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個案研究－哥倫比亞革命軍
第二節、 哥倫比亞革命軍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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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排行第 84 名，2015 年之經濟成長率為 3.03%、年通膨率則為 5.005% (World Bank Group, 2015)。國內產業組成為 6.9%農業、34%工業、59.1%服務業。2016 年，根據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16)統計，哥倫比亞為世界第 56 大的 貨物出口國、世界第47 大進口國，哥倫比亞的進口額為 540 億美元、出口額為 356 億美元，存在貿易逆差。前三大進口貨物為精煉石油、航太飛行載具與車輛；
前三大出口貨物為原油、碳磚與咖啡。哥倫比亞較南美洲其他國家而言經濟相對 穩定開放，經濟自由度3為69.7 分為相對自由，世界排名第 37 名(Miller & Kim, 2016)，其中國內貪腐問題嚴重，不論於公部門或私部門皆是，損害其經濟制度 穩定發展。
第二節、哥倫比亞革命軍之介紹
哥倫比亞革命軍為哥倫比亞歷史最悠久與最大的左翼反叛團體，同時亦是世 界上最富有的游擊隊之一(The Economist, 2016, April 24)。其主要活動範圍為哥倫 比亞較貧瘠的東南部叢林和安第斯山脈底部的平原地區。另外，參加哥倫比亞革 命軍的多為較年輕的平民、佃農或是教育程度相對低下的人民，而人民之所以參 與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的原因前四多為：「被脅迫加入（20%）」、「被武器與裝 備所誘惑（20%）」、「被哥倫比亞革命軍所宣稱的薪水與福利所騙（16%）」與「政 治信念（12%）」(Sanín, 2008)。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的經濟來源主要來自於非 法毒品走私、綁人勒贖與非法敲詐。根據2012 年的數據，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 量從非法毒品交易中至少獲利2 億美金，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收入的一半以上 皆來自於毒品。(Otis, 2014)
在1964 年，由 Pedro Antonio Marín Marín 整合 43 個游擊隊組織成立哥倫比 亞革命武裝力量，且獲得大多數農村地區人民之支持，尤其是位於哥倫比亞南部
3 此處的經濟自由度除了指國家與世界其他國家經濟互動的自由度，例如：國內市場經濟是否開放全球的 投資或貿易，亦包含國家的政策，例如：國內貨幣政策、稅收政策等，以檢驗國內人民是否能不受政府干 涉、限制自己的財產。（Miller & Kim,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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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的佃農，哥倫比亞革命軍保護農民免於地主不當挪用農地，並要求地主須支 付公平的工資，而1970 年代，哥倫比亞農民開始改種利潤較大的古柯葉。(Saab
& Taylor, 2009) 起初，哥倫比亞革命軍對毒品採取謹慎的態度，他們認為種植古 柯葉是另一種型態的帝國主義入侵，農民因種植高利潤的毒品有可能因此停止支 援反叛的行動，另外，哥倫比亞革命軍也擔心毒品會使軍隊成員上癮，喪失作戰 能力。(Molano, 2000) 同時在此年代，國家陣線仍然佔領了哥倫比亞的政治舞台，
時任總統Misael Pastrana(1970 – 1974)對農村地區設計一套發展計畫，欲移除對 農村設置的投資障礙，此舉亦會造成農民的無產階級化，使得農民往都市移動，
造成都市的失業率上升，最終導致 1977 年哥倫比亞發生的全國性罷工與 1978 年的 Draconian Security Statute 打壓人民抗議與集會的權力。而就在 1970 年到 1982 年期間，哥倫比亞革命軍從 500 人的小武裝團體增長至 3,000 人左右的軍隊，
鞏固了自身的勢力。(Molano, 2000)但對一個以農村作為基地的叛亂團體，資金 來源絕對是維繫自身生存的重要關鍵，為了負擔軍隊擴張所需要的費用，哥倫比 亞革命軍於1982 年開始對哥倫比亞南部種植大麻的農民課稅，之後進一步擴大 對古柯葉種植者與古柯鹼工廠課稅。(Otis, 2014)另外，哥倫比亞革命軍亦開始以 綁架、敲詐當地大小企業為收益來源。(Peceny & Michael, 2006)
1980 年代開始哥倫比亞革命軍與政府開始展開和平的談判，時任總統 Belisario Betancur 與反叛軍開始展開對話，此時政府的策略為提供哥倫比亞革命 軍政治參與的機會，將他們的軍隊反叛行動轉為政黨。因此在1984 年哥倫比亞 革命軍與政府進行第一次和平談話並達成停火協議，而後成立了合法的政黨組織
「愛國聯盟」(Union Patriótica ,UP)，且在 1986 年的選舉中獲得相當多的國會席 位。(Molano, 2000）但其後，在哥倫比亞默許之下，哥倫比亞政府與毒販、準軍 事團體一同大量暗殺愛國聯盟黨員，在6 年內共有超過 3000 名黨員遭殺害，使 哥倫比亞革命軍重退回鄉村地區繼續以暴力手段反抗政府。
至1990 年代，根據估計哥倫比亞地下經濟年收入約為 24 億美元，其中大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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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就佔了16 億美元，而其他毒品與走私收入占 8 億美元，哥倫比亞國內有將 近20 萬人從事生產毒品以及走私的活動，而 170 萬人直接或間接依靠毒品收入 維生。（陳勁，2005）日益猖獗的毒品走私活動滲透入民間甚至政府相關人士中，
加深哥倫比亞政府執政難度。直到1989 年，親美且反毒立場堅定的自由黨候選 人Luis Carlos Galán 遭暗殺後，哥倫比亞總統正式向國內販毒集團宣戰，美國亦 推動了「哥倫比亞計劃」(Plan Colombia)與哥倫比亞政府一同打擊販毒活動，成 功瓦解了 Medellín 和 Cali 等販毒集團。但美國沒想到的是此舉等同替哥倫比亞 革命軍除去政治軍事上的主要敵人－毒品集團，更間接使古柯葉、大麻的種植從 原本哥倫比亞政府控制區域轉往哥倫比亞革命軍占領地區，哥倫比亞革命軍得以 從古柯鹼供應鍊中獲取龐大利益以壯大自身勢力(Peceny & Michael, 2006)，另外 失去 Medellín 和 Cali 等販毒集團保護的勢力較小的毒販只能尋求哥倫比亞革命 軍保護。(Otis, 2014)
1998 年，時任總統 Andrés Pastrana 為了與哥倫比亞革命軍展開和平對談，
答應給予它們一塊位於哥倫比亞南方暫時的安全地(safe haven)。但是，哥倫比亞 革命軍反運用這一塊 16,000 平方英里的區域組織軍隊、種植古柯鹼、藏匿人質 等，最終Pastrana 的和平對談則在 2002 年以失敗收場。接任的總統 Álvaro Uribe 對哥倫比亞革命軍則改採取強硬軍事作風，將哥倫比亞革命軍逐出主要人口聚集 地、暗殺哥倫比亞革命軍的軍事作戰高層與採取更有效率的打擊毒品行動，消退 哥倫比亞革命軍部份實力(Otis, 2014)現任總統 Juan Manuel Santos Calderón 則於 2012 年開始尋求與哥倫比亞革命軍展開和平對話的機會，(BBC News, 2012)以解 決哥倫比亞內戰問題為施政主要目標之一，其成效則為2016 年與哥倫比亞革命 軍達成的和平協議，哥倫比亞革命軍更在 2017 年進一步準備解除武裝。(BBC New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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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與立法權，使三權分立更完善(Miller & Aucoin, 2010)使分數從 7 分更上升至 9 分。第二次的分數下降為 1995 年，從 9 分降回 7 分，主因則是由於毒品集團 與時任總統 Samper 之間的利益關係，使政府的清廉受到質疑，至今持續維持 7 分。圖4-2：哥倫比亞政體變化圖（二戰後）
註：根據Polity IV(Marshall et al., 2016)的政體評分標準由-10 到+10，10 分為完全民主；6 至 9 分為民主；1 至 5 分為開放式威權；-5 至 0 分為封閉式威權；-10 至-6 分為威權。根據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 2017)參考該國的政治權利與公民自由兩項指標並將其得分加總平均得出最後分 數，其評分數值由1 至 7，分數越高代表越不自由。此處作者為了解釋上的一致性，以 8 分減去 原始分數，因此判斷標準為5.5 至 7 分為自由；3 至 5 分為部分自由；1 至 2.5 分為不自由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Marshall et al.,2016 ; Freedom House, 2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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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倫比亞政體變化圖（二戰後）
Polity IV Freedom Hou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