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文化與社會發展的主動力量

我們可以從梁氏 1975 年完成的《人心與人生》之中，了解其「人心主動無 限能力」的內涵。他認為心就是生命整體 (梁漱溟，1989，3:720;8:9)，是人類所 有生命活動的可能集合⁷³，不是一個統一的對象，所以不能被有意識地把握(梁漱 溟，1989，8:18)，只能體證，其中主動性是心最重要的特徵。主動性只見於當 下生命上，生命都是一個當下接著一個當下，而主動性則是指在每個當下的不斷 創新(梁漱溟，1989，3:553)，所以能之故乃因心是集合了生命的所有可能。梁氏 謂人的生活就是「現在的我」對「已成的我」的努力奮鬥(梁漱溟，1989，1:377)，

便是指這個無限可能的心在每個當下的主動創新之說。

71 可見諸 1966 年〈談全國統一穩定的革命政權的建立〉(梁漱溟，1989，7:153)、〈有關階級問 題的一次發言草稿〉(梁漱溟，1989，7:215)、〈學習《矛盾論》隨時檢查自己〉(梁漱溟，1989，

7:216)、〈我的思想改造得力於《矛盾論》〉(梁漱溟，1989，7:220, 222)、〈請王克俊同志再指教 並望各位同志賜教的一篇話〉(梁漱溟，1989，7:225~227)

72「秦漢以來兩千年間的中國，中共認它為封建社會，我則意見不同。因我認它不再是社會發展 史上五階段的那個第三段─封建社會。」(梁漱溟，1989，6:874)

73 即《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裡所謂「現在的我」。

心的主動性表現在對物的利用上，可以為了生活的需要而產生工具來運用外 物，這是心靈依照某些目的而形塑⁷⁴的結果，其意義在於讓心得以從這些需要解 脫出來，更進一步而言也就是讓生命超越這些生活需要的限制。(梁漱溟，1989，

4:8)這些工具包括了生物的器官構造、本能、習慣與人類社會的組織制度，都是 蘊涵所有可能但尚未被形塑的心(梁氏謂「現在的我」，也就是生命)，所定型後 的產物(梁氏稱為「已成的我」) (梁漱溟，1989，7:1024)，既可供生命利用、但 也可能成為生命的妨礙，使人心落於被動。(梁漱溟，1989，4:8)

由於人類生命的所有能力都來自這個「未受型塑的心靈狀態」，而使梁氏的 思想產生三種面向的開展：首先，梁氏所以注重啟發的教育方式，便是要涵養人 心，由此擴展成納建國於教育的社會改造理念，也就是鄉村建設運動的核心。而 梁氏認為：「凡事一落於國家行政，就是太機械化，不能發現缺點，不能隨時修 正，而有進步。」(梁漱溟，1989，5:630)也就是認為目的僵化的制度將會妨礙人 心的自覺，而造成梁氏對國家機器的遠離；其次，造成了梁氏對知識分子領導地 位的堅持。因為「未受型塑的心靈狀態」是人類進步的關鍵，鄉村運動的核心就 是由知識分子(而非行政官僚)以教育來啟發農民人心，故梁氏始終認為知識分子 的角色與農民不同，八十七歲回首時還感嘆他這樣一個北京長大的世宦子弟下鄉 建設為早年絕對意想不到之事(梁漱溟，2004:343)；梁氏思想第三面向的開展則 是在個人修持與社會發展上強調對既有意識的反省、破除，由此生命方能開展，

梁氏在1921 年發表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以否定人生的印度路向為歷史終 點、1965 年〈禮記大學篇伍嚴兩家解說合印敘〉中以靜心、默識、止求為修持

「自覺」之法(梁漱溟，1989，4:5, 13, 19, 20)、1975 年〈人心與人生〉裡主張最 終人類這個種族最後會主動消滅，「此在古印度人謂之還滅，在佛家謂之成佛」。

(梁漱溟，1989，3:769)此三例或可為徵。

74 梁氏稱為機械化。另外此處文句參閱潘栢世先生在《東方文哲資料》對「成心」的解釋。

其中前兩個面向影響梁氏對社會問題層面的態度，使梁氏未改舊有學說的根 東四次談話並無爭辯，但未有1938 年那次的暢然。(梁漱溟，1989，6:192, 198, 204, 205) 梁氏於1950 年 1 月由川入京。3 月 10 日，毛澤東自莫斯科返，次晚即約梁氏於 12 日晚相談。

毛氏邀梁氏加入政府，梁氏不願意，並提議建立中國文化研究所、欲從事研究，毛氏隨即勸梁氏 到各地鄉村參訪，並指示梁氏在四川所辦的勉仁中學由國家機關接收。兩人談至半夜，左右請示 開飯，梁氏長年茹素，欲另要素菜一二即可，但毛氏「忽大聲道：『不！全都要素菜！今天是統 一戰線！』」飯後梁氏告辭，毛氏堅持送至門外登車，「然而看他辭色間似不愉快者。」後來梁氏 尋思此次相見之不快，就在於毛氏欲相邀入政府而與梁氏意願相違。(梁漱溟，1989，7:442~444) 1950 年 9 月 16 日，梁氏依毛氏建議出訪歸來，23 日晚即應毛氏之召於頤年堂談話。毛氏聞梁氏 報告工人覺悟時欣然色喜，不過對梁氏設文化研究所之請表示暫緩。之後毛氏仍建議梁氏去個地 參觀學習農村土改，但梁氏因多日奔波，以整理半年見聞為由而拒。(梁漱溟，1989，7:445~446) 1951 年 8 月 30 日，梁氏參加西南土改工作團歸來，毛氏即於 9 月 5 日晚相召與談。時值主席開 飯，席間毛氏謂江青到江南參觀土改未下鄉，並未完成任務，須再走訪湖北。最後，毛氏建議梁 氏去參觀廣東土改問題，梁氏以方入川參加土改四個月，不想再出去，毛氏遂不相強。(梁漱溟，

1989，7:446~447)

1952 年 5 月 5 日，梁氏將檢討文〈何以我終於落歸改良主義〉送請林伯渠轉呈毛氏，後者於 8

僅一次為梁氏聽從。(梁漱溟，1989，7:447~452)

由此可見，梁氏不僅在思想核心上與毛氏相左，在行為上更離毛氏期待甚遠。1953 年，梁氏在 政協會議上直言批評當前政策，更是公開與中央口徑不一，不論梁氏是否真為反動，毛氏積怨因 此一發不可收拾自不在話下。

力」的角度來應對世事，並主動的表達褒貶的立場。1955 年，梁氏起草〈人心 與人生〉並第二次為之寫序(梁漱溟，1989，3:525)，1959 年梁氏在此脈絡下針 對大躍進運動著手撰寫〈人類創造力的大發揮大發現〉(梁漱溟，1989，

3:520~521)，由群眾自發創造力來稱讚大躍進與整風運動，強調毛澤東與共產黨 對群眾積極性與創造力的調動⁷⁶。1966 年八月二十四日，紅衛兵燒砸梁家文物古 籍、抄走所有手稿書籍衣物、並佔據正屋將梁氏夫婦趕往先前用以堆放雜物的小 南屋；梁氏與夫人被勒令每天早上打掃街道、廁所，限制行動自由，梁夫人並在 二十九日被打成重傷。(李淵庭、閰秉華編，2003:282~283)梁氏在文革中以佛家 人生態度自勉，使其心情平靜又非漠然⁷⁷，仍致力寫作不綴，九月十日致信毛澤 東，謂錢財衣物被抄均不足惜，唯祈其求發還〈人心與人生〉手稿、准許續成，

此為其生命意義之所在。(梁漱溟，1989，8:80)九月二十四日，〈人心與人生〉原 稿與存摺現款一同發還。此外，梁氏還在九月下旬憑記憶開始撰寫〈儒佛異同 論〉，於十一月完稿。梁氏並於1967 年三月開始撰寫〈中國─理性之國〉，後於 1970 年完成，梁氏特別註明「此稿只須保存，供內部審閱，不宜發表。」(梁漱 溟，1989，4:201)在 1972 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澤東八十歲生日時親送此文至 新華門傳達室轉呈毛澤東。(李淵庭、閰秉華編，2003:304)

此文為梁氏參用共產理論語彙而續其既有特殊論之說，並繼承 1953 年〈關 於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問題〉一文的觀點，認為生產關係固然為社會的核心，

上層建築初始受其決定，但隨著生產高度發展，上層建築便漸離經濟基礎而自有 其發展，並回頭推進或限制既有的生產關係。(梁漱溟，1989，4:389, 401；7:711~713) 因為文化(上層建築)亦有左右社會發展的力量，歷史的進步與停滯則繫於人類的 主觀能動力能否創造性地主宰利用客觀條件。(梁漱溟，1989，4:456)此亦為梁氏

76 年譜中提到，該文引用不少大躍進時期的報刊、領導講話資料，故難免失實。(李淵庭、閰秉 華編，2003:271)

77 例如梁氏據說是第一個到太平湖弔唁老舍的人，並且在 1967 到 1968 年之間，他每日散步練 拳寫作、借閱《參考消息》，並寄錢補貼學生生活，即便1968 年被打為黑五類，梁氏不數日又恢 復生活習慣。(李淵庭、閰秉華編，2003:287~292)

〈人心與人生〉思考脈絡下的心身關係⁷⁸，其根本仍源自「現在的我」對「已成 的我」的結構、強調「主動意志能開啟人心的力量、從而脫離境遇的限制」，梁 氏便由此來說明中國理性精神在人類歷史進程中的普遍意義。梁氏特別強調⁷⁹理 性早啟為中國特殊之所在(梁漱溟，1989，4:365~367)，他指出理性精神之要就在 於它是人心自覺創造能力的呈現，而未來世界將是人類自覺發展的階段，故中國 秉其既有傳統而為世界社會主義希望之所寄，當下便須注意中國理性精神的傳統 (梁漱溟，1989，4:477)，以及知識分子對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重要地位。(梁 漱溟，1989，4:250~251)此文意義除了論述上繼承舊說以外，或亦有勸誡的意圖，

長隨梁氏身側的學生李淵庭認為：「或許是先生用自己的幻想─『理性之國』─

來啟發毛的理性？！在當時那種高壓政治形勢下，不敢明言，而採取明褒實貶的 寓貶於褒的手法，呼籲毛主席應走理性治黨、治國之道。」(李淵庭、閰秉華編，

2003:295)李氏之義或可徵於 1982 年，梁氏發表的〈試說明毛澤東晚年許多過錯 的根原〉，其中提到：

多年之後，夙性獨立思考的我，漸漸恢復了自信，而毛主席林到晚年暴露 其階級偏見亦加倍荒唐錯亂達於可笑地步。

例如他說「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階級鬥爭要 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如此等等。

既然中國社會是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了，缺乏敵對的兩大階級了，卻為 何強要無風起浪，製造階級鬥爭？甚麼「破四舊」；甚麼「無產階級文化大 革命」；真是胡鬧！(梁漱溟，1989，7:521)

78 (梁漱溟，1989，3:630~632)，以及梁氏長年以來對道家與中醫的認識，認為人可以透過心的 修持來改變身體狀態。(艾愷採訪，2006:259) (梁漱溟，1989，7:171~175)

79 梁氏註明：「閱看此稿，最好先取第十八章一看，然後再從第一章順序看下去。」(梁漱溟，1989，

4:201)

簡言之，梁氏在此作中認為，階級鬥爭不符中國理性精神，文革是人為製造階級 階級鬥爭所產生的災禍。

1973 年四人幫開始批孔批林運動，梁氏一違時人言論表示應批林不批孔，

因此遭受一年的批判(李淵庭、閰秉華編，2003:311)，並在 1974 年被批判的時期 裡針對批孔批林運動撰寫〈試論中國從古以來的社會發展屬於社會發展史上所謂 亞洲社會生產方式〉、〈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兩文為孔子辯護並強調倫理 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本；1975 年發表〈人心與人生〉、〈東方學術概論〉⁸⁰總結一

因此遭受一年的批判(李淵庭、閰秉華編，2003:311)，並在 1974 年被批判的時期 裡針對批孔批林運動撰寫〈試論中國從古以來的社會發展屬於社會發展史上所謂 亞洲社會生產方式〉、〈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兩文為孔子辯護並強調倫理 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本；1975 年發表〈人心與人生〉、〈東方學術概論〉⁸⁰總結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