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的問題意識在於標示出毛里和子在日本中國研究的學術定位，並探討 其研究在日本的中國學術社群之互動關係。透過檢閱毛里的學思歷程可發現，雖 然在學生時代，由於當時中國具備的特殊性與神祕性使毛里產生深入認識中國的 興趣，但由於受到在國問研的訓練影響，毛里雖出身於歷史學系，但其中國研究 不帶有東洋學的色彩，而是強調社會科學的理論意識。
圖
4 毛里和子研究主題歷程圖
資料來源：根據附錄2 整理57
毛里的中國研究受到拉鐵摩爾相當大的啟發，其主張的周邊至中心視角貫徹 了其民族研究，此周邊視角若干反映了當時毛里的學術位置。但整理毛里的研究 經歷後，可觀察到毛里在學術界從邊緣到漸往核心趨近的軌跡，特別是從與學會 無緣的身分到擔任現代中國學會的理事長，以及在文部省重點領域研究「現代中 國的構造變動」，統籌近70 位學者執行研究計畫，之後並在文部科學省 21 世紀 COE「現代亞洲學的創生」，此超過三億日圓的五年大型研究計畫擔任據點領導。
此外，在第三章、第四章與第五章分別檢視毛里的中國民族研究、政治研究與亞
57 以發表相關主題的期刊文章之時間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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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學的內涵，可觀察到毛里研究課題的取材深受時事因素影響(參見圖 4)，其研 究基本上不脫離日本中國研究界的潮流，若干反映出時代需求與國際情勢變化。
同時毛里強調的社會科學理論意識與其綜觀性的視野貫徹其研究，從功能主義的 強調到提出中國研究的八個途徑與四個模式，最後進入強調學科整合的東亞地域 研究，毛里揚棄中國特殊論，不斷試圖透過社會科學理論，特別是比較研究以對 象化中國，其參照系並隨著社會主義思潮的衰退，由蘇聯與東歐前共產國家轉移 至東亞國家，提出亞洲性的存在，並將中國納入亞洲的範疇裡。且在毛里的認同 /民族/亞洲意識建構論述的過程中，其實踐性開始浮現，特別是其對日中關係的 見解與亞洲學的提出，揭示出日本學界一直在探討如何面對崛起的中國之道路。
毛里的中國研究也彰顯了其現代主義者色彩，特別是其研究帶有發展史觀、
強調實證研究、反對文化特殊論等特質，其發展論與認同普遍價值的結合，體現 在毛里對中國民主發展的期待，認為構造變動的結果最終會往民主化道路前進。
另一方面，此現代主義特質也使毛里與日本過去研究中國的主流學界(文史學科) 間有觀點上的分歧。毛里在大學時期雖專攻歷史學，但她自承無法消除對歷史學 本身的懷疑，特別是解釋學的運用。毛里指出即使資料蒐集再完善，所能獲得的 真相也僅為冰山一角，或許會有更多無法證實，或是應發生但未發生之事，但解 釋分析無法處理此部分。在「現代中國的構造變動」的小組討論會議上，毛里希 望歷史小組能夠展開以現在的眼光重新構築歷史的工作，但此研究方式無法被歷 史學者所接受。對此毛里表示「從這一意義上講，我對中國政治的分析受到了較 多的批評，但我堅持認為以這一方法進行分析，將能夠使中國相對化。基於這一 想法，與其和專門研究中國的人交往，不如與其他的政治學及國際關係學的研究 者接觸會更有意思。」(石之瑜等編，2011:305)
其他日本中國研究者對毛里的中國研究之批評主要集中於其現代主義伴隨 之的西方式發展觀與研究預設之目的性。除第一章介紹過竹內實對毛里的評價外，
村田雄二郎與新免康在毛里的《周縁からの中国》之書評中相繼指出，毛里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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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並沒有真正的「脫中心化」，而是承繼現有概念(如國家、國民、主權)並預設 國民統合的目標。新免康更直指毛里研究的目的性，指出毛里在書中整理之歷史 敘述並非源自對事件發展過程之關注，而是為深入理解現今的民族問題，再去挖 掘特定相關之史料。(村田雄二郎，1999、新免康，1999)而加加美光行如此評論 毛里的《現代中國政治》，「可是他(毛里)自己認為自己採用一種客觀態度，可 是他的結論是『中國獨裁，沒有三權分立。』」，「他(毛里)的想法是最後經過 什麼樣的路徑能夠實現三權分立，那就他的想法是三權分立是最好的東西的價值 觀，並且目的是怎樣實現三權分立，這個有一種主觀的態度……，可是他沒有意 識到這一點」。(陳綺齡、邵軒磊，2011:143)
由上述評論反映了非國際政治學門58之中國研究者對毛里研究的看法，此在 日本中國研究系譜上的意義為何，在此即以加加美光行的研究作為對照。以雙方 皆進行過的中國民族問題研究為例，毛里提出以「周邊」往「中心」照射，透過 研究中共的少數民族照射出中央政府的政治內實「一元政治體制與強力的集權系 統」，也是中央與邊境民族衝突之根源。而加加美提出「鏡子」的研究方式，利 用少數民族來看中國，相反地也用中國來看少數民族問題，兩者做為鏡子相互對 照。藉由研究中國中的少數民族，定義出「做為國家的中國」是什麼？少數民族 受國家所管轄，但也反過來決定出國家的實踐權力到哪裡？加加美認為，從少數 人的視角來看一個國家，能看出該國家的特殊性，也更能理解其多元性。(陳綺 齡、邵軒磊，2011) 對照雙方之研究後可發現，雖毛里與加加美都採取以少數民 族觀察中心之研究視角，但在加加美的研究裡，周邊與中心是互動的，相互參照 之關係；而在毛里的研究中，周邊是照射出中心實像之「道具」。
此外加加美同樣將此「鏡子」理論運用至日中關係研究與相互認識。加加美 肯定竹內好「在現在的日本中看現代中國」，反過來也就是強調「在現代的中國
58 竹內實、村田雄二郎、新兔康與加加美光行分為中國文學、中國哲學、東洋史學、現代政治 思想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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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看現在的日本」的方法論，提出「鏡中的日本與中國」的視角，用中國的鏡子 照日本（即中國裡有一個日本）、用日本的鏡子照中國（即日本裡有一個中國）。 (陳綺齡、邵軒磊，2011)但毛里並不走此途徑而是運用區域研究方法以對象化中 國，自過去日中兩國間彼此相互抵抗與掙扎的螺旋解放，展現日本的新中國觀。
此差異體現在雙方對方法論主張的不同。毛里與加加美同樣對歐美中心式的區域 研究進行反思，但雙方在方法論的選擇上走向不同的道路。在方法上，加加美提 倡以國別學前提的「共同行動論」，試圖建立國別學的「中國學」，來取代當前區 域研究中的中國研究。而毛里則試圖創設新式的區域研究─由他者研究轉變為自 者研究，強調「亞洲性」的價值，建構出能適用於東亞的區域研究理論，並將中 國研究納入亞洲學的框架之下。
毛里分別在2010 年與 2011 年獲得由中國國務院新聞辦事處指導的世界中 國學論壇頒發之「中國學研究貢獻獎」，及日本文部科學省頒發之「文化功勞者」
59，此象徵了毛里的研究成果同時受到日中兩國政府的肯定，這是相當罕見的。
毛里曾自承由於曾「擔任過幾個大型研究項目代表的經驗，對文部省及學術振興 會有著一定的影響力」(石之瑜等編，2011:328)，此間研究者與政府的互動關係 值得關注。關於毛里提出「現代亞洲學的創生」之背景，本文第五章整理出時代 需求、任職學校要求與條件限制，及中國研究中亞洲參照系的浮現等三點社會環 境因素，在這些背景因素下，毛里推動了亞洲學的研究。但即使最初與亞洲學的 相遇是被環境所左右，並不意味著研究者自身的能動性消失，探討毛里推動亞洲 學的前後過程，發現毛里最初雖不信任政治文化研究途徑(石之瑜等編，2011:336)，
也不認同亞洲價值的存在(竹内実、毛里和子，2001:80)。但毛里在執行亞洲學計 畫時，指出不存在無法支撐虛構的現實，即使一開始雖為虛構，但透過實踐即可
59過去中國政治、東洋史學門獲得此獎的有津田左右吉、吉川幸次郎、宮崎市定、石川忠雄、斯 波義信等。而過去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女性學者獲得此獎的只有中根千枝、緒方貞子二人。(日 本現代中国学会ニューズレター，第3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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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真實。此間的轉變可發現毛里自我說服的過程，雖然與亞洲學的遭遇為偶然，
但在實踐過程中亞洲就變成其自身的理想。
整體而論，毛里的中國研究從少數民族政策至整體分析中國政治，最後拓 展至新亞洲學與西方的區域研究作對話，可發現其研究層次不斷上升，也可觀察 到毛里逐漸趨近學術主流的軌跡。同時日本的中國研究也在進行轉型，漸漸從過 去的國別學研究，強調中國就是中國，有其特殊性，轉變為以區域研究為主，將 中國放置在亞洲的範疇裡，降低了日本單獨面對中國時中國所具有的特殊性與神 聖性，而毛里和子即在這個轉換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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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一、 英文部分
Tomoyuki Kojima ，p132-146“Studies of Chinese Politics in Japan”，Ash Robert, David Shambaugh, and Seiichiro Takagi.2007.China Watching: Perspectives from
Europe,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Routledge.
二、中文部分
王勇，2005，〈『東亞共同體』地區與國家的觀點〉，《外交評論》，83，頁 19~29。
石之瑜，2003，《社會科學方法新論》，台北：五南。
石之瑜，2006，〈回到亞洲？─日本認識中國崛起的思想基礎〉，《世界經濟與政 治》，2006(4)，頁 27-34。
石之瑜，2011，〈文明與國際關係理論：亞洲學派的不／可行性〉，包宗和主編，
《國際關係理論》，台北：五南出版社，頁331-357。
石之瑜、何培忠、平野健一郎、土田哲夫、村田雄二郎編，2011，《戰後日本的 中國研究 : 口述知識史》，台北：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
石之瑜、何培忠、平野健一郎、土田哲夫、村田雄二郎編，2011，《戰後日本的 中國研究 : 口述知識史》，台北：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