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三節 作家及白蛇故事研究
一、李銳與蔣韻的文學生涯
(一)李銳
李銳出生於 1950 年一個大陸高級幹部的家庭裡，兄弟姊妹眾多，有個快樂 無憂的童年，做為童年時期紀錄的〈紅房子〉〈去遠方〉17，敘述了李銳兒童時 期和父母兄弟的快樂往事，以及對逝去時光的深切懷念。但是這樣的快樂到了中 學時期開始有了轉變，李銳在〈運河風〉18紀錄了與中學同學之間的衝突，開始 察覺了自己身為幹部子弟，與其他勞動階層子弟的差異，且這份差異並非他單方 釋出善意就能改變。1966 年，李銳從中學畢業之後曾加入紅衛兵，宣示效忠黨 與主席，但因為家庭由紅轉黑，父母被關入五七幹校勞改，他亦受到牽連，兄弟 姊妹全被分往各地，整個家庭支離破碎，他本人在 1969 年被派往山西呂梁山區 插隊落戶，先後做過農民和工人，直到 1977 年文革結束，才調入《山西文學》
編輯部，正式成為文學界的一員。
在山西插隊的時期裡，李銳的少年到青年生活一直在低潮中，他在〈插隊趣 聞之三．想不到的難題〉中提到，自己當時的心境：「心裡一直有一種要證明自 己的念頭。到底要證明什麼？我也說不清楚。以當時的想法，最簡單的願望就是 想要證明自己不是一個壞人，不是像他們說得那種「可以教育好的子女」」19， 然而可想而知，在重視血緣出身的文革時期，李銳的理想與現實有著難以靠近的 差距，這樣的打擊也使他看清了他人給予的理想和原則隨時有可能變動，唯有親 眼所見的真實才值得相信。而在插隊這段期間的所見所聞，也化為日後李銳創作 的最大靈感泉源，他不避諱的表示，文革是他畢生無法繞過去的深淵。20因為文 革對李銳生命帶來的變動，是劇烈而且深遠的。
17 〈紅房子〉一篇收錄於李銳《紅房子》（臺北：麥田出版，2004 年），頁 8-86，〈去遠方〉則收 錄於李銳著：《寂靜的高緯度》（臺北：麥田出版，2003 年），頁 172-173。
18 李銳著：《紅房子》（臺北：麥田出版，2004 年），頁 88-164。
19 李銳著：《寂靜的高緯度》（臺北：麥田出版，2003 年），頁 200-205。
20 在《李銳王堯對話錄》中李銳一再強調自己繞不過也無法置身文革之外。詳參李銳、王堯著：
《李銳王堯對話錄》（江蘇：蘇州大學出版社，2003 年）。
1974 年，李銳發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說〈楊樹莊的風波〉，之後一直創作不斷，
但直到 1985 年才出版第一本中短篇小說集《丟失的長命鎖》，之後他又陸續發表 了許多小說和散文集，先是以童年回憶為主的《紅房子》（1988 年）；然後是以 呂梁山插隊見聞為基礎，描述下鄉知青所受到的文化衝擊，以及貧下中農在革命 口號下依舊困苦生活的《厚土》（1989 年）；接著受到尋根思潮，以及 1980 年代 大陸興起的家族小說潮流影響，在聯繫上移居海外的八姑之後，李銳以家族史為 基底創作了《舊址》（1992 年），描述李氏家族在新中國建立之後消亡流離的故 事，此外還有其他關於家族逸史的散篇，如〈走進臺北〉紀錄給八姑上墳，回憶 八姑死前唯一一次姑姪在美國的會面、〈傳說之死〉以六姑為主角，敘述李氏家 族從辛亥革命到文化大革命的概況，事實上，《舊址》是以〈傳說之死〉為基礎，
虛構擴張更多的外部環節，使故事更加完整的作品。
在思考完家族與歷史之後，李銳再次將視野回到呂梁山，寫下《無風之樹》
（1995 年）和《萬里無雲》（1997 年）兩本以文革時期矮人坪為背景，描述了物 質極端貧困、意識形態強力操作之下，無論身心都扭曲變形的矮人坪農民們的苦 難生活。一直以來，李銳的寫作一直都在思考人類自稱理性的正確性，《舊址》
並未讓他滿意，他再次以家鄉四川自貢為背景寫下《銀城故事》（2002 年），時 間比《舊址》更上溯推到 1910 年間，清朝即將滅亡的前夕，描述大歷史潮流下，
人無可逃避只能被淹沒的生命困境。
到《銀城故事》為止，李銳的寫作核心思想已經差不多確立，便是對人性和 歷史的追問。他在 2003 年接受王堯的深度訪談，出版《李銳王堯對話錄》，共分 六個篇章，分別展現了他對於文革不願輕易遺忘的態度，對現代中國夾雜在與革 命證實無效、與現代化又衝突的「雙向的煎熬」的思考，還有現代中國知識份子 面對自己言論應有的負責態度，以及自己在創作上認真面對方塊字，絕不用文學 來完成政治任務或重複他人言論等等。而這些思考也一直延續在李銳之後的作品 中，他對農民的持續關注，反應在《太平風物：農具系列小說展覽》（2004 年）
上，以百年來型態無甚改變的農具為媒介，描述被政策法令捆綁在鄉村的農民 們，在 21 世紀現代化生活衝擊之下，城市對農民的呼喚冷漠無應，農村又已窮 困荒蕪的窘境；對人性的關懷，則落實在與蔣韻合寫的《人間：重述白蛇傳》（2007 年），通過白蛇傳說的重新改編，質疑正義和人性的定義；基於對歷史與雙向煎 熬的持續關注，則又繼續上溯至清朝末年的拳亂與教案，以《張馬丁的第八天》
（2011 年）思考近代中西衝突最屈辱的時刻，人如何在信仰得不到回應的困境
中定位與拯救自我。
（二）蔣韻
蔣韻誕生於 1954 年山西太原，與同時代的人經歷相似，小學畢業就遇上文 革初期的停課，停頓了一年多學業，到了 1969 年才隨著政令復課，當時 66、67、
68 共三屆小學畢業生一起被就近分發入中學，她在《誰在屋簷下歌唱》21中提到，
自己在 1969 年才進了初中，1971 年初就結業了，才唸了十四個月就倉促結束了 國中生活，被一張粗糙的結業證書給趕出校園，即使至今就讀的中學操場下，還 留著當年蔣韻他們該屆師生挖的防空洞，學校亦不承認曾收過這批年齡和素質都 混亂的學生。22沒能趕上文革初期紅衛兵大放異彩的時間，知青開始下鄉走入農 村的時候，她也沒有趕上，生不逢辰的蔣韻對此經歷下了評語：「我们是無字的 一頁」，道盡了同輩人被歷史遺忘的辛酸。
倉促結束了中學學生生活之後，蔣韻因為家庭成份因素，無法獲得比較好的 分配。她沒有實現當演員的夢想，而是去建築材料廠的磚廠當碼磚工，之後又調 入水電安裝隊，負責操縱巨大且冰冷的刨床。雖然生活苦悶，但從中學起養成的 閱讀習慣給了蔣韻精神層面的安慰，書本、音樂等支撐了她脆弱的精神世界，使 她不變成和其他勞動婦女一樣粗野下流。而這段時期工作的苦悶襯上文革時代的 動盪，分別化為她小說〈上世紀的愛情〉中張采、〈一點紅〉中的王蘭的等角色 的遭遇。雖然蔣韻在各種訪談中對於這些過去都輕描淡寫，但這段勞苦單調到彷 彿無盡頭的歲月，只剩下以偷偷閱讀「禁書」作為精神的支撐，絕望之中仍存著 一絲希望的生活，成為日後蔣韻小說中的基調。
大量閱讀之餘蔣韻一直嘗試創作，她在 1979 年寫了第一篇小說《我的兩個 女兒》，1981 年發表，雖然沒能搭上傷痕文學大紅大紫的潮流，但從此之後開始 筆耕不輟，陸續發表了許多長短篇小說。她的小說裡，時間經常是過去，如〈在 傳說中〉(2003 年)寫清末開封，〈綠燈籠〉（1995 年）寫、（英雄血）（2008 年）
時間都座落在對日抗戰期間；〈心愛的樹〉（2005 年）橫跨了對日抗戰到文革前 夕，《櫟樹的囚徒》寫家族史，也是從從軍閥時代到文革結束；而最多則是落在
21 〈關於蔣韻的人生散記〉《誰在屋簷下歌唱》
網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4dc5150100jggy.html，擷取時間 2012.03.25
22 蔣韻提到，校史新修後對該屆避而不提，連校慶時送的孔子雕像亦被移至角落，校慶時也沒 人收到邀請。此段經歷詳參蔣韻著：《我的內陸》(臺北：麥田出版，2002 年)，頁 256-258。
文革十年到八○年代，例如〈失傳的遊戲〉（1992 年）、《閃爍在你的枝頭》（1998 年）、《誰在屋簷下歌唱》（1998 年）、〈上世紀的愛情〉（2000 年）、〈鮮艷的季節〉
（2000 年）、〈隱密盛開〉（2005 年）、〈行走的年代〉（2011 年）都是。
蔣韻的小說難以切割成特定分類，她的處女作《我的兩個女兒》是傷痕文學，
但《櫟樹的囚徒》屬於家族小說，《我的內陸》（2001 年）描述自己家鄉太原的 過去與現在，則貼近城市文學。蔣韻對於自己的難以歸類相當清楚，她在〈我給 我命名〉23中表示自己是個舊的古典感傷主義者、一個抒情表現主義者，她也樂 於不跟隨「進化論」，安於舊式的古典情懷之中。而在她的筆下，也確實不斷反 覆吟詠著過去的歲月，無論是像〈心愛的樹）的大先生充滿古典韻味的謙謙君子，
還是《隱密盛開》中將愛情昇華成信仰的潘紅霞，或是〈驛站〉裡拿自己實驗醫 學，堅信有毛澤東思想就能創造奇蹟的老蒙娜，都與現代社會主流文化格格不 入。蔣韻作品裡現代的比例很低，即使是描述現代社會，也多將焦點放置在邊緣 人的身上。在蔣韻的作品中，她又特別專注於寫女性，在她筆下誕生了大量命運 坎坷的女性人物，她們通常精神獨立，追求自由、理想或愛情，甚至不惜以生命 作為代價，對此蔣韻表示，正是因為現實中這樣的類型逐漸稀少，出於尊敬，她 創造這些聖潔高超、能感受自然的呼喚、堅持捍衛人格和尊嚴的角色代替自己達 到理想。24
二、李銳與蔣韻的研究
關於李銳和蔣韻的評述，由於兩人創作和出版地域的關係，因此研究成果以 對岸為主。李銳的研究數量比較多，海峽兩岸皆有，探討的面向也比較廣；蔣韻 則是近年才開始受到注意，並且集中在對岸。以下分述兩人的相關研究現況回顧。
(一)李銳
由於地區和出版數量限制，目前李銳的研究仍以對岸為多，已有上百篇期刊 篇章與超過 30 篇學位論文，並在許多大陸現當代文學綜論中也都會提及他，例
由於地區和出版數量限制，目前李銳的研究仍以對岸為多，已有上百篇期刊 篇章與超過 30 篇學位論文，並在許多大陸現當代文學綜論中也都會提及他，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