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家與社會主義

壹、佛家

梁氏的功利思想雖受父親影響，但他與父親不同，梁父對哲學沒有興趣，梁 氏卻由此深究苦樂的本質，日後進而思索至利、害之本，便入於苦樂問題中了。

(李淵庭、閰秉華編，2003:16)

梁氏自述在由功利到出世這個思想轉變上，受其十六歲時所結識的順天中學 堂好友郭人麟(或曰仁林)影響極大。梁氏自言當時：

自負要救國救世，建功立業，論胸襟氣概似極其不凡；實則在人生思想上，

是很淺陋的。對於人生許多較深問題，根本未曾理會到。對於古今哲人高 明一些的思想，不但未加理會，並且拒絕理會之。蓋受先父影響，抱一種 狹隘功利見解，重事功而輕學問。

洽遇郭君，天資絕高，思想超脫，雖年不過十八九而學問幾如老宿。他於 老、莊、易經、佛典皆有心得，而最喜歡譚嗣同的「仁學」。其思想高於我，

其精神亦足以壟罩我。

9 「...你莫以為人類所遇到的問題，經人類一天一天去解決，便一天從容似一天，所謂問題的解 決，除掉引入一更難的問題外，沒有他義，最後引到這個無解決的問題為止。」(梁漱溟，1989，

1:432)

「大約一態度或一方向初走時不覺的有什麼不妥當，持續走到中途大半截路上一定還覺得很好，

很見出許多成就，卻是順著走下去到後來越入越深越轉越遠便全都不對了，毛病百出，苦痛萬狀；

從前覺得他種種都好，現在竟可覺得他種種都不好。」(梁漱溟，1989，1:504)

自與郭君接近後，我一向狹隘的功利見解為之打破，對哲學始知尊重，這 在我的思想上，實為一絕大轉進。(梁漱溟，2004:24)

先前狹隘之見解乃得見次解放，不敢謂佛老為絕無道理矣。(梁漱溟，

2004:41)

梁氏就是在這個時期開始閱讀佛書 (2004:20)，此時梁氏的思想也往出世思 想轉變，開始根本否定人生、不談實利。他自述這個轉變的原因：

概由三層緣故：一、感情真摯易多感傷感觸，佛家所謂煩惱重；二、事功 派的誇大心理易反動而趨消極；三、用思太過，不知自休，以至神經衰弱 而神經過敏，但在主觀上則自有一套理論，持之甚堅且確。(梁漱溟，2004:41)

在十七歲的時候開始對人生感到煩悶，他進一步思索利害的本質，認為所謂 的利害得失，實際上依據著人的苦樂感覺，人之趨利避害就是為了去苦就樂。苦 樂的來源則是人的欲望，「所欲得遂則樂，所欲不遂則苦」，然而人的欲望層出不 窮、非固定不變，至此梁氏得一結論認為認為人世基本為苦，故轉入出世，否定 人生。(梁漱溟，2004:70~71)日後梁氏《究元決疑論》中論苦樂的一段文字，完 全出於十六七歲這段時間所寫的舊稿。(梁漱溟，2004:22)

十七歲時，梁氏拒絕母親議婚；十九歲起，開始茹素。(李淵庭、閰秉華編，

2003:21~24)民國元年到民國三年前後這段時期，梁氏除了閱讀佛典以外，還同 時兼讀中西醫書，這是因為心慕金剛經所云「入城乞食」之古志，欲出家以行醫 換得衣食，之後放棄出家，醫學也置而不談，然在這過程中始知「中西兩方思想 根本不同，在某些末節上雖可互有所取，終不能融合為一。」(梁漱溟，2004:31~32)

梁氏雖在人生思想上轉向出世，但並未放棄對國家社會的關懷，例如在十六 七歲的時候，受到學生軍救國的熱潮影響，梁氏和班上的雷國能同學被班上推為 代表要求學堂用課外時間實施軍事訓練(梁漱溟，2004:22)；十八歲起除了持續收 閱立憲派之《國風報》與革命派之上海《民立報》以外，還常與同樣積極時局的 友人甄元熙討論政治，梁氏本支持立憲，後隨著清廷逐日失去人心而轉支持革 命。梁氏認為政治改造可用俄國虛無黨人的暗殺手法，十九歲時在甄君的引介下 加入京津同盟會，梁氏云此會「為北方革命團體之最大者。所有刺良弼、刺袁世 凱和在天津暴動的事，皆出於此一組織。」(梁漱溟，2004:25~26)辛亥革命後，

組織結束暗殺行動，革命同志轉而到天津辦報，為革命宣傳，梁氏一班人甄君為 首辦了《民國報》，梁氏在這底下擔任編輯，並做過外勤記者，漱溟二字，即為 當時總編輯孫炳文所取之筆名。(梁漱溟，2004:27)

因為作新聞記者，梁氏得以接觸更多實際政治運作過程，他說：

所有民元臨時參議院民二國會兩院，幾乎無日不出入其間了。此外同盟會 本部和改組後的國民黨本部，若在國務院等處，亦是我蹤跡最密的所在。

還有共和建設討論會(民主黨之前身)和民主黨(進步黨的前身)的地方，我 亦常去。當時議會內黨派的離合，國務院的改組，袁世凱的許多操縱運用，

皆映於吾目而了了於吾心。…這些實際知識和經驗，有助於我對中國問題 之認識者不少。

…與社會接觸頻繁之故，漸曉得事實不盡如理想。對於革命、政治、偉大 人物等等，皆有不過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徑、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 毒、兇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學校所遇不到底，卻時時看見了，頗引我 對於人生感到厭倦和憎惡。(梁漱溟，2004:27)

這些事實與理想之間的落差，在梁氏身上被其個性推向了無可消解的衝突，

更使他萌生厭世之感，他說：「我在二十歲的時候，曾有兩度的自殺；那都可以 表現出我內心的矛盾衝突來。就是自己要強的心太高；看不起人家，亦很容易討 厭自己。其故是一面要強，一面自己的毛病又很多，所以悔恨的意思就重，使自 己跟自己打架。…打到糊塗得真受不了的時候，就要自殺。」(李淵庭、閰秉華 編，2003:26)

1913 年，梁氏二十一歲，退出了《民國報》，也脫離國民黨，自此歸心研究 佛典、醉心社會主義。(梁漱溟，2004:3)梁氏對佛典的接近是由於他對人生苦樂 問題的探索，他說：「我讀佛家的書大致有兩個時期：一是十四五歲，辛亥革命 之前，一是民國以後不當記者，進北京大學之前，在家閑居時(二年多)。開始不 懂得甚麼大乘、小乘，甚麼密宗、禪宗等，但由於自己對人生苦樂的探求與佛學 合拍…，久而久之，漸漸入門。」(李淵庭、閰秉華編，2003:29)

貳、社會主義

梁氏對社會主義的印象始於民國元年由江亢虎在上海發起的社會黨，北京支 部是陳翼龍，與梁家夙有來往。梁氏認為陳翼龍是投機分子，故排斥他們的言論，

並因此對社會主義產生隔閡。(梁漱溟，2004:28)

梁氏之傾向社會主義，乃是約在民國元年與二年之交，他偶從家裡舊書堆中 撿到幸德秋水所著，張溥泉翻譯的《社會主義之神髓》。梁氏說：「它講到甚麼「資 本家」「勞動者」的許多話，亦不引起我興味；不過其中有些反對財產私有的話，

卻印入我心。我即不斷來思索這個問題，越想越多，不能自休。終至引我到反對

財產私有的路上，而且激烈地反對，好像忍耐不得。...我發現這是引起人群中間 生存競爭之根源。」(梁漱溟，2004:28)當時梁氏原本認為中國問題只需要待憲政 上軌道後便可像歐美日本一樣逐步成為近代國家。(梁漱溟，2004:29)此後梁氏以 私有財產制度為社會之惡，廢除私有為未來社會之必然，但他此時尚未覺得中國 特別需要社會主義。(梁漱溟，2004:31)

佛家與社會主義這兩脈思維對梁氏的影響可在他 1915 年發表〈談佛〉，1916 年發表了〈究元決疑論〉兩篇文章中看出。從這兩篇作品中，可以看到佛家思想 與(梁氏所以為的¹⁰)社會主義影響他闡釋人類「進化」與「苦樂」的問題。

梁氏在兩文中都認為人類社會演進，是「由圖騰而宗法，而軍國」，接下來 到社會主義已是世間最圓滿的結局，而後破除迷妄進於佛家出世的最終階段。(梁 漱溟，1989，1:19~20；4:496)其中他在〈談佛〉一文中還認為，孔子、基督教等 學派都是人類社會在「軍國」階段以前的學說，已屬落後，並認為進化實乃一種

「不可阻之傾向」。(梁漱溟，1989，4:495)在〈究元決疑論〉中，梁氏透過將魯 滂(Le Bon, Gr. G-)所謂構成物質、不生不滅的以太，解釋為佛家的「如來藏或阿 賴耶」，並將物質本源釋為心念之起。(梁漱溟，1989，1:4~6)而在人生苦樂問題 上，梁氏認為「苦樂唯因欲有；若無欲時亦無苦樂」、「通計欲不遂者遠過於得遂 者，則苦量遠過於樂量」、隨著文明進化，人類的心思更加靈敏，欲也更奢，所 感受到的苦量只會益多益切，是故在社會主義這個在世間以及圓滿之階段後，終 須佛家之出世法方能破除欲望、使人獲終極解脫。(梁漱溟，1989，1:16~19)此中 有幾個要點：心念為世間(包括物質)之本，欲望為人生苦樂之本，進化是世間之 必然，社會至社會主義階段已圓滿至極，然唯有佛家徹底斷欲方是最終解脫之道。

1916 年，蔡元培看了〈究元決疑論〉後邀梁氏到北京大學教授印度哲學，

10「吾所謂社會主義頗與時人所論有異，今不詳。」(梁漱溟，1989，4:496)

但梁氏時任司法部秘書，至1917 年方到任(梁漱溟，2004:94)，是年梁氏二十五 歲。此時梁氏固然有出世之人生態度、亦對現實政治心存惡感，但他依然沒放下 對國家與社會的責任，是年，有感於軍閥戰禍之慘，寫出〈吾曹不出如蒼生何〉

一文，此文延續梁氏對政客之厭惡，呼籲社會各界組織國民息兵會，共同阻止內 戰，培植民主勢力。(李淵庭、閰秉華編，2003:34)

簡言之，在出世時期，梁氏專注於思索人生問題，從佛家思想中尋找生命的 解脫。此時，他對人生問題與社會問題的思索受佛家思想與社會主義的影響，以 人生為苦、佛家為人類最後解脫之徑、私有制為社會罪惡之源，並認為中國問題 的解決之道不在憲政。此後在北京大學受到新文化運動對東方傳統學問的直接挑 戰，梁氏寫出《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標誌著出世時期的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