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國的文化與社會發展
第一節 從全盤西化到鄉村自治(1921 年到 1927 年)
第一節：從「全盤西化」到鄉村自治(1921 年到 1927 年)
壹、反思人心：儒家與辦學
梁氏入北大之時，便以闡儒佛之道為己任。1918 年，梁氏在《北京大學日 刊》，登告徵人以深究東方學問。然此提議僅梁氏北大哲學研究所開了一次孔子 哲學研究會作收。固其後受新文化運動的刺激而成《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
然闡孔釋之願未竟，但梁氏非著意於單純在知識上對東方學術與文物制度深究，
而欲從知識以外的全面生活中，透過與青年學子的共住共學、相互啟迪，以明古 學，同時亦盡改造社會之志。梁氏自云「當時我雖熱心於東方文化的運動，但從 我《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結論，特別著眼於人生態度之一點，所以歸著在開講 學的風氣，而常想以近代的社會改造運動，與古人講學的風氣併做一事，而矢以 終身，屢屢為朋友言之，若辦大學從事於東方學術和其他文物制度的研究，則尚 無此打算。」(梁漱溟，1989，4:727)
此時山東王鴻一先生，在辦學意見上與梁氏志同，但苦於東西文化之辨，遂 透過山東教育廳，在1921 年暑假，邀梁氏於濟南演講《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四 十日，並每日就聽，風雨無阻講後又常與梁氏「高談甚豪」，自此與梁氏相交，
梁氏以為知己(梁漱溟，1989，4:727~728；5:190)。在山東時，梁氏言王氏為古
所謂之「狂者」(梁漱溟，1989，5:189)，兩人談及開辦大學，王先生此時已在山 東曹州辦中學，早不滿既有大學之風。便力促梁氏「當本看所見積極發揮，積極 做去」，自辦大學；且立即隨梁氏回京聯繫當時國務總理靳翼青。靳氏乃王氏同 鄉，早有辦一發揮東方文化大學之意，讀王氏所寄梁氏之文章，又邀梁氏深談，
以梁氏可償其多年辦學之願，遂既請趙次珊、柯鳳孫諸老為發起人，又自出私財 二十萬，並再募三十萬為開辦費，在北京太樸寺街衍聖公府內社一曲阜大學籌備 處，著人草擬籌備處簡章、曲阜大學校章及計畫書等。然梁氏主要以為沒有人才，
除自己外無其他教員，且趙次珊、柯鳳孫諸老以為所辦之學乃一「存古堂言就經 學古文之所」，便提出先成立一學會，「集合一般(有)制去有天資有相當之學識基 礎的少年英俊，…相處二三年後，感情見解，已多了解，一向辦事，便容易多多」， 日後由此學會去辦大學。故梁氏便以此主意告王、靳兩人，提出先成立中學部，
組織學會，三年後再辦大學，此事便告作收。(梁漱溟，1989，4:728~731)1924 年梁氏在山東曹州中學所開辦的高中部即源此思路，其教育理念乃「著眼一個人 的全生活而領著他去走人生大路，於身體的活潑，心裡的活潑兩點，實為根本重 要；至於知識的講習，源自重要，然固後於此。」(梁漱溟，1989，4:784)其中人 生應當積極進取的態度，早出現於1923 年梁氏所發表的〈我之人生觀如是〉中28； 其次認為生活自有其值得追求的本然意義、且以知識為生活之末的觀點乃為《東 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的延續，認為生活只是念念相續，其核心在於起念上的真 情感發，此思路另外表現在梁氏1923 年發表的〈評謝著《陽明學派》〉一文中。
29要實現這個教育目標，梁氏認為要透過與學生一起生活、彼此相互提攜扶持，
此形式固如春秋古人講學之風，然亦受德人衛西琴教學方式之影響。
28該文指出，「生命者無目的向上奮進也。所謂無目的者以其無止境不知其所屆。生物之進化無 在不顯示其勢如此…。即此無目的之向上奮進，是曰人生真義，亦即可以說即此同心協力積極奮 勉向前即是人生真義。」(梁漱溟，1989，4:763) 此義亦可視為《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梁氏所 謂孔子「積極向前」、「剛」的精神的發揮。
29(梁漱溟，1989，4:717)，此外，1923 年發表〈孔子真面目將於何求？〉，認為孔子及其學生一 生著力於生活，孔子學問便在於生活。(梁漱溟，1989，4:773~780)
貳、衛西琴的影響
1921 年冬，梁氏訪德人衛西琴所辦學校，謂「其間所有，舉不同俗，一事 一物，靡不資人省味；頓為驚嘆。」見百餘學生「一一顏色澤然，神采煥然；凡 外間一般學校學生，所有憔悴之色，沉悶之氣，於此絕不可見。」(梁漱溟，1989，
4:801, 802)30學校裡學生被分為許多小組，叫做家庭；教員為家長，其責任在於 引導學生自己的力量。故校內所有事務皆由學生自理，包括做工、做鞋襪、做點 心、修理房屋、買賣、校務等等。(梁漱溟，1989，4:824)而「先生之勞瘁，睹面 可識，不止於瘠，直已病矣！」梁氏既見學校，又與衛先生談論到傍晚，乃知先 生胸中大有物在，自此與其相交，更與自己學生深究其學，「先生每有講演，造 述，必以見示；每以事來京，必相過從。五年之間，得所惠稿件積之盈尺，時所 尋繹，漸有所會。…以王君平叔啟予者為多。」(梁漱溟，1989，4:802)
梁氏指出衛先生思想的根本在其不同於一般的心理學：
他覺得他所得的心理定律是和其他科學所得的定律是同一準確，而心理物 質又同為自然界所有等級不同的力量而無大殊。(梁漱溟，1989，4:818)
衛氏之說以心理學為核心，他視宇宙一切為各種力量，而心理為其中之一，
由接受的「感覺力」與施用的「精神力」組成，兩者本應往復相通。(梁漱溟，
1989，4:818~819)人類的心理力量是自然力量中最高的一層，為人類從生物本能 營求之下的剩餘力量，亦即解放自身體的多餘力量，其中男子的心是世界上最獨 立自由的，因為受身體的限制最少；女性身體構造是為了生育，故女性受身體限 制大，此為男女不同之處31。
30〈衛中先生自述題序〉《全集》卷四P.801, 802
31 (梁漱溟，1989，4:819~821)，梁氏在 1936 年發表的〈對人類女性的認識〉即承續此觀點。(梁
衛氏的教育為其心理學之應用，其目標要使人有力量而能創造，中國因為地 理環境與農業社會的緣故，生活溫文緩和，故中國文化心理活動高，但身體趨衰 敗，而身體衰敗後，精神也衰敗了。(梁漱溟，1989，4:825~826)是故當下要重生 中國文化，須先借西洋的物質文明補養其身。(梁漱溟，1989，4:826)要模仿西方 文化亦須心理的創造力量，是故中國此刻辦教育最重要的就是「培養一種與感覺 有關的心」以及「培養身體力量的教育」。(梁漱溟，1989，4:826~827)
總而言之，衛先生的教育思想要做到讓人有力量而會活動。(梁漱溟，1989，
漱溟，1989，5:878~893)
32以下略舉一二：
「心非一物也，故無形體，但有其效用通過身體而表見出來。」(梁漱溟，1989，4:3)
「人的生活（一切生物亦莫不然）是離不開其所生息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這環境可總名之 曰物，或云外物。人在生活中，其活動正不外是有所受於外，而又有所施於物。凡有所受，必自 身而通乎心，凡有所施，必自心而通乎身。身心連通乃有活動，兩方面缺一不可，而意即萌茁於 其連通之上。一般說來，身心之間時時往復連通，時時有意，時時有活動；這便是一個活著的人 實際上的情況。」(梁漱溟，1989，4:110)
「人類從本能生活中之解放，始於自身生命與外物之間不為特定之行為關係，而疏離淡遠以至於 超脫自由。這亦即是減弱身體感官器官之對於具體事務的作用，而擴大心思作用。心思作用，要 在藉累次經驗，化具體事務為抽象觀念而運用之」(梁漱溟，1989，3:124)
「人類社會之心理學的基礎在…人心」「略說人心…一、對外界感受施為的心理能力」「生命本性 要通不要隔」(梁漱溟，1989，3:533, 547, 583)
然亦須注意梁氏與衛氏不同之處，關鍵在於衛氏認為心是一種力量，但梁氏認為生命只是一個當 下接著一個當下，心非一物，實際上是無限的可能。 (梁漱溟，1989，4:3)這點又表現為功夫論 上的差異，衛氏之教育強調要培養力量，梁氏則以靜心反省為修持之法。(梁漱溟，1989，4:5, 20)
一為專講古代儒家人生思想、而不是人類心理的《孔學絳旨》，另一涉及認識人 類心理者，即為《人心與人生》。(梁漱溟，1989，3:525)在 1926 年所寫的〈《人 心與人生》自序〉中，梁氏便主張須先認識孔子的心理學，方能了解孔子的思想。
(梁漱溟，1989，1:328~329)
在這樣的教育理念下，1924 年梁氏辭去北大教職赴山東辦學，即為前述之 曹州中學高級部。1925 年春，因山東政局變化，梁氏將高中交陳亞三先生接辦，
回北京與熊十力及一些學生在什剎海租房，師生共住共學、相互扶持砥礪。(李 淵庭、閰秉華編，2003:66)
參、中國固有精神、世界資本主義潮流與鄉治道路
此時梁氏正對中國的出路處於煩悶中，他質疑自己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一書中的全盤西化觀點，並重思西洋的政治社會制度究竟能否合於中國社會？皇 帝舊制雖已被推翻，但十幾年來仍未立新軌。梁氏認為其中蓋因這個轉變乃是由 少數有力分子推動，而社會中佔大多數的蚩蚩農工卻未能行成較強的傾向，是故 舊制因為少數人積極有意識地反對、而新軌則因大多數人因為數千年來的習慣，
致使在無意識層面對新軌的不接受。「更有難者，有意識的一面代表西來的時代 精神；無意識一面代表民族固有精神；二者有無可以融通之道，固已不可知；…
如何應付現在腳下所踐處的環境世界。世界是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競爭侵略的世 界；我們本身是一個為其侵略下的生產技術簡拙，文化老衰的民族。」並且「現 在的這世界局面又是不能長久的，其將轉變出一新局似有不容己之勢。於是我們 更須於此時準備著變化，含容了未來，庶乎其可。」(梁漱溟，1989，5:8~11)
梁氏雖早已開始探索西化的條件與中國社會的性質，但仍未成定見。1922
年，他於〈在晉演講筆記〉中提到政治與經濟條件對發展工業的重要(梁漱溟，
1989，4:690~691)，1923 年時，在山東曹州中學演講提出農村立國，但還尚未確 信。(李淵庭、閰秉華編，2003:57)1924 年，國民黨改組容共，近行國民革命，
鼓吹爭取國民政治自由；1925 年正值北伐前夕，「黨的特殊精神亦分外著露；許 多朋友身預其間的，都盼望我南去。我於此時才知注意，而似不無懷疑─或者至 少是無解於我的煩悶。」(梁漱溟，1989，5:11)在陳真如、張難先等朋友來信催 促下，梁氏便派王平叔，黃艮庸，徐名鴻三位學生南下參加北伐，但自己未去。
鼓吹爭取國民政治自由；1925 年正值北伐前夕，「黨的特殊精神亦分外著露；許 多朋友身預其間的，都盼望我南去。我於此時才知注意，而似不無懷疑─或者至 少是無解於我的煩悶。」(梁漱溟，1989，5:11)在陳真如、張難先等朋友來信催 促下，梁氏便派王平叔，黃艮庸，徐名鴻三位學生南下參加北伐，但自己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