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析
第二節、 非政治制度面與內戰延續性之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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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cracies)」的爭論，最早是由 McAdam(1982)提出，他以異議分子的機會結構 作為出發點，在完全的威權政權下，異議分子擁有成功集體行動的可能性十分低，
也不太能組織成員；而在純粹的民主政體下，異議分子則傾向於和平的集體行動。
因此異議分子在半民主政體內，較可能組織人員，但若要採取和平集體行動則不 如民主政體有效，因此政治暴力(Political Violence)最可能於半民主政體內發生。
以此為基礎，學者Hegre et al.(2001)6認為半民主國家因缺乏足夠的代表性、足夠 的政治開放性可與叛軍談判交涉以消弭武裝衝突的發生，因此是最容易發生內戰 的政治體制，即民主程度與內戰機率並非呈現直線而是倒Ｕ型，學者平思寧(2014) 探討中東北非地區的阿拉伯之春亦發現民主與衝突則顯示「倒 U 型」的分布，
從威權到過渡政體間的衝突機率是升高的，而從過渡政體往民主的衝突機率則減 少，過渡政體是最容易發生內部衝突的政體。另外，Bleaney and Dimico(2011) 則認為半民主體制，只與內戰的發生有密切關聯，與內戰延續性則無關。
第二節、非政治制度面與內戰延續性之關聯
除了討論政治制度與內戰延續性的關連以外，學者們亦從經濟面、地理環境 面、雙方交戰互動面等角度切入，以下分點討論之：
（一）經濟面：
此類學者認為影響內戰時間最關鍵的因素在於人民經理性成本效益的考量 是否要加入叛軍或是脫離叛軍。基於此觀點Lichbach (1995, p.5)提出著名的「反 叛困境 (Rebel’s dilemma)（參見圖 2-2）」也就是說不論有沒有加入內戰，一但叛 軍勝利，其他人民都能獲得好處，那是什麼原因使人民願意投入反叛行動？經理 性的成本效益考量，不論其他人怎麼做，人民應該採取「搭便車」方案，享受叛 軍勝利所帶來之好處而非承擔生命危險與失敗的風險加入叛亂行動。
6 Vreeland(2008)則認為目前有關政治體制量測方法的解釋力不足，因此學者們先前有關政治制度與內戰之 間的研究亦非完全公正，學者應準確的定義變數以測量政治制度的效果，不應只單由統治者、選舉與政治 暴力試著得出內戰與政治制度之間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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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自製，根據Lichbach(1995, p.5)。
然而針對有關於集體行動的問題，最早由 Olson(1965)提出選擇性誘因 (selective incentives)的解決方法，所謂選擇性誘因就是提供特定利益予參加集體 行為的人。另外，學者們則將反叛行為描述成一個產業或是一種商業行為，
(Grossman, 1991)Collier and Hoeffler (1998）認為反叛是由貪婪(greed)所驅動，叛 軍藉由掠奪作為獲利來源，也就是說人們參與反叛團體不必然是因贊同其團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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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亂的風險變高而消失。(Collier & Hoeffler, 2004)Fearon and Laitin(2003)強調一 個國家內戰的要素並非由於其國內的民族、宗教或是民主與否，而是在於該國的8 其同意 Collier and Hoeffler(2004)有關貧窮、低成長率有利於叛軍招募之說法，但同意的原因並非認為低 收入使人民加入叛軍的機會成本降低，而是將低收入做為國家、軍隊與警察的無能的代理數，有利於叛軍 生長。
9 對這項推論抱持懷疑的為 Ross(2004)他認為在 Collier & Hoeffler 模型中有關初級貨物的變數過於廣泛，
Ross 認為對內戰最主要的初級貨物出口為石油，其他資源並不必然 。同樣地，Fearon (2005)認為有關一國 初級貨物出口價格與內戰之間的關係假設不夠健全。Sambanis (2004, p.855)亦抱持懷疑態度，因人均所得測 量的變化十分緩慢，不該單由人均所得指標去作出假設，其預測能力與精準度皆有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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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鑽石、寶石、稀有礦產、毒品、木材等貨物(Rustad, 2008)。Fearon(2004)亦 說明若一國叛軍能從自然資源（古柯鹼、鴉片、珍貴寶石）透過走私或徵稅獲得 巨大收益，則叛軍與政府之間的和平協議越難達成，例如在Lujala et al.(2005)的 研究中則顯示鑽石的確與內戰（特別是有關種族異質）的延續性有關。而 捕，提供叛軍良好環境打游擊戰(Fearon & Laitin, 2003)，由於政府缺乏當地相關10 在Buhaug & Lujala (2005)的研究中，認為以國家作為總計的資料可能會誤導研究，單頻一個國家多山、
森林、產毒品或是有豐富鑽石資源等等是不夠的，我們需要一個超國家的地理資料。
11 Fearon(2004, p.283)將 sons of soil 衝突定義為「衝突涉及一代表國家少數族群且非國家主要族群之叛亂 團體，其可能與政府軍或是準軍事團體對抗、或是與來自於主要族群但於少數族群曾宣稱為其土地上耕種 的農夫對抗、抑或是與主要族群之移民之間的居住地衝突、或是因少數族群居住地內之自然資源利益的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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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背景的知識，政府也無法追蹤叛軍行跡，許多反叛團體多利用森林當作藏匿 地點，例如：哥倫比亞的哥倫比亞革命軍與菲律賓的阿布沙耶夫(Abu Sayyaf)組 織(Rustad et al., 2008)，另外 Hendrix(2011)認為多山地區除了可作為叛軍藏匿的 地點之外，還會影響到政府對抗叛軍政策的能力（嚇阻或懷柔政策），在Fearon and Laitin(2003, p.85)研究中認為多山的國家發生內戰的機率是其他國家的兩倍，而 游擊戰亦是在所有內戰類型中時間持續性最久的。(Balcells & Kalyvas, 2014)12
（三）叛軍與政治軍之互動面
從叛軍與政府軍之間互動切入，學者 Cunningham et al. (2009); Clayton, (2013); Hultquist (2013)認為內戰研究以國家層次的特質作為指標，例如人均國內 生產總值(GDP per capita)、天然資源、山等等，卻忽略兩造之間互動。在實證的 研究上，傳統研究內戰學者特別著重於政府特質，例如：民主制度化程度或是常 備軍隊，而忽略叛亂團體的特質造成研究結果的相互矛盾。此類學者以從叛軍與 政府軍之間實力觀之，實力堅強的叛亂團體則傾向短期戰爭，且其在短時間的戰 爭中較易獲勝，或是有較高的可能性使政府的讓步或脅迫政府簽屬某種對自己有 利的協定，即使政府反悔，叛軍亦有能力防衛自己;實力弱的叛亂團體則無法與 政府以協商方式達成讓步，因政府根本並未將其視為競爭對手，雖然無法達成某 種妥協，但是若反叛軍採取打游擊戰戰略，政府軍亦無法完全殲滅；實力不足但 已占據一定領土的叛亂團體，當他們缺乏政治解決手段時，容易進入長期作戰，
內戰的時間短，政府較可能獲勝，但隨時間拉長政府獲勝機會削減。一旦反抗軍 開始「認為」自己的實力堅強，反叛軍則不認為有需要跟政府有和談的必要。
(Bapat, 2005)而 Karl & Sobek (2004)的研究則強調一個治理能力佳的政府能有效 損害叛軍，但一個強壯的政府軍隊並不一定能有效損害叛軍。
Gent (2011)則以議價理論(bargaining theory)切入，根據議價理論，政府只有
12 Balcells and Kalyvas(2014)將內戰分為三種類型，傳統型內戰(Conventional Civil War)、不規則內戰 (Irregular Civil war)、對稱非傳統內戰(Symmetric Nonconventional War, SNC)，游擊戰歸類於不規則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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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叛軍相對於政府軍強壯時才有可能與叛軍簽屬有關權力分享(Power-sharing) 協定，但經作者以相對能力指標測量後，發現只要當叛軍能力增加，政府就有可 能與其權力分享，而此類的分享多為政治上的權力分享而非領土或是軍事能力的 分享。Buhaug & Lujala(2009)的研究則說明叛軍與政府的相對分布位置對內戰的 持續性有顯著的影響。彼此之間軍隊的相對位置可增強或減弱敵方陣營的軍事能 力，而彼此相較的軍事能力與距離對內戰的勝負有決定性的影響，將邊陲地帶作 為基地的叛亂組織與 政府之間的衝突持續性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