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調和論的嘗試─現代中國政治
第一節 理論化的嘗試、宏觀性的探索
毛里的代表作之一的《現代中國政治》(1993 年初版、2004 年改版、2012
年再改版)，對中國共產黨與國家間的權力關係進行全面性的研究，此書雖為概 論性質，但其蘊含的社會科學理論意識，確立了毛里在現代中國政治研究的地位
36。對毛里而言，從她這個世代開始是與中國沒有因緣的世代，並開始與傳統日 本東洋學斷絕。此書透過將中國對象化，使日本可從自身認同中，將中國解放出 來，代表著日本新中國觀的展現與現代中國學的確立。
壹、現代中國的研究途徑
《現代中國政治》採用比較政治學的研究方法，希望現代中國研究能與其他 領域研究者對話，並指出在實現經濟成長的時期，一定程度地犧牲政治的民主化，
這在過去已有很多事例，如戰前日本、戰後的韓國、台灣與東南亞諸國。延續此 脈絡，已將經濟發展與政治發展的關連模式化的比較政治方法可在中國分析上起 到作用。
毛里指出現代中國有三個真實37，因此可用下列三個座標軸進行中國的比較 政治分析，(1)社會主義：與蘇聯研究比較，指出中國與蘇聯在政治、經濟與政 治文化上有共通性；(2)發展中國家：與東南亞、拉美、印度研究做比較，指出
36 小島朋之認為毛里的研究成果應當被視為 90 年代日本中國政治領域的最優秀成果。(Tomoyuki Kojima，2007：139)
37 (1)一元意識形態的「社會主義」；(2)作為發展中國家；(3)傳統中國的面向：皇帝與支撐其體 制的官僚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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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層面上，這些國家有共同課題；(3)傳統中國：傳統中國的歷史研究有助 於理解現代中國。
毛里在奧森伯格在 1970 年整理出的現代中國政治研究的六種途徑：(1)歷史 途徑、(2)現代化途徑、(3)官僚機構模型、(4)極權主義模型、(5)比較共產主義途 徑、(6)革命社會途徑的基礎之上，指出在 80 年代後，為因應改革開放後的中國，
需增加兩種新途徑：政治社會學與政治經濟學途徑與體制轉型理論途徑。
毛里在此書試圖以客觀、相對化的角度來認識中國，併用了前述的比較共產 主義途徑、現代化途徑與歷史途徑，並試圖統合之。前兩者是跨國的橫向式比較，
後者是在中國長久歷史的時間軸上進行縱向比較，以抽出中國政治中的一般性與 固有性。(毛里和子，2004：3-12)
貳、中國的變與不變
毛里將現代中國史區分為六個時期：(1)1949~53 年的體制過渡時期、
(2)1954~57 年：黨代行主義的制度化(蘇聯型體制)、(3)1958~65 年：黨的一元指 導時期(毛澤東型體制)、(4)1966~1977 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非常時體制)、
(5)1978~80 年代的四個近代化時期(往威權主義體制轉向)與(6)1990 年代至今：脫 社會主義時期(威權主義的開發體制)。(毛里，2004：23-25)隨著改革開放的進展，
中國經濟不斷成長並開始活躍於國際舞台，於此背景下中國的政治社會發生根本 上的變化，但一黨專政與黨政軍三位一體的體制基本上沒有產生動搖。特別是在 制度層面上，中國主要的政治與社會制度仍停留在50 年代建立起來的體制，改 革開放的相關政策並無制度化。因此毛里指出在中國發生巨大轉變的同時，也一 定要注意到其沒有轉變的部分。
「變」的那一面主要體現於政策與結構。毛里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可分為三 個階段的變動，第一階段是第一次結構變動，也稱為「脫社會主義」時期。毛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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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時期的二元結構的中國，在市場化過程中開始向三元結構轉變。80 年代中期 開始的村民自治運動顯示中國朝中央/地方/基層的三元結構的轉變。在國家與社 會之間雙方相互滲透與共棲的領域不斷擴大的結果，在各領域出現了三元狀態 (如表 2)。(毛里和子，2012：6)
表
2 中國結構變動概念圖
舊二元結構 新三元結構
國家/社會 國家/半國家、半社會/社會
中央/地方 中央/地方/基層
計畫/市場 計畫/半計畫、半市場/市場
城市/農村 城市/半城市、半農村/農村
工人/農民 工人/農民工/農民
資料來源：(毛里，2012：7)
90年代後半期開始改革開放進入了「資本主義」化的第二個階段，預示了下 述第二次結構變動。首先是「突破性」變動，如國有企業的民營化與自發性的利 益集團的出現等，其次出現了最低限度的制度化，如中央與地方關係上，用制度 與法律來確定人事權、財政權、資源利用權等，以及領域變動間的相互影響，如 經濟的分權帶來政治的分權，最基層的自治帶來縣級的自治等。可視為蘊含體制 變化契機的變動(毛里和子，2000b：7)
在第三個階段，毛里預告改革開放將帶來體制的變化，包括民族市場的形成、
土地的公有制向私有制轉換、威權主義體制向民主主義體制轉變等體制變化。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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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曾預想，在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下，中國將走向第三階段的結構變動，
但是實際上還沒有發生。但是，中央/地方/基層，國家/半國家/社會，城市/半城 市/農村此三元「結構」，與其稱為過渡期，但由於三元結構要發生變化需時甚久，
意味這一「結構」將長期存在於中國三元結構性的政治變革與社會變革中，所以 毛里認為，再以過去二元或二元對立軸的方式解讀現代中國，有必要用三元結構 的觀點進行深入的分析。(毛里和子，2012：7)
参、對歐美中心的民主理論之反思
毛里最後提出民主主義的陷阱，指出「西方定義下的民主主義」測量方式是 有風險的，可能造成錯誤認識。市場化與民主化是西方價值與目標，對中國而言 這並不是自明的道理，發展過程也不需要一樣。在包括中國的東亞比較政治中，
如果以歐美民主主義為測量基準，將造成東亞政治分析中，將國家貼上「無自由 的民主主義」、「準民主主義」或是「有缺陷的民主主義」傾向。做為理念的民主 主義是普遍的，但是民主主義的制度與體制可以有不同的具體形式。例如自由之 家(Freedom House)在 2003 年初版的「世界的自由 2003 年」中，評價東亞各國中 北韓與中共同為不自由國家。這種將中國與北韓視為同質‧同等的存在之觀點，
使毛里感到強烈的違和感，認為這種認識可能會忽視在中國發生的本質上的變化，
並誤判未來的方向。(毛里和子，2004：290-291)
另外關於民主化與自由化之間的關係，毛里以自由之家發表的「2011 年亞 洲各國自由度調查」為例，對中國被評為「不自由國家」感到疑問，毛里認為雖 然在中國沒有多黨制與自由公正的選舉等民主主義要素，但並不意味著中國無法 實現自由化，事實上在21 世紀的中國政治社會，若不牽涉到政治組織與組織活 動，政治言論的發表可稱為相當自由，媒體也在一定程度上更佳的多元化。毛里 指出市民社會的自由化並不一定與政治的民主化直接相關，甚至有可能實現無民 主的自由。(毛里和子，2012：308-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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