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紅銅鑲嵌的製作技法與時空演變
第一節 鑄鑲法
鑄鑲法最早是由 Charles. D. Weber 提出，他認為紅銅鑲嵌的動物紋飾(在本文 中屬戰國早期的 A 型塊面狀動物紋飾)十分複雜，要剪出與預留凹槽相同的動物紋 銅片太過困難，應該是將剪好的紅銅飾片貼在塊範的內層，熔融的青銅灌入範中 包覆飾片，脫範後飾片就固著在青銅器表面形成紋飾。135Weber 認為無論是紐約大 都會美術館那種動物兩兩相對的銅壺，或是北京故宮的圖像紋壺，鑲嵌紋飾都是 用同樣的方式製作的。不過，萬家保已指出，北京故宮圖像紋壺的兩層水平凹面，
並不足以作為 Weber 所提方法的證據，但萬氏另外舉例琉璃閣 M60 出土的罍 (R18578、R18580)，在鑲嵌紅銅飾片的背面有凸出的楯頭，楯頭是為了加強紅銅 飾片與器身的固著力，鑲嵌方式與 Weber 所提的相仿。136
1981 年，賈云福、胡才彬與華覺明等人研究曾侯乙墓出土帶有紅銅鑲嵌的浴 缶及甬鐘，並作了復原實驗，認為曾侯乙墓的紅銅鑲嵌是以鑄造的方式製成，紅 銅飾片為鑄造而成，固定於範上，澆鑄時與器體鑄接。該文首次將這種方式稱為
「鑄鑲法」，提出鑄鑲法可能是從銅質芯撐(墊片)的使用得到啟發，將墊片作成一 定的形狀並採用不同銅質，墊片即成為鑲嵌紋飾；夆叔匜的紅銅飾片與器壁厚度
135 Charles D. Weber, “Chinese Pictorial Bronze Vessels of the Late Chou Period, Part III,” pp. 128-129.
136 萬家保，〈戰紋鑑和它的鑲嵌及鑄造技術〉，頁 14-39。
相同，是鑄鑲法在發展過程中的原始形式。137 Canterbury Museum 壺的殘片與固始侯古堆的浴缶，都屬於前章的 A 型塊面狀動物 紋飾，顯示鑄鑲法與 A 型紋飾關係密切。紅銅飾片與器壁等厚是早期 A 型紋飾的 與器壁等厚，如同墊片，可推測皆以鑄鑲法製成。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的豆 (圖 3.1-3)，在走龍紋旁有破洞，可以清楚看見紅銅飾片與青銅器壁等厚，而走龍
138 Antony Le Bas, Ross Smith, Noel Kennon, Noel Barnard, “Chinese Bronze Vessels with Copper Inlaid Décor of Ch’un-Ch’iu Times,” pp.312-319.
139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始侯古堆一號墓》，頁 140-141。
140 感謝山東棗莊市博物館准予調件參觀。
接觸的部分只有四邊，而且四邊兩兩平行；走龍紋與器壁接觸的部分是整個走龍 紋的輪廓，S 形的曲線、伸出的雙爪、龍尾等，都一定程度的套合了青銅器壁。另 外值得一提的是，雖然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的豆，走龍紋內外通透，但底部 的星芒紋飾卻沒有，從器底外側並不見(圖 3.1-4)，這代表了同一件器物上，紅銅 土三件紅銅鑲嵌罍(R018578、R018579、R018580)，141三件均已破碎，罍蓋、肩部 與底部為較大的破片，其他部位碎成許多小片，周身佈滿紅銅鑲嵌菱形紋，有許
時代更晚的河南固始侯古堆，出土了紅銅鑲嵌浴缶，經過科學檢測證明其紋 Collection, Canterbury Museum 一件壺的碎片(圖 3.1-8)，144這個碎片上帶有一個近 乎完整的走龍紋飾片，雙爪呈半月形，龍角、龍尾與兩爪都有「小枝」與身體相 穩定。另外，Anthony 還提出，青銅器合金中含錫量高達 15%，讓合金變得易碎，
不可能用捶打的方式將紅銅片敲入凹槽。145
華覺明等人對於曾侯乙墓紅銅鑲嵌青銅器的研究，並未說明紅銅飾片的背後
143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始侯古堆一號墓》，頁 134-142。
144 Anthony Le Bas, Ross Smith, Noel Kennon, Noel Barnard, “Chinese Bronzes Vessels with Copper Inlaid Décor and Pseudo-copper Inlay of Ch’un-ch’iu and Chan-Kuo Times,” pp.312-319.
145 萬家保檢測汲縣山彪鎮 M1 出土的水陸攻戰紋鑑，含錫量也有 15%，但紋飾係鑄出凹槽後再將 銅片捶入，目前尚無法確定青銅器的含錫成分是否影響鑄鑲法或錯嵌法的選擇。
是否帶有墊片，但除了固始侯古堆的浴缶、Canterbury Museum 的壺以外，還有臺 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圖 3.1-9)、146Freer Galley of Art, Washington(圖 3.1-10)、147紐約 大都會美術館 (圖 3.1-11)148的 A 型塊面狀動物紋飾壺，經過 X 光的照射，都顯示 顯示不同面的紋飾範也不是由同一組模型印出來的。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與 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圖 3.1-14)，各有一件與紐約大都會美術館壺非常相似的壺，
147 Jenny So, Ea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pp. 46-47, 256-259.
148 Antony Le Bas, Ross Smith, Noel Kennon, Noel Barnard, “Chinese Bronze Vessels with Copper Inlaid Décor and Pseudo-copper Inlay of Ch’un-Ch’iu and Chan-Kuo Times, part one,” pp. 198-199.
149 Anthony Le Bas, Ross Smith, Noel Kennon, Noel Barnard, “Chinese Bronzes Vessels with Copper Inlaid Décor and Pseudo-copper Inlay of Ch’un-ch’iu and Chan-Kuo Times, Part One,” pp. 144.
150 Charles D. Weber, “Chinese Pictorial Bronze Vessels of the Late Chou Period, Part III,” pp. 123.
151 紐約大都會美術館 A 型塊面狀動物紋壺在展場中與網站上的照片是同一面，紋飾完整，Antony 等人的文章中，修復痕跡從壺口右邊延伸到下方，可知兩者剛好是壺的兩面。
綜觀鑄鑲法的發展脈絡，在春秋中期晚段，鑄鑲法可能真如華覺明等人所言，
粗短，有些細長(各地顯現的區域風格詳見第二章)。固定紅銅飾片的方式也不盡相 的技術和風格；但 Jenny So 的論點是戰國時期的青銅器，並非針對紅銅鑲嵌技術。Ea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pp. 45.
地 A 型動物紋飾高度相似，不似各地自行製作，也非同一批相同技術的工匠在不
B 型輪廓線動物紋飾，每一個紋飾是由多個線條單位構成，如李峪村出土銅敦
156 Jenny So, “New Departures in Eastern Zhou Bronzes Designs: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in Wen Fong, ed., 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 : an exhibition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ondon : Thames and Hudson, 1980), pp. 268.
157 張臨生，〈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東周鑲嵌器研究〉，頁 22-23，圖 XIV。
科學檢測才能確定。158
E 型幾何紋飾，在技術上可以用鑄鑲法製作，例如保利藝術博物館的扁壺，其 中一件器口的倒三角形紅銅紋飾看似內外通透，可能以鑄鑲法製成(見圖 2.5-3)。
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扁壺，紅銅鑲嵌格狀紋背後規律的分布墊片，可能也是用 鑄鑲法製作的(圖 3.1-20)。159不過，上海博物館所藏的春成侯盉，紅銅圈帶紋稍有 破損，破損處可見銅片厚度似乎很薄(見圖 2.5-9)，露出下方的青銅底色，可能是 將紅銅薄片捶入凹槽中錯嵌的。E 型幾何紋飾因為造型簡單，無論是要預鑄三角形 銅片、扁平的銅條，或是在鑄造時留下相應的紋飾凹槽都不困難，也不排除用錯 嵌法製作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