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個案研究－光明之路
第三節、 以秘魯政治制度探析光明之路興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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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動武力抗爭目的在於實現光明之路最終目標－推翻無能的民主秘魯政府並建 立一個共產政權，但1983 年開始，光明之路開始將攻擊目標從原本的官僚轉至 有錢的佃農、合法左翼行動分子、草根性組織與左翼自由知識分子(Ron, 2001)。
在1980 年代，秘魯出口了佔全世界 65-70%的古柯葉，當地的種植者將古柯 葉賣予當地工廠，當地工廠再經由哥倫比亞的 Medellín 和 Cali 等販毒集團將古 柯葉運至他國(Kay, 1999)，而光明之路最主要的收益來源亦來自於毒品收入，特 別是來自於上瓦亞加區（Upper Huallaga Valley）的古柯葉。光明之路以非法毒 品走私、綁人勒贖與非法敲詐的所得使其迅速壯大，勢力版圖並從鄉村往市區擴 張。
1980 到 1985 年，為應付光明之路的興起，秘魯政府針對佃農階級採取無差 別攻擊，造成國內動盪不安，許多人被迫離流失所，使光明之路對平民的吸引力 大增，直到1980 年後期，光明之路開始對合法的左翼分子進行暗殺，民間開始 對其反感，秘魯政府於此時徵招佃農自治守衛隊(Ronda Campesina)對抗光明之 路。
然至 1992 年，藤森總統強硬的政權帶領之下，國家反恐理事會 (Dirección Contra Terrorismo, DINCOTE)成功地捕獲光明之路領導者 Guzman，Guzman 在與 政府協商後宣布與秘魯政府之間達成和平協議。光明之路的叛亂次數與強度開始 下降。時至今日，光明之路的成員以從全盛時期的約10,000 名武裝成員降至 100 名左右(Gleditsch et al., 2002)，對秘魯政治穩定已非重大威脅。
第三節、以秘魯政治制度探析光明之路興衰
自1945 年二戰後，秘魯政體分數有四次的下降：（一）1947-1948 年秘魯由 開放式民主轉為威權，軍事將領Manuel A. Odría 以政變方式推翻當時總統 José Bustamante y Rivero。至 1956 年進行總統選舉才恢復民主。（二）1961-1962 年 Ricardo Pérez Godoy 的軍事叛變使秘魯再次由開放式威權轉為威權，而在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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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 年恢復選舉結束威權統治。（三）1968-1979 年 Juan Velasco Alvarado 將軍所 策劃的軍事叛變，推翻民選政府並開始了將近十年之軍政府統治，直到1979 年 Víctor Raúl Haya de la Torre 召開修憲大會，由 Morales Bermúdez 的民選政府重新 執政，秘魯進入民主階段（四）1991-1992 年藤森總統的自我政變使秘魯由民主 重回封閉式威權直到2000 年由於貪汙等罪逃至日本。自此之後，秘魯的民主發 展呈現穩定，Possible Peru 黨的 Alejandro Toledo、 APRA 黨的 Alan García、Partido Nacionalista Peruano 黨的 Ollanta Humala 與現任 Peruvians for Change 黨的總統 Pedro Pablo Kuczynski 輪流執政，政黨政治穩定發展。
圖5-2：秘魯政體變化圖
註：根據Polity IV(Marshall et al., 2016)的政體評分標準由-10 到+10，10 分為完全民主；6 至 9 分為民主；1 至 5 分為開放式威權；-5 至 0 分為封閉式威權；-10 至-6 分為威權。根據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 2017)參考該國的政治權利與公民自由兩項指標並將其得分加總平均得出最後分 數，其評分數值由1 至 7，分數越高代表越不自由。此處作者為了解釋上的一致性，以 8 分減去 原始分數，因此判斷標準為5.5 至 7 分為自由；3 至 5 分為部分自由；1 至 2.5 分為不自由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Marshall et al.,2016 ; Freedom House, 2017 )
光明之路於 1968 年成立，原本為非武裝政治團體但卻於相對民主的 1982
1945 1947 1949 1951 1953 1955 1957 1959 1961 1963 1965 1967 1969 1971 1973 1975 1977 1979 1981 1983 1985 1987 1989 1991 1993 1995 1997 1999 2001 2003 2005 2007 2009 2011 2013 2015
祕魯政體變化圖（二戰後）
Polity IV Freedom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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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轉為武裝叛亂分子，其主因有二：一是因1968 年以來，秘魯進入長達 10 年的 軍政府統治時期，光明之路無法以正常的政黨參與模式表達自身訴求(Ron, 2001)；
二是1980 年高經濟利潤的古柯種植風潮進入秘魯，成為許多叛亂份子的經濟來 源。(Kay, 1999)
參照圖5-2 與圖 5-3，可分為兩部分討論：
（一）綜觀光明之路相關戰役之死傷人數可發現，其衝突強度於 1982 至 1984 年為最強，單年超過10,000 人死亡。但很快的於 1985 年 García 上台後，衝突縮 小至單年約 4,000 人死亡。另外，當秘魯於 1990 年和平政權轉移，更民主的同 時，戰役死亡人數開始逐年下降。
（二）藤森總統的政變雖造成秘魯從民主降至封閉式民主，但其於1995 年仍由 秘魯民眾投票續任總統職務。表示其仍然獲民眾支持。在其後接任之總統皆維持 民主制度，使秘魯民主穩健發展，光明之路亦消聲滅跡，只剩零星活動。
圖5-3：光明之路反叛軍與政府軍交戰之死亡人數
參考資料：Lacina and Gleditsch（2005）
如前文獻回顧所提，政府為解決叛軍的不滿，可用權力分享的方式，權力分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1982 1984 1986 1988 1990 1992 1994 1996 1998 2000 2002 2004 2006 2008
戰役死亡人數
死亡人數低估值 死亡人數高估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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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又分為經濟、政治與軍事三種，經濟上的權力分享可見下一段的第三點有關祕 魯國內公共財施放成效；政治上的權力分享包括1980 年代初期，祕魯政府曾提 供光明之路機會參與政黨選舉，但光明之路拒絕，並將推翻政府視為唯一目標，
之後並更採激進的暴力手段（McClintock, 1984），祕魯政府之後並未再提有關政 治權力分享的提議，或是和談；軍事上的權力分享，祕魯亦未將反叛軍納入正規 軍或是提供重要軍事職位予反叛軍，祕魯政府是以提供公共財的經濟權力分享方 式為主。
如同前章哥倫比亞個案討論，作者亦將於接下來的段落中，針對秘魯於民主的三 方面表現如何進行討論：
（一）秘魯國內政治權利壓迫程度：
秘魯自 1980 年以來，即實施自由且公平的選舉制度，人民的政治參與度極 高，政黨亦十分多元，是南美洲國家中左派政黨相對活躍的國家，值得一提的是，
雖然秘魯的軍政府掌權許久，但從未有任何的左派政治領袖於競選過程中遭殺害。
(McClintock, 1994) 由 2011 年與 2016 年的選舉觀之，國內投票皆呈現兩極化，
2011 年的 Ollanta 以 51.45%勝過 Fujimori 的 48.55%、(BBC News, 2011, June 7) 2016 年的當選者 Kuczynski 以 50.12%投票率的些微差距贏過 Fujimori 的 49.88%，
但政權皆和平轉移落選者亦承認選舉結果，且未發生大規模的抗議活動。(BBC News, 2016, June 10)
雖然秘魯的多黨制政黨競爭十分活躍，但是秘魯原住民的政治參與仍時常被 壓抑以及被邊緣化(Thorp et al., 2006)，秘魯原住民佔總人口的 45%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2017)理應受秘魯政黨所重視，其被忽略的最主要原因乃由於 秘魯原住民於文化與地理上皆是碎片化的分布，其多居住於偏遠的城鎮，且單一 個城鎮的原住民居住人口皆不超過500 人(Figueroa & Barrón, 2005)；另外，秘魯 原住民長久以來多被秘魯政治菁英視為「次等公民」，在這種環境之下，原住民 難以在秘魯政治制度下團結發聲，自然在政治上遭受邊緣化。秘魯國會面臨此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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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於2011 年無異議全體通過「原住民諮詢法案(Indigenous consultation law)」即 任何觸及原住民權益的法案（例如：建立水壩、鑽油管或採礦等）在通過前必須 經過原住民的同意。(Marin, 2011, September 16)
另外，秘魯的媒體享有充分的自由去發表言論，在1980 年代光明之路猖獗 之時，國內甚至還有支持光明之路的報紙發行。2017 年秘魯的新聞自由指數排 名占全世界180 個國家中的 90 名(RSF, 2017)，政府亦無禁止報紙雜誌之通行、
亦無控制網際網路的使用且保障個人言論、宗教、學術的自由。活躍的主流媒體 多為私有企業，但2013 年 El Comercio 併購 EPENSA 控制將近 80%的新聞業，
壟斷新聞媒體來源，成為影響秘魯媒體業最大的隱憂之一。(Freedom House, 2017)
（二）秘魯政府於社會重新分配成效：
秘魯的經濟於 1988 年開始 GDP 逐年成長，由 154 億美元成長至 2015 年為 1891 億美元，在短短將近 30 年來其成長被稱作「秘魯奇蹟」為拉丁美洲中成長 最多的國家(World Bank, 2015)，在政府審慎的經濟政策帶領之下，其國民生產總 額增加了50%，不僅失業率下降、貧窮人口亦減少(World Bank, 2015)，且也被觀 察家評為拉丁美洲中最適合投資的國家(Charles, 2015)。
圖5-4：哥倫比亞吉尼係數圖
0 10 20 30 40 50 60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祕魯之吉尼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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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World Bank Group (2015)。
參考圖5-4，若以其吉尼指數(World BankGroup, 2015)觀之，可發現秘魯吉 尼指數其最大值為1985 年的 99.91，相當於 1985 年秘魯居民之間的年收入幾乎 集中於一個人的手中，為極不平均的狀態，此原因主要來自於當時光明之路的崛 起與秘魯國內市場經濟危機，1994 年之後，吉尼指數則多於 44 至 51 之間波動，
雖然與過往相比略微進步，但收入分配仍為不平均，其主要是來自於城鄉之間的 收入差異，由於秘魯境內偏遠地區（安地斯山脈、亞馬遜叢林）皆居住大量原住 民，而這些原住民不管在教育、收入上皆與首都利馬的人民相差懸殊，其部分原 住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水、電）甚至無法滿足(World Bank, 2012)，因此若要有效 解決國內收入不平等，其主要目標乃縮小城鄉之間的差距。針對此問題，秘魯政 府發表“growth with social inclusion”計畫並獲得聯合國支持，將提升貧窮人口的 福利與平等作為主要目標，世界銀行將會提供資金與人力幫助秘魯政府實踐計畫。
今(2017)年，世界銀行更發表新的支援計畫書 2017-2021 Country Partnership Framework (CPF)並於 2017-2018 兩年內提供秘魯 5 億美元幫助政府建設公共設 施、生產力的提升與因應氣候變遷所帶來的衝擊。(World Bank, 2017, May 2)
（三）秘魯政府施放公共財能力：
受益於秘魯的經濟成長，秘魯的稅收增加使得國家能增加政府部門的投資與 擴張公共建設計畫，使得其成為南美洲進步相對快速的國家，也吸引了許多的外 資投入，而秘魯政府在經濟政策上也沿用1990 年代所採行的新自由主義，強調 開放市場與自由貿易。於 1980 年代，秘魯政府稅收呈現逐年下降，並於 1989 年因通膨的關係達到最低點，而在藤森總統上台之後，其展開一連串的稅制改革 其主要集中於兩部分：第一、精簡稅制，1990 年的秘魯稅制有約 200 種不同的 稅、並將納稅者分為33 種分類，稅率年年波動，因此藤森的稅改將不重要的稅 以及納稅者分類簡化，增強稅收的能力；第二、重新組織當時無效率的稅收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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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intendencia Nacional de Administración Tributaria, SUNAT)，由於當時的 SUNAT 部門貪污事件頻傳，藤森則重新整治部門並給予其更多自治權，此稅改 政策使得秘魯政府即使在國家高通膨時期，其稅收仍能繼續成長(Kay, 1996)。然 而，在藤森的技術官僚與偏專制的統治之下，財政部長開始干預國家稅收部門的
(Superintendencia Nacional de Administración Tributaria, SUNAT)，由於當時的 SUNAT 部門貪污事件頻傳，藤森則重新整治部門並給予其更多自治權，此稅改 政策使得秘魯政府即使在國家高通膨時期，其稅收仍能繼續成長(Kay, 1996)。然 而，在藤森的技術官僚與偏專制的統治之下，財政部長開始干預國家稅收部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