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制重構與新審美觀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提出，中國約在西元前 600 年前出現了禮制重構(Ritual Reconstructure)，高階與低階貴族的分化越為明顯。反映在墓葬上，是統治者的墓 葬變得非常巨大；反映在青銅器上，是高階貴族隨葬的青銅器出現雙重器組的現 象。其中「普通器組」在不同地區，器類、形制與組合皆有所不同，但「特殊器 組」卻是各地一致，維持西周晚期禮制改革後主流的器形，包含奇數的無蓋鼎、

偶數簋，成對的方壺，不僅在規制上保留列鼎列簋的數量，在形制、紋飾上也維 持古風。「特殊器組」不只代表特殊階級，也使擁有者能舉行一種特殊的禮儀，排 擠其他較低階的貴族。禮制復古作為一種特權，被社會的最上層刻意使用，使用 古老系譜的禮器是對過去的繼承，與過去的直接連結，宣示政權的合法性，越上 層的貴族對禮制的保守越強，而非創新。²⁵⁴這股復古風受到不少學者關注，Jenny So

254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Chinese Society in the Age of Confucius (1000-250 BC), pp. 327-369.

Lothar 另有討論東周時期幾種不同的仿古心態，特殊器組仿古禮器與舊禮制有關，蘊含社會階級區 別之意；有些仿古明器則是為了喪葬之用，紀念祖先；或是低階貴族模仿高階貴族，或對周禮傳統 的象徵。Lothar von Falkenhausen, “Antiquarianism in Eastern Zhou Bronzes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Wu Hung ed., Reinventing the Past (Chicago, IL : Center for the Art of East Asia, Dept. of Art Histo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 Art Media Resources, 2010), pp. 77-199.

也同意，諸侯利用傳統禮制強調遠古世系，與新興貴族區別。²⁵⁵

255 Jenny So, “Antiques in Antiquity: Early Chinese Looks at the Past,”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o.48(2008), pp. 373-406.

256 陳芳妹，〈藝術與宗教－以商代青銅應藝術的發展與隨葬禮制的變遷為例〉，《故宮學術季刊》， 第 18 卷，第 3 期(2001)，頁 1-92。

257 陳芳妹，〈時代與區域風格間的激盪－西周青銅藝術風格的多樣性及禮制發展大勢變因試析〉， 收錄於刑義田主編，《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組－中世紀以前的地域文化、宗教與藝術》(臺 北：中央研究與歷史語言研究所，2000)，頁 99-181。

258 包山 M2 出土紅銅鑲嵌薰杯，見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頁 189、193；雖然考古 報告稱本墓出土的人擎燈的衣著裙襬亦鑲嵌紅銅，但從彩色圖版判斷，應是以黑漆描繪紋飾，並非 紅銅鑲嵌，見譚維四，《湖北出土文物精華》(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頁 91-92。信陽楚墓 M1 出土紅銅鑲嵌薰杯，見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陽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頁 51。

天星觀 M2 出土紅銅鑲嵌薰杯，見湖北省荊州博物館，《荊州天星觀二號楚墓》，頁 98、103。

定有其特殊之處，才能自春秋中期出現以來，一定程度地受到國君和高階貴族的 豆(見圖 2.4-16)，幾何化的變形龍紋與河南陝縣 M2040 出土的匜相同。Freer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所藏的錯銀扁壺(圖 4.3-2)，銀色的勾連雷紋密佈全器。這些青銅 器顯示，同樣類型的紋飾，贊助者嘗試使用了不同的材質來製作鑲嵌，顯現不同

259 Grahame Clark, Symbols of Excellence : Precious Materials as Expressions of Status (Cambridge;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1-12.

260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淅川縣博物館，《淅川和尚嶺與徐家嶺楚墓》， 頁 187、189-191。

261 萬家保，〈戰紋鑑和它的鑲嵌及鑄造技術〉，頁 21。張臨生〈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東周鑲嵌器研 究〉，頁 13-14，圖版 VII。

這種對色彩的追求，一方面，從「普通器組」、日常用器，跨入了鼎這種古老

“Ordering the Exotic: Ritual Practices in the Late Western and Early Eastern Zhou,” Artibus Asiae Vol.

LXXIII No. 1(2013), pp. 5-76. 有關域外器物對身分的象徵，見 Peter Peregrine, “Some Political Aspects of Craft Specialization,” pp. 1-11.

269 大英博物館藏一件躍虎型器，通體佈滿金、銀勾連雷紋，經科學檢測，其形成技法為錯銀與鎏 金。Quanyu Wang, Sascha Priewe, Susan La Niece, “A Technical Study of Inlaid Eastern Zhou Bronzes in the British Museum Focusing on the Unique of A Leaping Feline,” ISIJ International, Vol. 54 (2014), No.

5, pp. 1131–1138.

紅銅鑲嵌裝飾技術的使用階層向下擴散，高階貴族又再一次的，以贊助新技法，

創造新風格，達到身分不凡的象徵，也造就了戰國時期的鑲嵌風格。

鑲嵌風格一直延續到西漢中期，中山靖王劉勝墓出土乳丁紋銅壺(圖 4.3-11)，

以鎏金作斜寬帶紋，寬帶紋交錯處嵌銀乳丁，方格中嵌綠琉璃；蟠龍紋銅壺(圖 4.3-12)、鳥篆紋銅壺、博山爐等，以鎏金、鎏銀、錯嵌金銀絲等方式裝飾，²⁷⁰讓銅 器色彩奪目，也看到了戰國時代各種技術的延續。

小結

從出土紅銅鑲嵌青銅器的墓葬，比較各種考古情境，分析墓主的身分地位，

得知紅銅鑲嵌技術在春秋中期到春秋晚期的試驗階段，使用者多為國君與高階貴 族，由國君與高階貴族贊助嘗試新技法，創造新風格。在中原、長江中游與淮河 流域地區，當紅銅鑲嵌技法日漸成熟，紅銅鑲嵌青銅器經歷從高階貴族向下層擴 散的過程，部分地位稍低的貴族也開始使用紅銅鑲嵌青銅器隨葬。而從紅銅鑲嵌 青銅器的銘文，推測其作為盥洗用具、嫁妝、外交禮物的用途，標示重要的器類，

不僅作為實用器，更蘊含政治上的心機，展現國家對新技術的掌握。作器者期望 紅銅鑲嵌青銅器能夠萬年保用的心態，還有與其他青銅容器的組合關係，可知紅 銅鑲嵌青銅器並非僅僅是把玩觀賞的弄器。

紅銅鑲嵌這種創新的裝飾技法，或許受到春秋中期後禮制重構的驅動，高階 貴族一方面以特殊器組復古，作為與過去權力連結的正統性，一方面以普通器組 作為創新風格的載體。過去學者大多著重強調東周時期青銅器的復古現象，因此 而忽略了此時期伴隨復古而來的創新風格。紅銅鑲嵌作為創新的裝飾技法，其所 包含的複雜工藝技巧及精美的顏色對比，展現高階貴族特殊的身分地位，與其他 也擁有「普通器組」的低階貴族形成區隔。創新的裝飾技法也引發了新的審美觀 念，引領貴族們對色彩的追求，鑲嵌材質與色彩繽紛多樣，在青銅藝術發展的末 流，形成不可忽略的鑲嵌風格。

270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處，《滿城漢墓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