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紅銅鑲嵌青銅器的使用者與文化意函
第一節 使用者的身分地位
要理解使用者的身分地位,仍須從墓葬著眼,博物館藏的紅銅鑲嵌青銅器雖 多,但已脫離了考古的情境,目前已發掘出土不少紅銅鑲嵌青銅器的墓葬,208時 代自春秋中期晚段到戰國中晚期,分布範圍遍及黃河、長江流域和北方地區,墓 葬提供了規模大小、棺槨數量、殉人有無以及隨葬品等資訊,以「物」反映「人」
207 陳芳妹,〈藝術與宗教-以商代青銅藝術的發展與隨葬禮制的變遷為例〉,《故宮學術季刊》,第 18 卷,第 3 期(2001),頁 1-92。
208 基於前章所討論,部分器物並非以紅銅鑲嵌,而可能鑲填顏料,本章盡量排除鑲嵌物質有疑義 者,如四川成都百花潭圓壺、江陵望山 M2 之圓缶,報告描述為鑲嵌物為顏料,則先不列入討論。
的訊息,也反映出不同時代、不同地區使用者的樣貌。
一直以來,學者們對於研究墓主的身分和階級作過諸多努力,如俞偉超與高 明討論的周代用鼎制度,但間接的對應出墓主階級;209滕銘予將焦點集中於中原 地區的墓葬,指出棺槨數量和玉器數量不具備等級劃分的意義,而以墓室面積的 大小和「列鼎」的數量將銅器墓葬分級;210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則將楚墓分為 四級,討論低階貴族與庶民的界線逐漸混淆的情形。211這些研究其實反映出各地
211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Chinese Society in the Age of Confucius (1000-250 BC), pp. 370-399.
212 本文分區參考朱鳳瀚對春秋時期的青銅器分區,但專注於出土紅銅鑲嵌青銅器的墓葬,故較為 簡化。見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下)》,頁 1533-1540。
晚段與戰國早期的墓葬,墓主的身分與時代仍有缺環,似乎還看不出連貫發展。 見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Chinese Society in the Age of Confucius (1000-250 BC), pp. 338-340.
214 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安徽省博物館,《壽縣蔡侯墓出土遺物》。
215 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
籍無載曾國,但作為曾侯乙之墓並無疑義。蔡國與曾國都是楚的附庸小國,與楚
紅銅鑲嵌青銅器。
戰國早期的山西萬榮廟前 61M1,出土紅銅鑲嵌壺一對,考古報告認為屬魏國 墓地,墓葬規模約 20 平方公尺,出土一件鼎,青銅容器共五件。在該墓地中,61M1 的墓葬規格並非最高,隨葬品的數量遠遜於 58M1。233中原地區的墓葬與楚文化地 區的墓葬相同,紅銅鑲嵌青銅器的使用者,在春秋晚期集中於國君與高階貴族,
而在戰國時期,也有呈現向下層貴族擴散的趨勢(墓葬整理表見表 4-2)。
1.3 北方地區
北方地區出土紅銅鑲嵌青銅器的墓葬集中於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但多為小 墓,國別或屬燕國、魏國或中山國,234墓葬規模很少超過 10 平方公尺,隨葬品也 少,青銅容器皆不超過十件。賈各莊地區只有 M5、M18 與 M28 三座墓葬,具有 超過 10 平方公尺的墓葬規模,又同時出土青銅容器,三墓都出土了紅銅鑲嵌青銅 器,似乎仍算是該墓區中身分較高的貴族。
本地區出土紅銅鑲嵌青銅器規格最高的墓葬,是戰國中晚期的河北平山中山 國王墓,出土嵌紅銅綠松石鈁二件,墓葬為帶兩條墓道的中字形大墓,墓坑約 900 平方公尺,從其中帶長篇銘文的中山王 鼎、中山王 壺與 圓壺,可知墓主為 中山國王 。235
本區並未出土界於王墓與小墓之間的墓葬,如何將這些較小的墓葬對應貴族 的階級仍十分困難。不過,北方地區紅銅鑲嵌青銅器的使用者,顯現出與中原、
長江中游與淮河流域地區不同的樣貌,除了中山國王 以外,其他墓主似乎並非高 階貴族(墓葬整理表見表 4-3)。
1.4 山東地區
春秋中期晚段的山東棗莊徐樓 M1,出土紅銅鑲嵌盤、匜各一件與盆二件,同
23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萬榮廟前東周墓葬發掘收穫〉,頁 218-250。
234 朱鳳瀚認為平山 M8101、新樂中同村 M2 為中山國復國前的墓葬,可能是魏國佔領期間的魏國 墓,見《中國青銅器綜論(下)》,頁 1965-1970。唐山賈各莊多被認為屬燕國,見趙化成,〈東周燕 代青銅容器的初步分析〉,《考古與文物》,第 2 期(1993),頁 60-68,朱鳳瀚也持相同意見,見《中 國青銅器綜論(下)》,頁 1981-1993。
235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墓-戰國中山國國王之墓》。
墓還出土宋公固為 叔子作的鼎、鋪,有可能是宋公固為女兒作的媵器,墓主可
受者,還是高階貴族亦步亦趨的模仿跟隨者,或是風格與技術的驅動者?相對於 長江中游與淮河流域地區、中原地區以鑄鑲法製成的紅銅鑲嵌青銅器,北方地區 多出土以錯嵌法製作者,紋飾較為簡單,所需技術也較低,或與使用者身份階級 的高低較無關,所以在較低階的貴族墓中也有出土。不過,目前的考古材料仍不 夠充分,墓主身分、紅銅鑲嵌青銅器風格與鑲嵌技術的關係,還無法深入釐清。
另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紅銅鑲嵌青銅器與女性使用者的關係。過去被認為 時代最早的紅銅鑲嵌器夆叔匜、盤,與同銘文的盆,銘文曰:「夆弔(叔)乍(作)季妀 盥般(盤)。」是由夆叔為季妀作器,假若夆叔匜如學者研究為齊器,夆叔可能是齊 人,季妀是嫁到齊國的妀姓女子,夆叔三器可能是丈夫為妻子作器,使用者為女 性。匜、盤,盆這三種器類正好與棗莊徐樓 M1 出土的三種紅銅鑲嵌器類相同,徐 樓 M1 依照考古報告判斷也是女性。除了上述兩者之外,紅銅鑲嵌青銅器的使用者 不乏女性,例如固始侯古堆的勾吾夫人、蔡侯為其作器的大孟姬、天星觀 M2、九 連墩 M2 等墓主;淅川下寺 M3 的紅銅鑲嵌青銅器,雖然都是倗的作器,但卻隨葬 在女性的墓裡。曾有學者提出,女性可能因較不受的成規的束縛,或是性別差異 的不同需求,帶來了創新的可能性。242
不過,女性墓中的紅銅鑲嵌青銅器與出於男性墓者,在風格上沒有明顯差別。
如棗莊徐樓 M1 出土的紅銅鑲嵌盤、匜、盆,就與徐樓 M2 的紅銅鑲嵌青銅器同屬 A 型塊面狀動物紋飾,並以鑄鑲法製成;大孟姬盥缶與蔡侯申自用的盥缶、方鑑、
尊缶等,紋飾類型和鑲嵌技術也相同;九連墩 M1、M2 二者都出土了以銅絲盤繞 錯嵌的勾連雷紋鈁。性別研究在青銅器研究中仍是新議題,受限於目前出土於女 性墓的紅銅鑲嵌青銅器仍少,女性對於紅銅鑲嵌這種創新裝飾技法的驅動力或影 響力究竟有多少,還有待日後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