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清醒的說夢者 1 ——余華成長經歷及其創作歷程
第二節 余華的創作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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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情感有很多表達的方式，使人身心為之感動的、使人流下傷感或者喜 悅的眼淚的方式在我看來是最有力量的。我們要的是情感的深度，而不是 空洞的理念的深刻。170
不論音樂或文學，人的內心力量永遠是最強大的，這種力量或許隨著時代或作家 自身的變化而有所調適，當它反映在作品中，挾著詮釋的開放性，變化出與那個 時代最貼近的模樣，就像蕭斯塔科維奇的作品同樣表達了史達林時代的和平的悲 傷，也表達了希特勒肆虐時的戰爭的悲傷，余華以為戰爭讓蕭意外獲得悲傷的藉 口，得以去表達一種曾被專制剝奪的悲傷權力，因此作品的詮釋迎合時代需求只 是一種手段，蕭所表達的「個人的悲傷，也是人們共有的悲傷；表達人們由來已 久的悲傷，也是人們將要世代相傳的悲傷。而且，無人可以指責他。」171這種從 個人內心出發，溝通全人類的普遍性作品才真正具備藝術的偉大，也正是余華亟 於表達的由人內心深處延伸出來的溝通基礎――共有的「疼痛感」。
第二節 余華的創作歷程
余華創作歷程的轉型向來是研究者關注的議題，余華自稱 1983 至 1986 年為
「閱讀和寫作的自我訓練期」172，顯然以 1987 年發表的〈十八歲出門遠行〉為真 正意義上的出發，也是評論界以為成熟的先鋒作品。1987 至 1988 年可視為余華 第一個創作高峰，兩年內陸續在國內幾個重要文學刊物，包含《北京文學》、《收 獲》、《鍾山》及《上海文學》等發表了九部中短篇小說173，迅速引起文壇矚目，
他從「精神先鋒」的角度對當時中國先鋒文學進行全面性的開拓，非單純停留在 敘事形式與話語的遊戲實驗上，而能直探先鋒的精神內涵，在一片時尚風潮中獨 具超越性。1988 年，余華二度赴魯迅文學院進修，參與創作研究生班，系統地 吸收西方現代文學思潮，也為創作產生些許影響，特別在審美情趣上，明顯削弱 血腥暴力的直觀性書寫，而代之以強硬的哲學思考174，從 1989 至 1990 年發表的
170 余華，〈重讀柴可夫斯基〉，《音樂影響了我的寫作》，頁 97。
171 余華，〈高潮〉，《靈魂飯》，頁 32-33。
172 余華，〈我的寫作經歷〉，《沒有一條道路是重複的》，頁 143。
173 1987-1988 發表的九篇作品參見本文附錄一：余華小說寫作年表。
174 洪治綱，《余華評傳》，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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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經知道寫作會改變一個人，會將一個剛強的人變得眼淚汪汪，會將一 個果斷的人變得猶豫不決，會將一個勇敢的人變得膽小怕事，最後就是將 一個活生生的人變成了一個作家。…因為文學的力量就是在於軟化人的心 靈，寫作的過程直接助長了這樣的力量，它使作家變得越來越警覺和傷感 的同時，也使他的心靈經常地感到柔弱無援。180
從寫作中體會到文學「軟化人心的力量」，呼應余華後期作品濃厚的感性風格，
這種「傷感」不是一味地表現「淚眼汪汪」的煽情，而是在他一貫「受難主題」
的刻劃下，以做為人的普遍性的「疼痛感」會通人我，故能引發廣大讀者的共鳴；
同時又不忘保持永遠的「警覺」，因為作家的職責在「發現」，不論是「健康美麗 的肌膚，還是潰爛的傷口，在作家那裏都應當引起同樣的激動。」181故而挖掘生 存的真相是作家的職責，「是否能夠使自己始終置身於發現之中」182，是最重要 的。而「敘述」並非只是「表達」，同時也能作為一種「發現」、「追求」的手段，
當作家擁有信賴熟練的敘述方式，而成為職業寫作者時，就會面臨危險，因為「他 每天面臨的不再是追求什麼，而是表達什麼。」183余華以為「一個作家的不穩定 性，比他任何尖銳的理論更為重要。」184「求變」因此成為他的自我要求。然而，
為何而「變」?是為了突破習以為常的「經驗」，抑或是乘著作品詮釋的開放性，
爭取「時代的青睞」185，讓自己取得便利的成功位置，「一勞永逸地坐下去」？186 這幾乎是研究者對余華轉型評價高低的關鍵，余華說：
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捉摸不定與喜新厭舊的時代，事實讓我們看到一個嚴格 遵循自己理論寫作的作家是多麼可怕，而作家源源不斷的生命力在於經常 朝三暮四。為什麼幾年前我們熱中(衷)的話題，現在已經無人顧及。是時 代在變?還是我們在變?這是一個難以解答的問題，卻說明了固定與封閉的
180 余華，〈我為何寫作〉，《沒有一條道路是重複的》，頁 148-149。
181 余華，《我能否相信自己》，頁 208。
182 同上註。
183 前揭書，頁 210。
184 前揭書，頁 207。
185 余華，《靈魂飯》，頁 33。
186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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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是不存在的。187
這段話顯示余華對「變」的要求與時代的潮流有很大關係，如何因應「捉摸不定 與喜新厭舊的時代」，如何保持作品的「話題」，免於淪為「無人顧及」，這都說 明「時代看法」的重要性，余華正為此而備受批評188，一如他曾說過，時代會結 束，與那個時代有關的看法也同樣會消逝，看法是一時的，永遠推陳出新189；如 此追逐時代看法看似自相矛盾，然而，筆者以為，余華在爭取時代青睞的便利性 的同時，不忘如蕭斯塔科維奇一樣，力圖表達「世代相傳的悲傷」190，也就是一 種普遍人性的深度挖掘；再者，余華創作的轉向受當時文學思潮語境的影響，亦 無可厚非，重要的是，不論是早期濃厚的先鋒傾向或後期鮮明的民間傾向，他都 能在流行思潮中凸顯出自己的獨特性。
一、先鋒傾向階段
(一)中國式先鋒
先鋒(avant-garde)一詞源於法語，或譯作「前衛」，原為軍事用語，指戰爭中 的先遣部隊，引申有超越潮流之義，後引入文學界，大陸文壇對這類受現代主義 思潮影響的文學作品或稱「先鋒」、「探索」、「實驗」、「新潮」等，名稱各異。中 國先鋒小說係指 1984 至 1989 年間以馬原為首的一批小說家的創作型態191，這類 作品在主題思想上的先鋒性，主要表現在現代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差異。現 代主義中消極、荒誕、反叛、頹廢、主觀、非理性和展現個人主義的特色，與馬 克思主義強調的現實主義文學相悖，直至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堅持改革開放與 推動「四個現代化」，大量西方譯作湧入，社會環境的轉變始提供發展空間。初 期先鋒文學的作品仍帶有模仿和實驗的痕跡，或嘲弄挖苦的方式如「荒誕派」
187 余華，《我能否相信自己》，頁 208。
188 王世誠稱其轉向為「深度的俗化」，《向死而生―—余華》，頁 226。
189 余華，《靈魂飯》，頁 24。
190 余華，《靈魂飯》，頁 33-34。余華稱讚蕭斯塔科維奇：「他明智的態度是因為他精通音樂作品 的價值所在，那就是能夠迎合不同時代的詮釋，隨著時代的改變而不斷變奏下去。」
191 中國先鋒派作家群體包含馬原、莫言、余華、蘇童、格非、孫甘露、葉兆言、殘雪、北村等，
其中一部分屬於 60 年代出生人，沒有沉重的歷史包袱和文化記憶，在備受西方文學思潮影響的 語境下創作，選擇的多樣性和知識的混雜性，使他們呈現出多變、不穩定的特點。見南志剛，《敘 述的狂歡和審美的變異―敘事學與中國當代先鋒小說》(北京：華夏出版社，2006 年)，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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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of the Absurd )和「黑色幽默」(black humor)；或近似美國 50 年代「垮掉 的一代」(Beat Generation)表現反主流、反傳統的特點；或運用「意識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結合現實生活與回憶想像，挖掘被壓抑的潛意識；或如「象徵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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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索明顯減弱，故事與古典性意味從敘事中漸浮現而來，轉而尋找一種紮根於 本土文化的現實的力量199，帶動後新潮小說的崛起。200中國先鋒小說在 80 年代末 迅速崛起與消退的過程，與文革後的歷史語境密切相關，改革開放推動西方思潮 的引進，60 年代出生的先鋒作家群面對的是「大寫的人」及與其相關信念價值 體系的崩潰，寫作變成一種精神超渡，是一種「弒父後的自我拯救」201，對「人 的重新發現」，對人的命運、價值、尊嚴的重視、描寫與思考，做為獨立個體存 在的「小寫的人」的重新發現成為時代的主調，因而被視為承轉五四運動後的「新 啟蒙」。但迥異於五四服膺現實主義成為替時代提出見解對策的先鋒者，80 年代 的先鋒作家要革除的正是毛澤東革命現實主義樹立的「高、大、全」典型，他們 不是紀錄現實，更多的是「向過去傾斜」202，因為他們普遍非文革的直接受害者，
關於文革的少年回憶是在文革後才漫淹而來，故而作品時常出現「普遍的臆想症 或者諸如緬懷和憑弔的情緒色彩」203，「記憶漫漶，痛苦的夢魘如影隨形」204。故 中國先鋒小說接續五四啟蒙精神，在實質內容上卻有不同的轉化，倏忽五年，其 於中國文學的意義在於對長久霸據的現實主義文學進行一次挑戰，因為即便是 80 年代前期的傷痕文學、改革文學仍不脫現實主義的模式；其次，在消除中國 作家的西方情結、影響焦慮，接續五四未竟之功，意不在開創，而在「補課」205。
(二)虛偽的作品
先鋒小說在 1987 年後帶動「後新潮小說」的崛起，與此同時，受尋根文學 影響產生的「新寫實小說」和「新歷史小說」加速了先鋒讀者的流失。1989 年
《人民文學》第三期先鋒小說專刊被視為先鋒的集體告別，刊登包含蘇童〈儀式 的完成〉和余華〈鮮血梅花〉等作，〈鮮血梅花〉既延續他一貫對存在虛無、世 界荒誕和命運偶然的主題，又暗示著轉型信號：余華由非理性世界意義的不存在
199 陳曉明，〈最後的儀式―「先鋒派」的歷史及其評估〉，《文學評論》第 5 期，1991 年，頁 128-141。
200 宋如珊以為先鋒小說在 1987 年以後帶動後新潮小說的崛起，延續先鋒小說的形式變革，力圖 恢復小說講故事的特質，強調作品的故事性和遊戲性，也企圖從中表現作者的個別性。見《從傷 痕文學到尋根文學―文革後十年的大陸文學流派》，頁 317。
201 陳曉明，〈最後的儀式―「先鋒派」的歷史及其評估〉，頁 128-141。
201 陳曉明，〈最後的儀式―「先鋒派」的歷史及其評估〉，頁 128-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