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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毛魘記憶二：扭曲病態的人性
錢理群曾概括毛澤東其人的六項特點1：第一，身兼思想家與行動家，既是
「解釋世界的思想家，同時也是改造世界的行動家。」2；第二，具詩人的激情、
浪漫，充滿烏托邦的理想和想像；第三，非一般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者，而具有國 家最高統治者的特殊身分；第四，又非一般國家領導人，而是極權國家的領導人，
其權力不受監督、約束；第五，不同於一般極權統治者，除了對人民身體的控制、
監禁甚或消滅之外，還要改造思想；第六，其所統治與改造的對象是全世界擁有 最多人口的中國，影響廣大深遠。基於這六項歸納，錢氏以為，毛澤東以詩人邏 輯治國，而有「從理論型態的浪漫主義轉換為現實實踐層面上的專制主義」3的 現象，由於「思想的實現即思想自身以及思想者的毀滅」4，理論與實踐的結合 卻將馬克思共產主義的彼岸理想在此岸現實化的過程中轉成災難，在權力不受監 督的情況下，毛澤東得以完全自覺地依照其思維模式建立一套從中央到地方最基 層的社會生活組織結構，它不僅是種「思想存在，更是物質、組織的存在」5。 於是，「毛澤東思想」經過長期計劃性、組織性的灌輸，已從根本改變了中國大 陸人民的思維、情感、行為乃至語言方式，形成民族的集體無意識，並塑造了新 的國民性格6；同時，這股「毛澤東文化」的深刻影響在今日中國仍有不同程度 的延續，過去在毛文化灌輸下成長的一代，如今已成為中國大陸各領域的領導者 和中堅份子，即便是未曾經歷毛時代的年輕一代也在代代傳衍的「文化」中持續 繼承7。錢氏除了概括毛澤東其人特點，藉以辨析毛文化的形成及其影響，也特 別強調毛文化的生成發展不僅止於毛個人，還包含中國共產黨、中國知識份子和 中國人民各「合力」間相互合作、補充、制約和衝突的關係。8但毛做為整體推 動的力量總是不可抹滅的。
1 錢理群，《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上)》，頁 13-15。
2 前揭書，頁 13。
3 前揭書，頁 14。
4 錢理群，《豐富的痛苦――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
頁 84-93。
5 錢理群，《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上)》，頁 15。
6 同上註。
7 前揭書，頁 16。
8 前揭書，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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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毛權統治造成人性扭曲、道德異化的反省，在毛澤東時代有一位民間思 想者――張中曉。作為毛欽點的胡風份子，張氏於獄中寫下對毛時代的精神批 判，首先探討了毛精神統治的六項特點9：第一，以黨、毛澤東為「假先知」―
―是絕對真理的化身，是國家至上利益的代表，是公意志的執行者，必須絕對服 從；第二，「流氓政治」和「道德政治」的結合，所謂的「王道」(即「道德政治」) 時常以其虛偽的道德假象掩蓋實際的殘暴，形成人們對統治者溫柔性的幻想；第 三，以「堅強意志」統治貧弱意志，且國家越弱，弱勢階層愈期待強權的領導，
於是農民成為毛澤東強大的群眾基礎；第四，善於利用「無知與激情的交織」， 而有集權政治下的「青春政治」――由一群「具有正義感但又過於輕信，存心進 步但又沒見過世面，不知人間利害，沒有人生經驗的少男少女們」組成，他們「忿 怒又無理，只感到可惡但不知為什麼惡、惡在哪裡」，在大躍進和文革中都可見 到這股破壞性的力量；第五，善用「愚民之道」，「把被剝削認作為社會服務」， 一切都是「為人民服務」的光榮，並且製造人人都在「被消滅者之外」的幻覺，
彷彿自己「不是被人消滅，而是去消滅別人」，而「敵我矛盾」又可以轉化，於 是有所謂「受害者的理性合作」10；第六，以「逼迫沉默、直至他講出違反本心 的話」作為對付異端的方法，於是橫加各種罪名、排除個人於黨、國家、人民之 外，限制言論、輿論審查、強迫思想改造等。
透析毛精神統治的特點後，張中曉接著觀察到由此衍生的毛時代普遍的「精 神病象」，也有六方面11：第一，造成人和人關係的「敵對」，要「不斷革命」就 要不斷「製造對立面」，這股「怨毒」又反過來構成毛澤東「階級鬥爭」的心理 基礎；第二，造成「全民恐懼」，因為恐懼，所以人人謹小慎微，也由於「缺乏 內在獨立性」，恐懼也可能成為狂熱的盲動，為的是害怕自己成為被攻擊的對象，
所以參與政治活動表現特別激烈；第三，使人「怯懦」，「怯懦之人，無力行惡，
但也無能行善」，只是根據一己利害和當時風氣來區分是非，雖內心不安，卻不 敢反抗，但當誤認自己有力的時候，卻比誰還蠻橫粗暴，這也充分解剖毛時代的
9 張氏獄中筆記原斷簡殘編，於 2006 年由後人編輯、出版合為《無夢樓全集》(武漢：武漢出版 社，2006 年)，今筆者轉引自錢理群《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上)》一書，內容包含錢氏個 人的歸納、理解和發揮。前揭書，頁 326-328。
10 錢理群語。錢氏以為：「毛澤東『矛盾可以轉化』理論使人產生幻覺――只要接受改造，就可 以讓自己變成被消滅對象『之外』的人，條件就是要參與對他人的迫害、永遠置他人於被消滅的 地位。這樣，就必然造成為使自己不被消滅而進行的互相殘殺。」意即所謂的「受害者的理性合 作」。前揭書，頁 328。
11 前揭書，頁 329-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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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改作，或有誇張諧仿的顛覆，或有重行探問的論述，尤其是先鋒派與魯迅的 對話，王氏以為如此不見表面師法痕跡甚或背道而馳的議論立場的作品，反更能
「輾轉揭露大師的洞見與不見，戲劇化其曖昧隱晦的理念及敘述癥結，質詰讀者 一向視為當然的詮釋」19，從而開啟與五四對話的新起點。而當代作家中曾被視 為魯迅精神繼承者的余華20，其作品所呈現獨特的思維模式與魯迅懷疑一切的精 神有相通之處，論者以為在「理性思辨和現實寫作的完美結合」、「惟有精神才是 真實」、「深層的悲劇意識和絕望感」三方面有著精神同構性。21尤其在對「先驗」
的否定上，魯迅以「從來如此，便對嗎?」展開他對世界的詰問，而余華則以為：
人類自身的膚淺來自經驗的侷限和對精神的疏遠，只有脫離常識，背棄現 狀提供的秩序和邏輯，才能自由地接近真實……所謂的虛偽，是針對人們 被日常生活圍困的經驗而言，使人們對事物的判斷總是實事求是地進行 著。22
「真實」與「現實」始終是余華著意辨析的焦點。「現實」是虛偽的，日常生活 習以為常的「真理」也不過是時過境遷的「經驗」被嚴加保護23，如何把握「真 實性」的概念，則必須回到人的精神世界之中。因為「生活是不真實的，只有人 的精神才是真實」24，在人的精神世界中，「時間」的固有意義被取消，既定的順 序也可以隨意變換，經由「時間」的重組獲得的是「回憶」的重新選擇，因為「記 憶中的時間」的重新排列，「回憶」被賦予迥然的面貌。
現實來自虛構，回憶可以竄改，「遺忘」形同死亡――這是余華對世界、對 人生的解剖。基於對「真實」的追求、對被論述的「回憶」與「歷史」的反撥、
對「遺忘」了「真實」的集體失憶症的療救，余華選擇敵視「現實」，由此而來
19 王德威，〈「真的惡聲」?――魯迅與當代大陸作家〉，《中國論壇》第 26 卷第 3 期，1988 年 5 月，頁 36。
20 「當代作家中，余華是跟魯迅走得最近的人。」見徐林正，《先鋒余華》(杭州：浙江文藝出版 社，2003 年)，頁 133。余華也自認為和魯迅心靈相通，曾說：「如果讓我選擇一位中國作家作為 朋友，毫無疑問，我會選擇魯迅。我覺得我的內心深處和他非常接近。」見楊少波，《余華：忍 受生命賦予的責任》，《環球時報》1999 年 3 月 12 日。轉引自洪治綱，《余華研究資料》，頁 353。
21 王吉鵬、趙月霞，〈論魯迅和余華小說的精神同構性〉，《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 版，第 32 卷第 5 期，2003 年 10 月，頁 9-13。
22 余華，〈虛偽的作品〉，收於洪治綱，《余華研究資料》，頁 48。
23 前揭書，頁 49。
24 前揭書，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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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便是難以承受的「醜惡和陰險」25――暴力、血腥、瘋狂、縱慾…，這是過去 賦予此刻的意義，也是余華書寫當代中國兩個天翻地覆的世界時賴以聯繫的道 路。從「蜂擁而至的歷史和現實」中，他看見中國社會經濟崛起的背後實仍潛藏 著「大躍進式的革命運動」及「文革式的革命暴力」，這也就是為什麼他在討論 今日中國時，總是會回到文革時期，因為儘管社會型態已截然不同，但某些精神 內容仍然驚人地相似。26余華對兩個時代的精神解剖，對人性的逼視，對從毛時 代延續而來的國民病灶，持續以冷靜的觀察，儘管前後期對「現實」的態度有所 轉變，余華依舊以追求「真實性的概念」為作家的職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