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與社會主義

誠如在拙文第一章所指出的，1949 年以前，梁氏對社會主義的印象始於民 國元年由江亢虎在上海發起的社會黨，但因梁氏認為陳翼龍是投機分子，故對社

會主義產生隔閡。(梁漱溟，2004:28)在民國元、二年之交，他偶從家裡舊書堆中 撿到幸德秋水所著，張溥泉翻譯的《社會主義之神髓》，受其中批判私有財產的 啟發，才開始傾心社會主義，開始以私有財產制度為社會之惡，廢除私有為未來 社會之必然。這個思維與出世思想接下來結合成梁氏在1915 年發表〈談佛〉、以 及1916 年發表的〈究元決疑論〉兩篇文章。他從中指出，心念為世間(包括物質) 之本，欲望為人生苦樂之本，進化是世間之必然，社會至社會主義階段已圓滿至 極，然唯有佛家徹底斷欲方是最終解脫之道。

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梁氏依然認為社會主義解決資本主義問題的良 方、以及認為破除一切而出世的佛家之道才是人類最終的解脫途徑。所不同者在 於他認為儒家在人類發展史上較西方文化進步，將是佛家之前的救世之道、亦是 中國當前的出路，而社會主義在此轉變為第一路向的最後階段，生存問題到社會 主義才獲得全面解決。⁶¹這個觀點延續到鄉村運動時期，並同時成為梁氏分析西 方道路問題的參照，但因其精神及發源的社會條件俱與中國不合─中國是無對的 固有精神與無階級的社會─故非中國的出路所在，而反對秉持有對精神、要進行 階級鬥爭的中國共產黨路線，指其必然要失敗。(梁漱溟，1989，2:151, 274, 412；

5:106~107, 109, 169, 265, 267~268, 607, 608~609, 610, 613, 624, 856；6:16, 17, 85, 204, 219~210)簡言之，梁氏對社會主義的贊同是在對「生產分配社會化」這個內 涵的認定下，並以其做為第一路向到末路的例證，同時也將這個內涵納入鄉村建 設運動的目標中(梁漱溟，1989，2:495~496)，但基於對舊中國社會性質的認定，

而反對中國共產黨機械式的史觀與階級鬥爭的道路。

1949 年六月，梁氏在共產黨即將獲勝的氣氛下完成〈中國文化要義〉，該書 承襲了梁氏在《鄉村建設理論》對舊中國社會性質的看法⁶²，認為舊中國社會的

61 同註 12

62其中雖然指出中國倫裡本位的經濟「隱然亦有似一種共產。不過它不是以一個團體行共產。」

精神是無對的理性、其社會形勢散漫，為梁氏自五四運動以來對舊中國社會性質 的全面總結。共產黨的勝利直接推翻了梁氏的對中國出路的論點，但並未使動搖 其對中國社會性質的核心理解。梁氏以人心的自覺創造力來闡釋「階級」以及中 國共產黨的歷史社會意義，使之能與梁氏對舊中國社會性質的解釋並存，而歸於 梁氏既有的歷史結構中。此為延續自1926 年以來立意撰寫〈人心與人生〉的思 想脈絡：以心理學為人類學問之本，透過探討人心來闡述人類問題與中國文化的 本質。其中，梁氏用以調和其既有理論與現實的關鍵就在於「人心主動的無限能 力」，這個關鍵一方面使梁氏創造性(或修正性)地吸收了階級的觀點，既承認了 共產黨成功之因，又不須修改他對中國社會本質的認識結構；另一方面則使梁氏 繼續堅持知識分子對農民與政府的獨特關係，以及中國社會不受命定的特殊性。

這表現在梁氏對《中國文化要義》的持續看重，他在1976 年〈自敘兩則弁於年 譜之前〉中提到：「乃不料中年而後卒有《中國文化要義》之作，深入淺出，精 闢而周詳，為學術界此一研究奠基開端。」(梁漱溟，1989，7:402)1988 年五月 對台灣《遠見》月刊記者尹萍表示「要注意中國傳統文化，…要讀我的《中國文 化要義》。」(李淵庭、閰秉華編，2003:378~379)

自1950 年到 1952 年間，梁氏在毛澤東的多次建議下幾度四處走訪，觀察共 產黨改造後的中國鄉村，並據此反省、修正早年論述。1950 年，梁氏依毛澤東 建議走訪河南、山東、東北一帶的國營企業工廠與農業合作社，返京後整理半年 來的參訪見聞，於十月起撰寫〈中國建國之路〉，至1951 年 5 月完成，梁氏認為 社會改造的核心在於人心，因為文化(包含宗教、禮俗、道德、法律)本質上就是 社會中人心的習慣(梁漱溟，1989，3:370)；並且由於中國社會散漫，尚無產業革 命的條件，故須堅強有力的革命團體引領建設。(梁漱溟，1989，3:410)共產黨的 成功正因其以黨的集團力量來建軍建國，填補了中國社會在宗教與集團上的缺漏 (梁漱溟，1989，3:384)，中國社會固然沒有適合共產黨發展的客觀條件，而所以

(梁漱溟，1989，3:84, 143, 287)

能故，在於中國自古以來好尚的仁義精神正如共產黨所謂的無產階級精神。(梁 漱溟，1989，3:404)在共產黨將生存問題徹底解決後，人類的第二路向便將到來。

(梁漱溟，1989，3:381)

1951 年 8 月 30 日梁氏參加西南土改工作團回來後，於十月發表〈兩年來我 有了哪些轉變〉，指出過去一直不同意共產黨「以階級眼光觀察中國社會，以階 級鬥爭解決中國問題，而現在所謂得到修改者亦即在此。」(梁漱溟，1989，6:874) 梁氏依然認為中國社會缺乏階級，但認為「仍然要本著階級觀點來把握它，才有 辦法。」(梁漱溟，1989，6:876)一方面中國被捲入世界的階級鬥爭中，故亦須以 階級鬥爭來解決中國問題；另一方面梁氏認為無產階級不同於以往的階級，「乃 是歷史全程中最末後一革命階級，它負著徹底解放全人類的使命」(梁漱溟，

1989，6:885)，故不像以往的階級那樣侷限於各種客觀條件，只要主觀上認同無 產階級革命，「還是可以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作無產階級之事的。」(梁漱溟，1989，

6:886)所以中國問題需無產階級以階級鬥爭的方式解決。然而梁氏仍認為中國社 會不具備近代工商業，故沒有西洋革命力量(梁漱溟，1989，6:886)；中國革命的 力量仍需由知識分子領導農民產生。(梁漱溟，1989，6:884)

1952 年，梁氏自省「沒有參加革命，而自以為致力於革命，以致妨礙了共 產黨革命，有必要自己檢討。我寫出檢討文〈何以我終於落歸改良主義〉(1987 年出版時改名為〈我的努力與反省〉)一長篇」。(梁漱溟，1989，7:447)梁氏於此 文中簡要地重述了過去〈鄉村建設理論〉、〈中國文化要義〉與〈我在日本參觀後 的感想〉幾篇作品中的觀點⁶³，他同樣堅持中國歷史文化的特殊處、自認其錯誤 在於過分強調中國的特殊，是因為不懂毛澤東的《矛盾論》(梁漱溟，1989，

6:1030)，致使看輕地主與農民之間的矛盾，從而要求聯合不要鬥爭。⁶⁴梁氏究其

63 可見於〈我的努力與反省〉(梁漱溟，1989，6:970, 998, 1006)

64 此亦反映了梁氏眼中知識分子與農民的關係。(梁漱溟，1989，6:1027, 1029)

根源，認為在於自己在感情與決心上始終沒有像毛澤東那樣「站在被壓迫被剝削 的人們立場」。(梁漱溟，1989，6:1030)

綜合梁氏1950 年到 1952 年的論述，梁氏承認了自己在革命方法上的錯誤，

65「現在我還是認為社會發展信有其自然順序，然卻非機械必然的。」(梁漱溟，1989，6:875)

66「中國誠然缺乏階級形勢，但此形勢卻由世界形勢補充。無產階級是人類社會最後一個革命階 級，他懂得在他以前的那些革命，具有那些革命意識，包含了以前那些革命階級的立場。只有他 不限於一時，其他皆有所侷限。」(梁漱溟，1989，6:865)

「我一向強調中國缺乏階級。...我現在覺悟到盡管中國社會有其缺乏階級的事實，仍然要本著階 級觀點來把握它，才有辦法。」(梁漱溟，1989，6:876)

「現在事實告訴我中國革命要通過世界性的大階級鬥爭而得完成，乃知我們只能在一般革命中講 中國的特殊性，而不應跳出革命範疇來講。」(梁漱溟，1989，6:885)

67「唯物乃所以爭取主動，而不是取消了主動...我即從此義（為了爭取主動）而接受唯物觀點。」

(梁漱溟，1989，6:882~883)

「盡管其人並非無產階級，而看清了中國革命要如此，還是可以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作無產階級 之事的。」〈兩年來我有了哪些轉變？〉(梁漱溟，1989，6:883)

68「中國革命力量自始至終不能不寄於優秀的知識分子和廣大的農民，這是一定的。」(梁漱溟，

1989，6:887)

69「共產黨的成功是成功於其行動的。他的行動就是武裝鬥爭四個大字。」(梁漱溟，1989，6:1021)

70中國問題本有其特殊之處。例如下列三點我至今不放棄原有的意見：

一、中國問題的歷史背景特殊 二、中國問題的文化背景特殊

三、近百年世界大交通後乃引發了中國革命 (梁漱溟，1989，6:967~968)

所以梁氏對人心的發揮，不是有意去逃避現實，而是他在這個活動中能感到 理論與現實的差異被消弭了。因此梁氏直至晚年，其思想主要都關注在對「人心 能力」的探索與發揮，這可見諸之後他對「階級」與「中國矛盾性質」的定義。

他依照毛澤東《矛盾論》的觀點，來修正自己對階級的看法，重點在以「主動而 非機械」這個梁氏「人心」這個既有根本觀點上，來接受唯物主義(梁漱溟，1989，

6:882~883)，以及用「矛盾」而非「生產關係」來定義階級。⁷¹終其一生，他依 然認為中國沒有「馬克思原本定義」上的階級，中國的矛盾性質基本上也非傳統 馬克思主義所說的機械，從而對中國社會的發展階段保持不同的見解⁷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