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四節 文獻檢閱
及區域化的東亞而言，區域與自身的境界漸漸不明確，過去以中心與疆界固定為 前提的網絡(network)分析法完全無法掌握，故開發出新的區域系統分析成為新的 重要課題。於是新亞洲學的出發點為：(1)在進入 21 世紀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亞 洲諸國開始自發的欲求亞細亞作為一個全體性區域，因此需要開發分析「一體的 亞洲」的學問。(2)不採取「他者研究」方式，不清楚劃分研究側與被研究側，
而是採取「自者研究」立場。(3)亞洲成員有共同的歷史、目標與課題10(毛里和 子，2007a：41-51)。這種強調自者研究的新亞洲學，引導研究者在情感上與研 究對象之間形成聯繫，與區域研究要求情感中立頗為不同。
本文將觀察毛里在重要事件時的立場，她自認所進行的研究對「當時」日本 有何意義，在重要論爭時的介入角度，參與重要學會與當時主要研究取向的互動，
以及她在方法論與研究視角上的轉變，並藉由訪談來印證本文建立的架構。因此 將透過作為研究方法的系譜學，在縱向上觀察她師承何種思想，在橫向上與誰對 話，是否有過論爭。即為整理出她學術經歷的共時性與歷史性，觀察社會環境如 何影響她的研究，而她的研究又對中國研究社群產生何種影響。本文即希望透過 分析毛里和子研究，梳理出她在日本中國學系譜的定位以及其背後的社會環境因 素對她研究的影響。
第四節、 文獻檢閱
壹、學者生平
毛里和子出生於 1940 年，由於父親為台灣帝國大學的老師，在 6、7 歲以前 曾在台灣生活。1958 年毛里進御茶水女子大學就讀，一開始想進法學部，但由 於父母的反對，所以只好選擇歷史學為主修。她於訪談11中自承，由於1956 至
10 對抗歐美或是被歐美支配的歷史、追趕歐美、脫離後進的目標、利用民族與區域主義對應全 球化的影響。
11 2008 年 4 月 18、23 日由川島真對毛里和子進行的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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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的中國對日本而言是非常新穎特別的存在，因此對中國近代史產生興趣。
在毛里的大學階段適逢日本學生運動與反美鬥爭興盛的時期，青年時期的毛里也 投身運動之中。在大學期間，毛里擔任生協設立委員會(全國大學協同生活組合 連合會)的準備委員長，也參與了安保鬥爭12，毛里認為安保鬥爭讓他學習到不少 實踐政治學的經驗13。
毛里自大學畢業後至 1987 年於國問研就職，一開始擔任編集中國關係資料 集的助手，其間在1965 年獲得東京都立大學人文科學碩士學位，後來升為主任 研究員。從1981 至 1983 年，毛里在上海日本國總領事館擔任専門調査員，當時 的研究主題為中國勞工的勞動力與失業問題，毛里認為當時現地研究的經驗帶給 她在中國研究上很大的突破。在1986 至 1989 年期間，毛里參加了日本綜合研究 開發機構的調查計畫，與中國學者費孝通合作，在江蘇等地進行了小城鎮建設的 調查。1987 年她到靜岡縣立大學的國際關係學部擔任教職，在 1994 年轉任至橫 濱市立大學的國際文化學部，後在1999 年轉任至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當 時早稻田的政治經濟學部並沒有專任的現代中國政治研究者，但當毛里轉任至早 稻田後，早稻田的政經學部與政治學研究科，一躍成為日本現代中國研究的中心 (平野健一郎，2007：23)。之後毛里於 2002 年創立了早稻田大學的現代亞洲學 研究院，並決定在2004 年獲得早稻田大學的政治學博士學位。
貳、著作檢閱
毛里雖為史學出身，但在研究方法上受到國問研訓練的影響較深，認為中國
12所謂的安保鬥爭，指的是日本社會在戰後的大規模反戰群眾運動，起因為1960 年 1 月 19 日岸 信介前往美國簽訂安保條約。新的「日美相互協力及安全保障條約」與舊「日美安全保障條約」
相比，雖增強了日美關係的對等性，但新條約的適用區域問題擴大了日本捲入戰爭的危 險性。自日美開始修約談判起，日本國民就掀起了戰後最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即安保鬥 爭，此也被視為日本革新(左派)與保守(右派)兩派的大鬥爭。
13毛里認為安保鬥爭世代可分為三個類型：1.共產黨；2.激進左派；3.民主派。自承以現在的眼 光來看，自己當時的立場於激進左派與民主派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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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應將中國對象化並還原為社會科學，中國式的體制也應該對象化為政治學的 一部份。並認為現代史的問題只能用社會科學的方式解明，而歷史學無法解決。
觀察毛里的研究與著作，可發現其中研究主題相當廣泛，從中國政治體制、民族 政策、中蘇關係、日中關係到亞洲學研究都有相當的研究成果。大體而言這些研 究議題的轉變，是從中國的內部研究到日中關係，發展至現代亞洲學與東亞共同 體研究。
在國問研擔任研究員時期，毛里主要是負責中國共產黨史資料研究，但他並 不只關注於當時中國政治研究的主流議題，也關注了中國的邊境以及當地的少數 民族、蒙古、中蘇關係等當時並非主流議題。毛里最初發表的研究成果為1989 年出版的《中囯とソ連》，之後他以周邊照射中心的中國政治論進行中國研究。
毛里的主要著作《周縁からの中国》於1998 年出版，以及 1993 年出版的《現代 中国政治》(2004 年改版)，此兩本著作強調客觀性並透過社會科學理論以對象化 中國，確立了毛里在現代中國政治研究的地位。而在1996 至 1998 年進行的「現 代中国の構造變動」大型研究計畫，毛里作為總括負責人，當時他統率研究組織 的優異手腕，更加確立其在學界的地位(平野健一郎，2007：23-26)。
毛里主要著作《現代中國政治》此書，代表著日本新中國觀的展現與現代中 國學的確立。對毛里而言，從她這個世代開始是與中國沒有因緣的世代14，並開 始與傳統日本東洋學斷絕。透過將中國對象化，日本已可從自身認同中，將中國 解放出來。此書採用比較政治學的研究方法，希望現代中國研究能與其他領域研 究者對話。毛里在一次訪談中指出，美國對中國的研究是從美國式民主主義與市 場經濟的角度觀察中國，缺乏客觀性(何培忠，2004a：59)。類似的評論也可在 此書中看到，毛里指出民主主義的陷阱─「西方定義下的民主主義」測量方式是 有風險的，可能造成錯誤認識。市場化與民主化是西方價值與目標，但對中國而 言這並不是自明的道理，故其發展過程也不需要一樣。在包括中國的東亞比較政
14 此指對中國幾乎沒有抱持侵略或根深的日中文化(如同文同種)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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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中，如果以歐美民主主義為測量基準，將造成東亞政治分析中，將國家貼上「無 自由的民主主義」、「準民主主義」或是「有缺陷的民主主義」的標籤。毛里認為 民主主義是普遍的理念，但是民主主義的制度與體制可有不同的具體形式。
毛里的另一本重要著作《周縁からの中国》，同時為她的博士論文，是第一 本對現代中國的民族與民族問題進行一個全體、體系性考察的著作。過去的研究 多為以文化人類學對各個少數民族進行研究，而此書對中央政府的民族政策之內 容與變化、及其與少數民族之關係多所著墨，並加入國際關係視角及體系性的研 究。特別是對從清朝後期開始，經歷中華民國到現代中國的邊境政策與民族政策 進行體系性的敘述與分析。其研究方法以區域研究為主，加入歷史學、政治學、
國際關係學，並強調從「周緣」到「中心」的照射視角。書中指出民族(nation、
ethnic group)是歷史流動的存在，且在中國此一傾向特別強。她主張民族是可被 人為形成的，對中國而言民族不是客觀的存在，是可塑造的，是由上而下的「國 民形成」。她指出，在「民族平等」的口號下，沒有考慮各民族間的巨大差異，
使得像蒙古和只有數千人的西南少數民族是同等對待，這是造成中國民族問題的 根源之一。加上經濟市場化後，少數民族受「漢化」引起了自身民族生存與認同 的危機感，因此中國的少數民族問題與人權或民主並無直接關連。
於 2000 年前後，毛里漸漸把目光轉到日中關係上，此與當時日中關係結構 性問題的浮現有很大的關連，特別是2005 年春天反日運動的爆發，更是促成毛 里寫下《日中関係――戦後から新時代へ》此書，進行對日中關係的反省。書中 指出，1972 年日中國交正常化的決策過程遺留下許多問題至今仍無法解決。此 書也比較了兩國亞洲意識的差異，毛里認為日本從戰前脫亞入歐，到戰後脫亞入 美，因而喪失了亞洲認同感。日人雖意識到自己身在亞洲，但對自身是亞洲人的 意識有限。而中國的亞洲意識(特別是東亞意識)，是最近才出現的現象。由於過 去傳統中華的思考模式(朝貢體系)與大陸國家的習性，中國仍將東亞各國視為自 己的「周邊」，而非將亞洲視為一個包含中國的區域。毛里認為未來日中兩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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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改善的方式，癥結在於將爭取國家利益的思維轉變為爭取「區域利益」，因此
「東亞共同體」的創立有其必要性。但毛里也指出「東亞」對日本與對中國的意 義是非對稱性的。對政治非全球化的日本而言，東亞幾乎是日本唯一需處理的區 域；但對中國而言，東亞雖然重要，但也只是其周邊地域之一而已，而且仍有許 多其他問題阻礙著共同體的形成15(毛里和子，2004b：233)。
毛里於 2002 年創建早稻田大學的現代亞洲學研究院，同年 11 月擔任研究據 點領導，開始發展21 世紀 COE「現代アジア学の創生」的研究案，目標為超越
毛里於 2002 年創建早稻田大學的現代亞洲學研究院，同年 11 月擔任研究據 點領導，開始發展21 世紀 COE「現代アジア学の創生」的研究案，目標為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