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毛里和子的學思背景
第三節 由對象化中國到自者研究的轉變
毛里大學時代雖為歷史學出身，但在研究方法上受到國問研訓練的影響較深，
也就是以現實資料為主。她認為中國研究應將中國對象化並還原為社會科學，中 國式的體制也應該對象化為政治學的一部份。並認為現代史的問題只能用社會科 學的方式解明，而歷史學無法解決。由於國問研所屬於外務省的機構背景，其研 究員算是廣義之公務員，因此毛里選擇就職研究所時被要求不得涉入政治。
在此可觀察到毛里所在研究機構的屬性若干反映到她的研究方法與取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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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中國研究學界，主要的學會、研究機構有1946 年成立的中國研究所、1951 年成立的日本現代中國學會、1953 年成立的亞細亞政經協會、1958 年成立的亞 經研與1960 年成立的國問研。其中由通產省設立的亞經研以及外務省所轄國問 研，兩者都是日本政府成立之「政策智庫型」研究機關，特色是官方作為主導機 關以及美式的區域研究途徑對其成立產生了影響。(邵軒磊，2009:95)此外，亞細 亞政經學會主要以區域比較研究為研究途徑，並與日本政府關係良好，學會成立 之初受日本政府的經費補助，且許多外務官僚也參與學會活動。(郭永興，2004:65) 相較之下，中國研究所與日本現代中國學會則有濃厚的左派傾向，兩機構的 成員重疊性很高，也都與中國共產黨保持良好的關係。(郭永興，2004:65)如在1951 年，日本維持與中華民國外交關係的同時，日本現代中國學會將「中國」一詞定 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學會通過決議，決定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接觸，此 決議反映了該學會鮮明的政治立場。(Tomoyuki Kojima,2007:133)
日本的中國研究中這種政治取向反映在文革時期學術社群間的激烈對立。當 時的中國研究學者區分成左派與非左派。左派學者多為中國研究所與日本現代中 國學會的成員，他們讚美文革，且將中國官方提供的資料，直接發表在中國研究 所的期刊。這些左派學者反對和美國學者合作，也抗拒美國提供的研究經費與美 式區域研究方法。而非左派學者，則在亞細亞政經學會或亞經研的期刊上發表研 究。在60年代的政治風暴中，亞經研甚至不招募所外的中國專家，以免將政治風 暴帶入所內。(郭永興，2004:66) 毛里表示文革期間相對於其他研究所內部發生 激烈鬥爭，國問研則比較平靜，秩序良好。此外，與大學時期參與安保鬥爭時相 比，毛里在進入國問研工作後，也跟1968、69年在日本各大學開始的以意識形態 為主的鬥爭浪潮，特別是「全學共鬥會議」推行的學生運動拉開距離。(石之瑜 等編，2011:299)
國問研的官方機構屬性加上毛里本身由於世代因素，與中國沒有所謂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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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使毛里的中國研究得以與中國保持了一定距離，是一種日本國內不同年代 的全新中國觀，而體現此種中國觀的作品為1993 年出版的《現代中國政治》，
此書代表著日本新中國觀的展現與現代中國學的確立。對毛里而言，從她這個世 代開始是與中國沒有因緣的世代23，並開始與傳統日本東洋學斷絕。透過將中國 對象化，日本已可從自身認同中，將中國解放出來。
這種從世界及國際政治的視角，將中國及中國外交相對化，回歸至社會科學 之研究觀，毛里指出這些認識特別受到林德貝克著作的影響。林德貝克（John M.
H. Lindbeck）編輯的《中國：革命社會的管理》（China: Management of a
Revolutionary Society），帶給她很大的震撼，尤其感受到它與日本的中國研究不
同。讀這些論文時得知24，僅對中國發生的事情進行「說明」不是中國研究，必 須進行「分析」，此時就需要分析工具。而毛里實施此研究方法的第一個應用例 為衛藤瀋吉主持的「現代中國的結構分析」計畫25。此計畫應用「功能主義分析 方法」來研究，使得中國由原來的某種浪漫或憧憬的對象，轉變成分析對象26。 此計畫先後邀請了政治、外交、經濟領域的研究者加入，包括岡部達味、德田敦 與中島嶺雄等知名中國研究學者。
2001 年發生的 911 事件以及之後美國的回應方式，是造成毛里創立現代亞 洲學的契機之一。由於過去日本區域研究，多以美國對非西歐世界的戰略利益為 研究出發點，完全缺乏對他者的理解或與他者共存的認識，幾乎是以推廣自身的 國家戰略以及美國文明觀為目的。以致目前所使用的傳統政治學、經濟學、社會 學、人類學、生態學理論，事實上為「歐洲學」，從而產生了學科中視東方為異 類，有待改造的所謂「東方主義」化的疑惑。因此，與歐美視點相對化便成為現 代亞洲學的主要課題，主張「透過累積亞洲內部的觀察，開發出『不斷生成亞洲』
23 此指對中國幾乎沒有抱持侵略或根深的日中文化(如同文同種)的心態。
24如奧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賽爾登(Mark Selden)、白魯恂(Lucian W. Pye)等知名中國研究 者。
25 計畫成果於 1982 年由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出版─《現代中国政治の構造》。
26 2012 年 7 月 27 日在台灣大學的「中國研究的口述知識史工作坊─東南亞與日本」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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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部方法論。（堀內賢志，2007：90-91）。這也就是進行非他者研究的社會科 學研究，毛里嘗試以自者研究的立場，開發出從亞洲中探索亞洲的途徑
(approach)。
第四節 小結
本章的目的在討論毛里的生平背景與學思歷程對她中國研究產生的影響。首 先，由上述整理可得知，毛里對中國研究產生興趣的契機為被中國的特殊性與神 秘性吸引，本身跟中國並無特殊因緣，而得以與中國保持一定的距離。另一方面，
毛里的中國研究與她的學思歷程有很大的關係，無論是研究課題或研究方法都深 受國問研時期的經歷影響。這些因素的交織，使毛里的中國研究得以對象化中國，
並無過去日本中國研究具有的內省性特質，或稱為反省意識。(Ash Robert, David Shambaugh, and Seiichiro Takagi,2007:132)
晚近毛里開始對區域研究方法進行方法論上的反省，此時她的研究特色為，
強調學科整合，綜合各種社會科學理論進行研究，而不試圖找出「全體理論」； 以及以東亞模式貫穿研究主題，強調要建立亞洲視點，而非完全接受歐美視點。
毛里所開展的中國研究為日本學界開啟了新的研究視角，並進而擴展到亞洲研究，
在當今日本學界仍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力。毛里的中國研究往亞洲學拓展的過程以 及她對方法論的反省，將在後三章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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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從周邊看中國─
中國的民族問題
中國民族問題作為毛里長期以來關注的對象，本章將整理毛里橫跨近25年的 民族相關研究並與過去美日學界的相關研究成果相互對照。目標是透過檢視毛里 的研究途徑與她的民族觀，總結毛里的特殊論點，並探討民族研究在毛里學術生 涯的重要性及對她之後研究所造成的影響。
第一節 日本學界的民族研究發展
日本對中國少數民族的研究，與日本國內政經形勢的變化與日中關係的狀態 有密切相關。
戰前日本對中國的調查和研究，與日本政府推行的殖民主義與東洋史學息息 相關，特別是經過日清、日俄戰爭後日本的勢力範圍漸漸從朝鮮向中國東三省、
蒙古滲透，與此相應，日本學界的研究範圍也從朝鮮隨之向中國東北、蒙古擴大。
東洋史學創立者白鳥庫吉在1908 年向滿鐵總裁後藤新平建議成立「滿鮮歷史地 理調查部」，奠定了日本在中國現地調查與研究的基礎，而1911 年起發行的《東 洋學報》是日本學界「調查報告」傳統的源頭。此時的東洋學研究也建立了實證 調查系譜，具體成果有滿鐵東京支社中的學術調查部對於滿州與朝鮮作的歷史地 理調查和「滿洲舊慣調查1914-15」，及 1939-44 年由滿鐵調查部、東亞研究所、
東京帝國大學、京都帝國大學共同執行的「中國慣行調查」等。(邵軒磊，2012:19) 此時東洋學的目標是研究東洋(特別是中國)全部的社會文化現象與綜合文化研 究，不只對於古代或近代，甚至表面的現象與時事解說都可以納入。以滿鐵、東 亞研究所為核心的研究機構，是當時的東洋史學者主要就職之處。(邵軒磊，
2012:19)而日本在戰前，即透過這些機構對中國東三省的諸民族實施了調查與研 究，其主要目的是為殖民政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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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日本對中國民族的調查與研究，受當時條件的限制，兩國交流斷絕，無 法至中國進行田野調查，多依賴文獻進行研究。此時期日本學者對中國少數民族 的研究有以下特點，(1) 研究重心由東北轉移至華南(金少萍，1999:69)；(2)日本 民族學透過恢復重建調整階段，由為殖民主義服務中解放，擺脫以落後民族為對 象的研究；(3)研究方法以文獻研究為主，具體表現為對戰前和戰時的大量資料 與論著進行分類整理：(4) 研究內容以歷史學、語言學和文學類研究為主。(崔蓮，
2003:37)
總而言之，這個時期日本對中國少數民族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總體來 說研究基本上是分散進行，研究範圍較狹窄。1980 年以前，在日本論述中國少 數民族的專著甚少，主要代表作為村松一彌(1973)的《中国の少数民族: その歴 史と文化および現況》一書，作者在當時資訊封閉的情況下，盡可能收集到完整 資料，對中國54 個少數民族的歷史、文化、語言等進行了概述。這是日本第一 本對中國少數民族進行全面概述的著作。(崔蓮，2001:53)
這種封閉的情況在1970年代後發生改變，中國結束文革，推行改革開放政策，
加上中日兩國簽署了《聯合聲明》，實現兩國關係的正常化，兩國重啟學術交流。
1979年受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邀請，日本民族學者代表團27在戰後首次正式訪問中 國，打開了中日學術交流的開端，此後，日本對中國少數民族的研究進入新的階
1979年受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邀請，日本民族學者代表團27在戰後首次正式訪問中 國，打開了中日學術交流的開端，此後，日本對中國少數民族的研究進入新的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