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動機與文獻回顧

復興」的梁漱溟看作以意志改變客觀歷史道路的唯心論者，認為他的試圖固有其 深刻的時代意義、但他的努力卻少有實質建樹。這樣的主張包含了兩個認定：現 代化有其客觀、必然的道路；文化只是主觀因素，並不反應任何客觀事實，而歷 史乃是基於客觀條件來發展的。如梁漱溟這樣的非西方知識分子只能透過強調 (或誇大)主觀因素對客觀條件的決定能力，或者強調中國的特殊，來對不可改變 的現代化道路進行情緒上的反抗、並對中國現代性的形成無實際貢獻。

艾愷(Alitto, Guy S.)認為梁漱溟是對「非保守」、「非傳統」─現代化─的世 界反應的一種 (1993:9)。現代化對艾愷而言，他將現代化定義為需要依靠純粹理 性主義以及日日進展的物質技術來解決生活問題的現象(Alitto, Guy S.，1993:9)，

而像梁漱溟這樣的保守主義者所面臨的問題在於如何在心理上接受與回應這個 不可避免的趨勢，艾愷將這樣的困境以列文森所提出的「價值」與「歷史」之間 的緊張來描述(1993:10)。在中國傳統與現代化必然道路的矛盾下，艾愷先生認 為，梁氏一方面承認中西文化精神不能相容，另一方面又接受中國在當前的客觀 事實上必須接受西方模式的社會經濟改造，正是梁氏將自己陷入理論的兩難之 處。(1993:120)如此一來，梁漱溟提倡「未來中國文化將復興」的中西文化史觀，

對艾愷而言便只是一種「不自在感」的表現罷了。(1993:9)從艾愷對現代化的定 義，可以看出他認為只有一種必然的現代性方案，凡是拒絕這條道路的就是保守 主義，然而，若僅拒絕這條單線道路、卻不拒絕現代化的思想者，還是保守主義 嗎？並且，現代性的問題與現代化的道路是一元的嗎？

楊貞德與王遠義則透過對現代性問題進一步的思考，從而反駁了艾愷的主 張。楊貞德指出，因為中國保守主義者所面臨的問題，使得他們無法向柏克一樣，

而必須將文化與歷史分開，這是為了既納入西方所長、又同時闡釋固有的現代意 義(楊貞德，2007:209~210, 262~265)，在梁氏認為東方文化自有其特殊性與普遍 性，東方文化存在意義在於其是否具有世界的普遍意義，便使之不同於列文森所

述的近代中國保守主義者，以中國文化的價值僅在其對中國的特殊意義 。(楊貞 德，2007:225)至於艾愷所擔心的現實與傳統的矛盾問題，楊貞德指出梁氏的歷 史觀區分了中國文化與實際中國歷史的發展，正視了中國文化的短處以及西方文 化的長處(楊貞德，2007:264)，而非只想逃離現實滿足自己的文化情懷。楊貞德 認為梁氏的「中國文化復興說」是透過將中國的文化與實際歷史分為兩個不同的 領域來說明，其中梁氏主張中國文化在未來將與歷史將會合而為一(楊貞德，

2007:211)，並結合過去中西文化所具長處，而不只是中國文化的單獨重現。(楊 貞德，2007:215)梁氏為中國文化的辯護在於找出中國文化的核心，但此一核心 卻與實際的歷史過程之間有距離(楊貞德，2007:212)，由此既肯定了傳統文化、

又批判了過去的歷史；並且梁氏主張文化是受天才主觀影響而成(楊貞德，

2007:226)、不可分割的整體(楊貞德，2007:211)，故梁氏雖逐漸重視客觀因素的 歷史作用，仍強調主觀的重要。(楊貞德，2007:247, 252, 255)但她也認為，梁氏 的文化整體觀使其在如何「保有既有文化」又「吸收西方長處」的問題上陷入困 境(楊貞德，2007:265)，並且梁氏最終仍無法解釋何以過去歷史不受文化主觀因 素的決定？以及一個不可分割的文化整體如何能同時發展不同性質的兩種取 向？(楊貞德，2007:237)

王遠義同樣將梁氏思想中的文化與歷史視之為二(王遠義，2004：154)、並 進一步認為，梁氏思想的深刻與獨特之處在其對現代性難題的敏銳體認，「對於 古老的大傳統、外來新近的思想、中國的現代化和現代性之模式三者間，梁氏一 貫地、不懈地將它們相互間的關連和關係，不僅作出了原創性的研究與解釋，也 提出、提醒在謀求中國問題的現代解決時，此三大問題之互動、綜合與轉化的必 要性和重要性。」(王遠義，2004:165~166)這個問題意識使梁氏將中國文化當前 的困境與馬克思主義中資本主義過渡問題結合起來，同時面對了傳統與現代的過 渡以及馬克思主義中資本主義過渡階段的問題，並對中國傳統與馬克思主義賦與 了創造性的新義，梁氏便是在這種思維與應變中相信：「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展現

出最有生機的思想與力量，而中國文化只有經由馬克思共產主義之路，才能釋放 出原有的文化潛能。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具體實踐，確保著、標誌出中國儒學復興 的必經之途，而中國古代早熟的文化、早啟的理性，預示著、指示著馬克思主義 在中國的必要性、優越性與歷史性。」(王遠義，2004:129~130)王遠義由此認為，

梁氏思想中的傳統與現代的價值在歷史發展中是互補、而非列文森所謂的對立關 係。(王遠義，2004:156~157)簡言之，王遠義認為，傳統、外來現代思想與中國 現代化道路三大問題，致使梁氏由中國傳統文化通往馬克思主義⁴，並產生了創 造性詮釋、為兩者帶來生機；但他也認為梁氏以文化因素重於科技、經濟因素(王 遠義，2004:160~161)，並認為中國社會的發展因受其文化路向決定而有其特殊 的現代道路。(王遠義，2004:115~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