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個案研究－哥倫比亞革命軍
第三節、 以哥倫比亞政治制度探析哥倫比亞革命軍興衰
司法與立法權，使三權分立更完善(Miller & Aucoin, 2010)使分數從 7 分更上升至 9 分。第二次的分數下降為 1995 年，從 9 分降回 7 分，主因則是由於毒品集團 與時任總統 Samper 之間的利益關係，使政府的清廉受到質疑，至今持續維持 7 分。
圖4-2：哥倫比亞政體變化圖（二戰後）
註：根據Polity IV(Marshall et al., 2016)的政體評分標準由-10 到+10，10 分為完全民主；6 至 9 分為民主；1 至 5 分為開放式威權；-5 至 0 分為封閉式威權；-10 至-6 分為威權。根據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 2017)參考該國的政治權利與公民自由兩項指標並將其得分加總平均得出最後分 數，其評分數值由1 至 7，分數越高代表越不自由。此處作者為了解釋上的一致性，以 8 分減去 原始分數，因此判斷標準為5.5 至 7 分為自由；3 至 5 分為部分自由；1 至 2.5 分為不自由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Marshall et al.,2016 ; Freedom House, 2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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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1947 1949 1951 1953 1955 1957 1959 1961 1963 1965 1967 1969 1971 1973 1975 1977 1979 1981 1983 1985 1987 1989 1991 1993 1995 1997 1999 2001 2003 2005 2007 2009 2011 2013 2015
哥倫比亞政體變化圖（二戰後）
Polity IV Freedom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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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為自 1964 年以降，與哥倫比亞革命軍相關戰役之死亡人數，作者欲 以此作為該叛亂團體實力消長的代理變數，並且戰役之死亡人數代表某衝突本身 的持續存在，其中有三點可討論：
（一）成功的和平談判－1982 年 Belisario Betancur Cuartas 上台同時哥倫比亞革 命軍勢力開始增長，衝突死傷開始增加並突破200 人，有鑑於哥倫比亞革命軍之 勢力增長，不同於前幾任總統對哥倫比亞革命軍無明顯政策方針，Belisario Betancur Cuartas 採取和平協商之方式與哥倫比亞革命軍進行對話，並於 1984 年 簽訂首次和平協議－La Uribe Agreement，同年死傷人數則明顯下降。但其後接 任的政府與哥倫比亞革命軍之間的和平談判則遲遲未進展，衝突再起並逐漸加 深。
（二）政體轉為不民主的同時，衝突亦開始加重－自1995 年開始，死亡人數開 始往上攀升，此時正好為哥倫比亞政體由9 分退回 7 分，政府本身的貪污與無效 率使打擊哥倫比亞革命軍行動受阻。
（三）失敗的和平談判－1998 年 Pastrana 積極與哥倫比亞革命軍展開對話，主 要因為哥倫比亞軍隊能力薄弱，哥倫比亞革命軍勢力增強開始威脅到都市居民。
(Long, 2015, December 16) Pastrana 在一開始就答應給予哥倫比亞革命軍一大塊 停火區作為和平協議之條件，但此舉不但增長哥倫比亞革命軍勢力使哥倫比亞革 命軍能更肆無忌憚於此訓練軍隊或是從事毒品走私更使哥倫比亞民心惶惶，對 Pastrana 不滿加深。雙方於 2002 年所簽訂的停火協議更如同廢紙一張，哥倫比 亞革命軍繼續進行武裝反叛行動，衝突死亡人數更突破2,5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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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Lacina & Gleditsch (2005)
如前文獻回顧所提，政府為解決叛軍的不滿，可用權力分享的方式，權力分 軍隊納入正規軍（Restrepo et al., 2003），但哥倫比亞政府則從未如此安排。
根據第二章最後一節，民主之所以能縮短內戰延續性之主要原因有三：第一、
生活於民主政權下的國民，政治壓迫程度較小；第二、民主促進社會資源的重新 分配(Redistributive)消弭國內的不平等；第三、民主政府能透過稅收進行公共財 的施放或公共服務，因此作者將於接下來的段落中，針對哥倫比亞於此三方面的 表現進行討論：，（一）哥倫比亞國內政治權利壓迫程度：
4 死亡人數包括平民、士兵相關人士，因戰役而喪生。（Lacina & Gleditsch, 2005, p.14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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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倫比亞的政治制度常被敘述為穩健的兩黨制民主政權，但實際上，其背後 隱藏著血腥的政治暴力，保守黨與自由黨兩黨獨大於哥倫比亞的國會，透過哥倫 比亞的準軍事部隊以暴力方式打壓其他小黨（多為左派）的生存空間，剝奪其政 治參與權。(Ramírez, 2010)另外加上國內的非國家行為者：毒梟、叛亂團體與準 軍事部隊三者使得哥倫比亞人民不論在政治上無法完全享有自由、在最基本的人 身安全上也受到威脅，而在政治參與上，哥倫比亞的人民投票率只有60%，遠低 於秘魯的80%。(Ramírez, 2010)
另外，扮演監督政府角色的第四權－媒體，於哥倫比亞的情況更為險峻，自 1992 年至今，共有 47 名記者遭蓄意謀殺，高居世界第 8 位。5另外，哥倫比亞的 新聞自由指數排名占全世界180 個國家中的 129 名，據 2017 年的報告指出，哥 倫比亞記者所面臨最主要的威脅來自於政府合法化的準軍事部隊，其亦從事販毒 行動，為避免記者報導，其常以肢體暴力、死亡威脅與謀殺對付記者，而當地官 員常包庇此種犯罪行為，使得哥倫比亞仍是西半球國家中記者生存最危險的國家。
(RSF, 2017)當記者的生存受到威脅，自然無法發揮第四權之力量，另外，亦隱含 了人民言論自由的限制、壓迫人民政治發言權，這皆成為人民不滿之來源。
（二）哥倫比亞政府於社會重新分配成效：
根據 2012 年哥倫比亞國內的民意調查，有將近 85%的人民認為國內的所得 分配不平等；超過 70%的人民則相信政府應該對所得分配不均問題有相關對策 (RodríguezRaga & Seligson, 2012)，哥倫比亞的所得分配評等在全世界 138 個國 家中敬陪末座，為第127 名。國內所得的 20%集中於 1%的人口手中，而國內收 入前 1%的人民掌握哥倫比亞 40%的財富(Vélez, 2012)，哥倫比亞的財富過度集 中問題比許多西方先進國家（法國、美國、瑞士等）還要嚴重(Joumard &Vélez, 2013)。參考圖 4-4 從吉尼係數觀之，哥倫比亞雖從 1999 年的 58.74 降至 2014 年 的53.5，但仍屬於分配不均嚴重的國家。
5 資料來源：https://www.cpj.org/killed/americas/colombia/ (Retrieved May 5,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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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倫比亞政府為因應這問題，特別成立了「國家發展計畫(2014-2018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 PND)」該計畫三大支柱分別為：和平、平等與教育，其中又 將社會不平等議題作為最主要關切的問題，(BBVA Microfinance Foundation, 2015) 但是，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 2015, July 17)卻發現，哥倫比亞政府 反而利用PND 計畫將位於原住民保留區的數百萬公頃土地劃為 Strategic Mining Areas，以發展國家基礎建設為理由，准許採礦公司非法的侵占農民的土地，使 農民失去生計。
在世界所有國家中，拉丁美洲的土地分配問題是最不公平的，將近有超過一 半以上的土地掌握在國內百分之一的人手中。但在拉丁美洲中，哥倫比亞的土地 分配問題又最為嚴重，國內三分之二的可耕地為0.4%的農民所持有，比起 1960 年更為嚴重，84%的農民只持有國內少於 4%的可耕地，(Moloney, 2016, November 30)此種情形使得小農存活困難，也更容易發生有關於土地的衝突，而土地的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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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倫比亞之吉尼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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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政府於哈瓦那談話中亦承諾要針對土地改革推行相關政策，但自 1914 年以來哥倫比亞政府已推動14 次的土地改革，幾乎每七年就會進行一次土地改 革，(Flores, 2013, August 28)但，其成效仍有限，政府雖體認到土地重新分配的 重要性，但是要實踐仍有難度。哥倫比亞的土地相關政策主要根據其於 2011 年 所制定的Land Restitution law (Law 1448)，其法律主要目的為幫助農民索回其被 非法侵占的農地，但於國際特赦組織2012 年的報告中清楚指出，農民若欲索回 農地首先必須經過政府複雜的程序確認該農地是被侵占的，另外，政府給予農民 的協助十分有限，部分法條甚至是幫助侵占者合法化其所霸佔的農地。(Amnesty International, 2012)至 2014 年止，只有少於 1%的農民成功索回農地，其他農民則 因害怕政府會採取報復手段而不敢提出索償。(McKenzie, 2014, November 27) 哥 倫比亞國內因內戰而被迫離開家鄉的人民大約有700 萬人，比敘利亞、伊拉克還 要多，(Miroff, 2016, September 5)在哥倫比亞政府與革命軍簽屬停戰協議的今後，
若政府仍無法有效的解決根本性問題－土地分配，作者認為此次停戰亦只是暫時 的，戰火終將再起。
（三）哥倫比亞施放公共財能力：
稅收能力代表政府能否有效汲取國家資源，哥倫比亞政府執政之無能亦可展 現於其稅收能力，哥倫比亞的稅收制度十分鬆散且無強制力－只有約2%的成年 勞工繳稅，高所得的族群則仰賴政府一系列的減稅措施逃稅。拉丁美洲的人民大 多對於其政府的稅制管理能力抱持懷疑的態度，不相信政府能有效管理稅收並用 於社會福利用途上，根據2012 年的統計，只有 23%的民眾相信稅收是公平的、
15%的民眾相信政府會將稅金做有效的管理(Moller, 2012)，這鬆散的稅收制度不 僅使政府無法有效的收放公共財給人民，更連帶地推動哥倫比亞地下經濟（例如：
毒品）的發展(Goñi et al., p. 1562)。
根據 2013 年 OECD 的報告指出(Joumard &Vélez, 2013)，哥倫比亞的稅收系 統重新分配的能力十分有限，其體現於三點：（一）個人所得稅率與國內生產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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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比率低：相較於OECD 國家能徵收到國內生產總值 9%的個人所得稅，哥倫 比亞政府只能徵收到國內生產總值 1.1%的稅收（二）對商品或服務課徵的消費 稅占哥倫比亞總稅收的 44.8%，個人所得稅只占說明哥倫比亞的稅收 5%，大部 分來自於消費稅而非個人所得稅，政府汲取稅收的能力仍有限（參見圖4-4）（三）
哥倫比亞稅制偏袒富人，針對富人制定眾多減稅方案，使得全國收入前1%的人 民只有40%需要繳稅，最後造成收入較少的民眾反需要負擔更高的稅率。
圖4-5：個人所得稅占總稅收的比例
資料來源：OECD et al. (2017)。
如前所提，哥倫比亞的收入不平等名列世界前茅，而政府的稅收能力不佳使 得不平等狀況更無法緩解。針對此問題，Santos 政府於 2016 年通過稅改法案，
並於2017 年一月正式實行，目的為對哥倫比亞稅制進行結構性改革，例如：除 了簡化稅收制度外，另外針對廢氣排放、菸品等加強課稅，加強政府汲取稅金能 力、減少避稅情形發生。(Vyas, 2016, October 20)但其成效如何仍有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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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倫比亞與秘魯個人所得稅占總稅收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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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小結
哥倫比亞其國內的政治暴力屢見不鮮，不僅擁有南美洲存續最久的叛亂團體
－哥倫比亞革命軍，國內亦有勢力強大的準軍事部隊且亦是毒品最大的生產地 (Safford & Palacios, 2001)。在 Santos 政府積極的帶領之下，自 2012 年於古巴哈 瓦那的和平談話展開至今，兩造和平似乎出現曙光，在第一次和平協議於 2016
－哥倫比亞革命軍，國內亦有勢力強大的準軍事部隊且亦是毒品最大的生產地 (Safford & Palacios, 2001)。在 Santos 政府積極的帶領之下，自 2012 年於古巴哈 瓦那的和平談話展開至今，兩造和平似乎出現曙光，在第一次和平協議於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