出毛里的邊境研究帶有強烈的 目的性，雖強調周邊觀點，但最終關心的仍是中心的內實。

貳、中共民族政策研究─民族創造機制

毛里在1998年的《周縁からの中国》一書中，首先回顧清朝後期與中華民國 時期的民族政策，毛里指出此時中國中央政府的邊境、民族政策特徵為，由帝國

「寬鬆的支配」轉向至均質的國民統合；與導入省制，進行邊境的內地化。在分 析清廷與中華民國政府對新疆、內外蒙古與西藏之政策後，毛里提出下列結論。

清廷的邊境政策雖為文化的一元主義，但由於帝國的寬容性與其統治能力的制約，

實際上具有相當的開放性與多元性。至民國時期，以日中戰爭為契機，「中華民 族論」等民族主義高揚，成為一元化現代國民國家的傾向增強，以內蒙古的內地 化政策為首，開始加強對邊境的統治。但國民政府雖有邊境政策，但缺乏民族‧

宗教政策。在1949年後，中國共產黨繼承國民政府尚未完成的現代國民國家化之 課題。

中國共產黨至1930 年代，仍承認民族自決權與分離權以及構想採行聯邦制，

但受中日戰爭的影響，轉向統合國家的構想，採用區域自治制度。相對於國民政 府，中共採取將邊境的居民視為民族‧宗教的少數者此新方式，並賦予他們民族 地位，並透過此方式使他們有了成為國民的認知。由此理解角度出發，毛里歸納 出中共的民族政策的三個基本目標：統合國家領域、邊境的對外安全保障、形塑 擁有忠誠心的均質人民；與三個基本政策：民族間政治與經濟的平等、地區自治

33

政策、與民族‧宗教領袖的統一戰線戰略。根據毛里的觀察，數十年來中共對民 族問題的基本目標大致上無太大變化；在政策層次方面，除了在文革時期，民族 問題全被視為階級問題，並進行毛主義所主張的「諸民族的融合」措施，實際上 就是漢族往少數民族地區大量移民的「漢化」政策，造成民族工作停頓之外，其 他時期的政策原則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有在政策執行上有穩步與急進的區別。(毛 里和子，2001a:18)

由上述中共的民族政策的目標與內容可得知，中國少數民族區域自治的目的 雖名為保護少數民族的利益，但實際上民族利益是被規範在統一國家、社會主義 路線與黨的指導此強力框架中。特別是1959 至 1962 年的中印紛爭與 60 年代後 的中蘇對立，中國少數民族問題與國家安全議題相連結，使得民族政策完全服膺 於國家目標。(毛里和子，1987:466,485)

毛里指出中共民族政策最大的特徵為民族識別工作（辨明民族之來源與民族 之名稱），此種「民族創造之機制」，顯示出中國的民族並非是客觀先驗之存在，

而是歷史‧流動的，可塑且被創造的存在。而在探討中共民族識別政策內涵之前，

須先檢視中共的民族理論與民族判別的標準，以回答是誰掌握了民族定義權、以 及區分各個民族的目的為何等問題。

根據毛里的觀察，社會主義中國對民族的定義，數十年來表面上雖以史達林

的定義²⁹為基礎，但實際上中國的「民族」與史達林的定義相去甚遠。中國對該 定義的詮釋如下，(1)地域雖然是民族形成的基礎，但即使是散居在不同區域，

也並不意味著共同體的分裂；(2)語言是民族識別的一個主要根據，沒有共同的 語言就不能被稱為民族共同體；(3)經濟生活雖然是民族的特徵之一，但過去經 濟中心有可能多民族互相共通；(4)文化心理要素是民族識別工作中最重要的基

29史達林對民族的定義「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

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共同體」。(史達林，1953:294)

34

準。因此史達林對民族定義的四個要素在中國的應用上都顯得曖昧不清，如回族，

由於長期的雜居與同化，在人種上與漢族相近外，也沒有獨自的居住地區、經濟

由於長期的雜居與同化，在人種上與漢族相近外，也沒有獨自的居住地區、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