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裡的中國─中國研究的亞洲化

如上一節所述，毛里很早就提出亞洲性⁴²的概念，並將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進 行比較研究，但正式提出中國研究亞洲化的主張是在「現代中國區域研究據點計 畫」。

2007 年毛里開始進行「現代中國區域研究據點計畫」(現代中国地域研究拠 点プログラム)，計畫背景為由於中國處於劇變且呈現無限多樣化的趨勢，為了 更適切地了解與把握中國，啟動此現代中國區域研究合作項目，試圖建立一種新 的區域研究，取代過去只限於某一國家的區域研究。此計畫共有四大課題，首先 是將分散各處的研究人員與研究機構的各項活動進行整合並加以組織化，透過據 點間的網絡連結，強化研究、教育與情報面的合作。其次是面對「中國向何處去」

42 毛里在研究中國的社會主義轉型時即提出「亞洲的落後性」，如統治/被統治結構、強力集權 以及社會欠缺自律性的政治參與等，指出在社會主義實踐的過程中，這些落後性沒有被摧毀，反 而存續下來。(毛里和子，1990c:9)

54

此問題，運用人文、社會、自然等各學科來對中國進行綜合性研究。除加強跨學 科的研究外，並系統推動中國研究人員與研究機構的聯合研究活動。第三為通過 召開各研究基地之間的聯合研究會、建構訊息網絡以及共同調查研究來培養具國 際水平的年輕一代中國研究人才。最後為提高有關當代中國研究的各種文獻、訊 息與數據的透明度，並促進相互利用。(毛里和子，2008：106-108)

此計畫第一期為期五年(2007 至 2012 年 3 月)，在早稻田大學、京都大學、

慶應大學、東京大學、綜合地球環境學研究所、東洋文庫等六個機構展開，各自 的研究主題分別為「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可能性研究」、「以人文學的角度分析現代 中國的深層結構」、「中國的政治治理」、「中國經濟的成長與安定」、「中國社會的 開發與環境保護」與「促進現代中國研究資料的收集和利用、推進現代中國的資 料研究」。而早稻田大學的亞洲研究機構的「現代中國研究所」被選為核心基地，

負責整個研究網絡的營運。第一期計畫結束後，第二期的五年研究計畫隨之啟動，

並新加入二個合作研究機構─愛知大學與法政大學，其組織結構與研究課題如圖 2 和表 3 所示。由上述整理可發現此計畫主要目的為促進日本當前中國研究機構 之間的橫向連結與合作，毛里認為在此方面日本遠遠落伍世界，此缺乏合作的傾 向也使得日本的中國研究顯得無效率。

由於中國正處於史無前例的「轉型期」，把握中國更加困難。這些困難包括 其巨大的規模、現代中國具有的多重屬性⁴³、地區之間存在巨大差異，以及每個 領域各有不同的變化方向，如經濟上是「洶湧澎湃的市場化」，政治上卻是「回 歸到傳統」。(毛里和子，2008：114-115)

43 曾為世界文明古國的歷史及其遺產、半殖民地以及後殖民國家之特性、曾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歷 史及其遺產、身為一個龐大的發展中國家又是一個 GDP 即將排行世界第三(2008 年)的核武大國。

55

圖

2「現代中國區域研究據點計畫」組織圖

資料來源：人間文化研究機構(NIHU)現代中國地域研究⁴⁴

這些研究困難使毛里認為有轉換現代中國研究典範的需要，並整理出當前中國 研究的四種模式。首先是通常的現代化模式，主張中國的發展方向為民主化與市 場化。其次為回歸傳統的模式，認為「民主化不可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強調回 歸至傳統，特別是儒家思想才是中國未來的出入所在。第三是東亞模式，毛里認 為將東亞模式視為中國的目標模式觀點還是有用的，特別是運用東亞地區的歷史 經驗去投射當前與未來的中國是很有意義的工作。最後是「中國就是中國」模式，

強調中國的固有性，雖很有魅力且容易操作，但仍有許多理論、研究方法待建立。

(毛里和子，2008：117-118)

44 參閱人間文化研究機構(NIHU)現代中國地域研究網站：www.china-waseda.jp。

56

表

3 「現代中國區域研究據點計畫」研究主題

研究機構 第一期計畫(2007-2012) 第二期計畫(2012-2017)

早稻田大學 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可能性研究 中國「超大國」化論研究

京都大學 以人文學的角度分析現代中國 的深層結構

中國近現當代史的重層結構

慶應大學 中國的政治治理 轉型期的政治與外交‧安全保障

東京大學 中國經濟的成長與安定 中國‧東亞之長期經濟發展─工業 化的軌跡與展望

地球環境學 研究所

中國社會的開發與環境保護 全球化的中國環境問題與東亞成 熟社會前景之探索

東洋文庫 促進現代中國研究資料的收集和 利用、推進現代中國的資料研究

日本的現代中國資料的資訊‧研 究中心的建構

愛知大學 關於日中關係變化的結構變遷的

實證研究

法政大學 關於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社會學實

證研究─中南海研究

來源：作者根據人間文化研究機構(NIHU)現代中國地域研究網站整理

57

毛里的中國「亞洲化」成果，呈現在 2012 年出版的《現代中國政治第 3 版》，

她試圖依照比較政治學理論來分析當今中國的政治體制。毛里指出由於中國非常 龐大且歷史悠久，研究者容易被迷惑，因此過去在現代中國研究領域很少有真正 的比較研究。而進行比較研究時，比較對象的選擇除了蘇聯與俄羅斯外，還有一 個有用的比較是與亞洲各國的比較，也就是中國的「亞洲化」。毛里指出主持21 世紀COE「現代アジア学の創生」的研究案(2002-2006 年)的過程中，被要求進 行跨學科研究，此研究經驗對她的中國研究非常有益，也使得使得中國與現代亞 洲的比較研究、中國研究的相對化成為可能。

毛里指出將中國納入亞洲框架後，發現當代中國的政黨體制與開發獨裁期東 南亞各國的政黨體制有相當的類似性。在此毛里引入日本國際政治學者藤原歸一 提出的「政府黨體制」⁴⁵概念，將中國的政治體制描述為「政府黨體制」的理想 形式，指出黨在「黨、國家、軍隊」的三角關係中處於核心地位。東南亞的部分

「政府黨」，特別是印尼的專業集團黨與中國共產黨之間有著很強的類似性，黨 不僅滲透到國家，而且滲透並控制整個社會。此外，如果將日本的自民黨一黨優 勢體制與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加以比較，也從中可以分析「亞洲型政黨體制」，並 在其中將中國定位。毛里認為透過中國的「亞洲化」，不僅提供了分析中國的新 工具和新武器，也帶給社會科學新的問題。(毛里和子，2012：8-13)

第四節 小結

毛里的中國研究對現代中國的政治過程、國家黨軍隊與政治社會做系統性的 分析，在對象化中國的同時也承認中國的固有性。過去日本的中國研究受限於冷 戰期間意識形態上的對立、歷史問題的糾葛以及在中國發生的劇烈變動而難以客 觀認識中國。(毛里，2002c：9-10)特別是日本與中國之間雖在文化的牽絆上很強，

45 藤原歸一指出「政府黨」與政府和商業部門建立密切的聯繫，通過壟斷政府的行政資源並將 之用於自身組織、人員與財政支出。一旦政府黨掌握政權，雖然形式上國家還維持多元競爭的政 治體制，但政黨政治漸漸會被排斥出去。藤原將它定義為「政府黨體制」。

58

但是有深刻的文化牽絆並不代表能相互理解。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日本與中國 各自形成自己的文化、政治。加上過去侵略的歷史，強烈的贖罪意識在戰後日本 的中國研究造成很大的影響，有時無法客觀的觀察中國。這種贖罪意識，形成對 新中國一切肯定、讚揚的思潮，毛澤東時代的華麗的意識形態與道德更加助長這 種傾向。1972 年日中國交正常化後，可說日中普通對等關係的開始。在此基礎 之上，毛里運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以對象化中國，自過去日中兩國間彼此相互抵 抗與掙扎的螺旋解放，展現日本的新中國觀。

由毛里在研究途徑的選擇上可看出若干調和論的傾向，試圖納入多種研究途 徑以掌握處於巨變中國之實像。鑒於美國的中國研究與區域研究有顯著的理論化 傾向，如杭庭頓(Samuel Huntington)指出「中國研究學術化」，政治學、社會學理 論能貢獻在中國研究時代的來臨，毛里也開始著手於理論化的嘗試。《現代中國 政治》2004 年改版後，新增的「東亞中的中國政治」即為理論化試驗的成果，

希望建立出適用東亞與中國的研究模式，並在2012 年新版的《現代中國政治》，

進一步提出中國的「亞洲化」路徑。過去關於中國的政治現象，日本的中國研究 往往僅從與中國有關的政治史或政治文化的背景出發，尋找解釋因素，而不善於 透過國際政治理論的分析框架或模式來進行分析。(Tomoyuki Kojima,2007:132) 直到90 年代，日本的中國政治研究開始出現政治學理論意識，毛里即在這個過 程中作為先驅者推動中國研究的理論化。

同時整理毛里的中國研究成果後，也可觀察到其參照系由(前)社會主義國家 到東南亞國家的轉變，反映出當時的時代背景。隨著中國開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

蘇聯瓦解及冷戰結束，中國的「社會主義國家」色彩漸漸褪色，社會主義視角作 為認識中國的方式已有所不足，此時新的視角「亞洲裡的中國」開始出現，毛里 的研究即促進了日本中國研究界中參照系的轉變。

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