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章節安排
本研究同意上述兩位的見解，認為梁氏思想的特殊亦建立在他對現代性問題 的敏銳體認上，並欲在此基礎上試圖透過理出梁氏用以連接主觀與客觀、文化與 歷史、價值與價值的觀念架構、並更進一步釐清梁氏思想的特殊及其發展的脈絡。
對此，Lovejoy 在觀念史研究導論中的提醒有其意義：他指出，就整體而言，
任何哲學家或學派的學說幾乎都是一個由單元觀念(unit of idea)所組成的複雜集 合，並且常以哲學家所沒意識到的方式聚集，並且是不穩定的集合；此外，大多 數的哲學體系的創新獨特之處，是在於其組成方式而非其組成單位，相同的思想 集合會因為思想者的不同態度、著重與推論而呈現為不同的體系。因此，他認為 研究者應當要看出在思想表面差異背後的那些邏輯、或虛假邏輯、或情感成分 (Lovejoy, 1960: 3~5)；並提醒研究者使用「主義」或一些抽象名詞(-ism or -ity)的
4 溝口雄三也認為梁氏的思想揭示了中國前進社會主義路線的問題，但是，溝口氏將鄉約的意義 擴大解釋，如此會與梁漱溟晚年對憲法、法治建設的呼籲相矛盾。(溝口雄三，2006)
問題─這種單一的名稱的稱說，會使複雜、且常相衝突的思想集合，容易被視為 一個確切的統一整體(real unity) 。 (Lovejoy, 1960: 5~6)
由此可知，要理解一個思想的獨特，就必須其內部觀念的組成，而這個組成 方式又是如何形成？其與思想者的人生經驗關係為何？並且，思想發展的過程常 涉及對思想因素的重整，研究者又要如何從不同思想組成模式之間的轉變中找出 其發展的脈絡？
從陳思賢對 Quentin Skinner 思想史方法論的討論中，我們可以得出兩種把握 思想發展的觀點：Textualism 與 Contextualism。Textualism 的內涵是：視典籍本 身為一個完整自足(self-sufficient)之實體，它代表一個系統性思想，只要精研原 文，反覆其義，必可解析出作者原旨。但思想者的任何著述均有其特殊原因、意 圖，來自於特定的環境、並可能針對特定問題。如此將原典內容過度系統化的結 果，則形成了「思想史上的道統」─「先塑造一理想類型(ideal type)，然後把日 後相近之說均視為此必然之結果。」並且「吾人常因此會批評某思想家境忽略討 論某些重要哲學問題是令人深以為憾與難以理解的。」亦即，在此觀點下，思想 發展被視為是有系統的哲學推論結果(陳思賢，1999:12~14)。
Contextualism 的意涵為，典籍產生於社會歷史的環境中，欲了解其中思想必 須以其環境其理解的依據。誠然，社會環境中的種種變化常可被視為是促使作者 著書立論的直接原因(antecedent causal conditions)，但「對人類某一行為或陳述出 現的原因有所了解，卻未必能保證可對該行為陳述所內含的意義充分了解。…若 僅依賴對context 作出分析，只是落入了某種型式的「環境決定論」而已。」亦 即，環境決定了思想(陳思賢，1999:12~14)。
根據陳思賢的歸結，Skinner 認為這兩種觀點都違反歷史研究的精神，他所
提出的觀點為：語言是作者達成目標的工具，所以得先了解作者的目標為何、以 及他如何運用語言來實現，方能理解其作品(陳思賢，1999:15)。透過了解思想者 的意圖來理解其思想體系的組成方式確有意義，但理解體系轉變的問題依然沒解 決，造成作者在思想發展中意圖變化的原因為何？並何以用這種形式與順序呈現 在其發展歷程中？當然，這樣的追問是相信思想的發展有其可以把握的脈絡，這 一點透過Michael Polanyi 的論證可以確認：思想發展必然有其潛在方向，是依據 思想者想像的意義所在進行摸索的過程，而那個想像的意義，就是使思想者能將 其生命中的紛雜經驗整合成秩序的核心 (Polanyi, Michael. 1986: 214~216)。
Michael Polanyi 指出，思想必然是累積的過程，其發展只是不同焦點意識的 改變所造成對細部認知的不同整合，改變對細部感知的整合方式，不會因為整合 方式改變而消滅了既有的細部感知，並且在這個過程中，人對細部感知的掌握是 持續累積的(Polanyi, Michael. 1986: 第二章)。
致知是將紛亂經驗整合成秩序的活動，思想發展不是隨機偶然的結果，人之 所以選擇這樣整合而不是那樣，是因為他覺得有意義、而以此成為凝聚他紛雜經 驗的焦點。如果我們相信思想的發展是人意志選擇的結果，人的意志轉換既非受 外在環境所決定，亦非完全脫離環境、更非隨機飄渺的，那要理解思想發展的脈 絡，就需要在思想者的思想與人生經驗中找出恆久不變的焦點以為座標，也就是 去問，思想者在其一生的紛雜中是如何確立其個體的存在與意義？他如何在生活 中的分殊、偶然、挫敗、不知所然中使其生命有所凝聚？
拙文認為，自我意義的確立，是思想者對人與真理之間的關係認定為基礎，
他所認定的關係確立了他生命意義之所在，也就確立了能使其自由意志在一生無 數的選擇中有所感通的基礎，由此方能理解為何某些問題會受思想者注意、並被 思想者以如此方式來認知與回應。亦即，拙文認為思想的發展是思想者意志選擇
的過程，而其意志在這個過程中是以其對生命意義的認定為基礎來找尋能有所感 通的選擇，故有其脈絡。生命意義的確認是建立在思想者對人與真理之間的認 定，因此拙文試圖透過理出梁漱溟人與真理之間關係的認定，由此釐清他用以連 接主觀與客觀、文化與歷史、價值與價值的觀念架構。5
本研究將分成兩個面向來進行。第一個面向針對既有研究的共同關注：梁氏 的「中國文化復興」說，釐清他如何說明中國文化是如何在過去限制了中國社會 的發展、卻又在未來成為普遍人類的主流？這需要透過分析在《東西文化及其哲 學》裡，精神、文化、社會、歷史的關係，並理出在其文化三路向史觀中，社會 進步的條件及價值轉換的方式，由此來釐清梁氏的觀念架構，從而驗證他是否如 後世所言秉持唯心論6、或中國文化優越論7；第二個面向是以其一生思想發展中 的常與變來確認其觀念架構的具體核心，也就是梁氏在面對不同價值轉換中的糾 結、以及面對自己人生中價值與際遇之間的波折不定時，幫助他建立內在統一的 基礎。其中拙文以第一面向為主、第二面向為輔，第二面向的功能在於有助於確 認由第一面向得到的知識結構，這個寫作策略是基於梁氏思想中「知」的意涵，
他認為，知的意義在於對命定(包括個人的內在本能與人生價值、外在際遇)的超 越8，這來自於他對根本存在問題的見解，使他整合中外思想因素及其人生經驗 而開創出其特有的中國認識，並在波折的際遇中仍終生堅持其理論。其中，由於 梁氏對語言的應用僅展開於論述層面，並未出現感染力的文字與偉大的意象，所 以，拙文固著重分析梁氏在論述層面的一致，然亦輔以關照梁氏在人生的堅持與 承擔，此亦符合梁氏自述其思想中的兩個根本問題取向：中國問題與人生問題 (梁漱溟，2004:21)。而梁氏在論述中就可見出其欲齊一這兩個問題取向的意圖；
5 換言之，純粹的語言不可能完全對應客觀事物，需要透過釐清思想者對真實的認定才能掌握其 陳述。林俊宏曾在對維根斯坦、蒯因、王弼與莊子的論述中亦指出這一點。(林俊宏，2001：115~117)
6 如鄭大華的主張。(1999:91)
7 如魏思齊的主張，他稱之為「華正論」。(2003:.265~266)
8 例如梁氏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要以現量破除我執、在《人心與人生》中以理智來超越本 能、以理性來超越價值得失。
他始終以印度路向為歷史終點，其內涵就是透過心靈的超越來一併解決人生問題 與社會問題的根源，中國文化的意義就是在走向徹底解脫這個人類普遍進程中扮 演了過渡角色。(梁漱溟，1989，3:727)
由於關注梁漱溟思想在其人生中的發展，拙文章節安排以梁氏人生際遇的重 大轉折佐以其重要著作的完成而定。
拙文在第一章要處理的是梁氏自幼年到發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這段時 期。主要指出梁氏在人生態度轉變中思想累積的歷程。《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之 作為梁漱溟思想的觀念架構成型之時，並可從中看出早年思想累積歷程的痕跡。
拙文在第二章要處理自梁氏教育理念成型到《中國文化要義》寫成的社會實 踐歷程。透過分析由第一章得出的觀念結構，從而指出梁氏在這個時期的思想內 在趨向，並以這段時期著作中的梁氏對中國社會問題的思緒進程來驗證之。
拙文第三章要處理的是梁氏 1949 年後的思想發展。主要探討梁氏思想在人 生與理論挫敗下的發展，其間的連續性與既有觀念結構的關係為合？並透過孔子 自述與晚年的比較來探討梁氏晚年樂觀態度的內在淵源。
第二章 梁漱溟觀念架構的成形
梁漱溟，父親取名煥鼎，字壽銘，二十歲後取字漱溟。 1893 年 10 月 18 日 (農曆九月初九重陽節)生於北京紫禁城附近的安福胡同的一個小屋。曾祖、祖 父、外祖父、父親都曾應試作官，祖母、母親亦能詩文，可謂書香門第、官宦世 家。父親梁濟四十入仕，官內閣中樞，後晉升為侍讀，加四品銜。擁護維新，關 懷國是。(李淵庭、閰秉華編，2003:1~2)
第一節 早年環境：梁漱溟思想中的根本關 懷與趨向
梁漱溟在自述文錄中如此述及父親及所受之影響：
先父為人忠厚，凡事認真，講求實效，厭棄虛文，同時又重俠義，關心大 局，崇尚維新。因此不要求子女讀四書五經，而送我入中西小學堂、順天 中學堂等，習理化英文，授新式教育。這在我同輩人中是少見的。由於先 父對子女採取信任與放寬態度，只以表明自己意見為止，從不加干涉，同 時又時刻關心國家前途，與我議論國家大事，這既成全了我的自學，又使
先父為人忠厚，凡事認真，講求實效，厭棄虛文，同時又重俠義，關心大 局，崇尚維新。因此不要求子女讀四書五經，而送我入中西小學堂、順天 中學堂等，習理化英文，授新式教育。這在我同輩人中是少見的。由於先 父對子女採取信任與放寬態度，只以表明自己意見為止，從不加干涉，同 時又時刻關心國家前途，與我議論國家大事，這既成全了我的自學，又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