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密與情報操作

對於警方的情報工作，有部分抗爭者認為，既無從防範，也不需要防範。確 實，對情報工作的反制必要性，得看抗爭者對情報洩漏的風險評估而定，若是預 計與警方合作的行動，則即便被竊聽也不會造成行動失敗。但是，有一些抗爭類 型若事前被警方掌握情資，則失敗風險將會升高，例如對特定人物的突襲式「嗆 聲」，或者是進入管制區的占領、包圍行動。在此類行動的資訊傳遞上，會以人 脈或私密方式傳訊，避免在公開網頁上透露相關訊息、另選安全地點當面討論，

而避免在辦公室開會或手機通話、以及對可疑者隔離重要訊息。

那次就非常徹底，完全沒有發新聞，事前也完全，不用手機聯絡，也不 在原有的辦公室開會，就是要保到這麼徹底(是擔心監聽嗎?)對，我們 把監聽當作本來就會發生的事情。⁴⁵²

但除了完全隔絕情報之外，一般的社運組織仍很難避免與警方的接觸，也很 難完全不顧及握有行政資源與權力的警方的關係。因此拿捏透露訊息的程度後給 予一定程度的資訊，往往仍有其必要。此外警方情蒐所得之資訊，其實核實並不

452 受訪者 A7。

容易，因此必要時也可能利用假情報來誤導警方的部署。雖然在小而緊密的組織 網絡內，保密的作法理論上是可行的，但這將大大降低組織決策的開放性以及動 員的能量。由於未必能夠清楚掌握警方的情蒐範圍，因此保密工作也有可能過嚴 或過鬆，付出過高的溝通成本或是情報最後仍然流出。而情報操作會損及該組織 與警察機關間的關係，對個別組織而言有相當的風險。

2.掌握協商籌碼

大部分的抗爭，仍會需要經過與警方的協商，如前所述，由於警方握有相當 廣泛的裁量權限，因此若要爭取到理想的抗爭條件，例如充分的行動時間與空 間、目標官員的接見等等，則必須擁有一定的協商籌碼。首先若有與警方建立穩 定關係的協調人或組織出面，一來其熟悉相關限制的「行情」，二來警方需賣人 情以維繫關係，申請會較為順利。其次是若有充分的組織實力，例如人數多、行 動強度高的團體，警察為了維持對現場的控制，只要願意配合，則警察會願意提 供更大的彈性交換合作。此外，若是有名人特別是政治人物參與的行動，警方也 會較為審慎而不會隨意限制⁴⁵³。

但並非所有的抗爭組織都能取得這些籌碼，即便能夠取得，在前述警察掌握 先制優勢之下，主導權仍然在警方手中，這些籌碼僅是爭取到討價還價的空間，

並未能挑戰警察的主導權。因此也有抗爭者是採取除了大規模抗爭外，一律不合 作、不協商的策略，憑藉著在理念上團結一致的組織實力，持拒絕與警方作現場 協商的堅定立場：

453 何明修著，《工運第一悍將--曾茂興傳》(嘉義：南華大學社科院，2008)，頁 211-217。

一喬(協商)，他心態就是說下面的警察擋得住，可以和平落幕，……現 場氣氛沒有感動記者，也沒有嚇到警察，上面的人何必要下來。他來 喬，就是來試探你的底線，如果我們很硬，每個人就是怒氣沖沖地要來 跟你要公道，上面的人才會下來，我覺得跟警察喬來喬去是大忌。有些 學弟妹不知道從哪裡學的，就覺得一定要跟警察喬，我一定會翻臉。⁴⁵⁴

透過這樣的方式，讓警方理解其並無法透過協商，讓抗爭者承諾僅於警方可 控制的範圍內行動，或者在一定時間後自行解散。此一路線就非以與警察的關係 為籌碼，而是以提高現場的不確定性以及媒體的注目作為籌碼，逼訴求對象面對 群眾。

此外正如前述受訪者所提及的，打動媒體是另一個關鍵點，若行動本身或與 警察的互動過程，能夠得到媒體曝光，代表該團體具有一定的輿論影響力，警察 便會較為慎重處理，即便希望進行限制，也會顧忌形象問題。而若遭到自認不合 理的限制，訴諸輿論亦可能獲得同情，再轉為動員的能量，或是讓警察撤回。

不過無論策略上是合作或不合作，協商籌碼是人情關係、行動的不確定性或 是媒體曝光，對於較邊緣而缺乏媒體經驗與組織資源的弱勢團體而言，要克服警 方在權力上握有的協商優勢，仍不容易。

3.警察形象論述的型塑與競爭

在輿論戰方面，面對前述「警察傷亡」與「警察辛勞」的公關攻勢，有一些 抗爭者可能會直接同意這樣的說法，或是感謝警方對集遊的辛苦協助。但另有一

454 受訪者 A9

些抗爭者也會提出另一套對警察角色與形象的論述，來競奪對警察形象的定義，

反制藉警察形象正當化警察行為的處理策略。

第一種形象是「暴警」，批判警察是國家暴力的施行者，甚至個別警員也懷 抱著惡意，此一論述常伴隨著對過當執法的控訴行動，希望帶動更強大的動員能 量以及輿論支持，遏阻警方的強勢執法⁴⁵⁵。此一論述策略在發生較受矚目的警民 衝突時較有效力，但侷限是其說服力會隨著民眾對衝突的記憶淡去而下降，也會 被在警察控制內的集會時，警察的為民服務形象所稀釋。且在多數組織仍需與警 察維持關係的情況下，能長期持此論調的組織相當有限。

第二種形象則是「良心犯」，認為員警中必然有支持與同情抗爭者，只是接 受上級命令而不得不站在抗爭的對立面。基於此一論述則通常會對警察表達關懷 與感謝，例如送水、花等等，並且散布個別警察「身在曹營心在漢」的浪漫敘 事⁴⁵⁶。此一論述一方面期待警察的「良心發現」、「轉過去與人民站在一起」，另 一方面也有助於緩和警民對立的框架對運動的不利影響，將焦點轉回警察背後的 訴求對象(政府、企業)。但其侷限是即便有個別警員被打動，仍不可能動搖整個 警察組織的處理策略，以及前述的警察集體心理；而凸顯警察良知，也會削弱了 反制策略的強度與正當性，以及將警察的作為歸因於個人，而忽略了對集體制度 與文化因素的批判。

第三種形象則較不偏重於警察處理抗爭的正當與否，則著重於警察的「勞動 者」角色，批判國家體制剝削作為勞動者的警察，主張警察應組織工會⁴⁵⁷。持此

455 〈全民蒐證 揪 114 件警施暴〉，《蘋果日報》，2014.03.27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40327/35728321/

456 〈「脫下制服也反核」 警籲群眾監督「馬政府」別遷怒〉，《自由時報》，2014.04.27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996319; 〈基層員警也挺抗爭 網友感動推爆自 白文〉，《自由時報》，2014.05.01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998563

457 〈王卓鈞：警察本來就不能組工會〉，《新頭殼》，2014.05.07

一觀點者，其目的未必是專門針對警察的抗爭處理，但伴隨著對抗爭處理中警力 濫用的批判，例如寧願動用大量警力而不願溝通、讓警察因抗爭加班卻不支給超 勤津貼等，也會間接削弱一些抗爭處理策略的正當性，甚至獲得基層員警的共 鳴。而警察工會可能會削弱政府對基層員警的控制力，也為執政者所不樂見。然 而在對於抗爭的敵情意識之下，警察本身未必會將其被剝削的不滿指向管理者與 雇主，仍有可能歸責於抗爭者，甚至對偶爾改良待遇(慰問金、添購裝備)的長官 與政治人物滿懷感激。在此情況下即便改善了勞動問題甚至成立警察工會，對抗 爭處理的影響仍在未定之天。

我認為警察在抗爭處理的過程當中，所展現出的形象本就是相當多面的，上 述三種形象論述均捕捉到了警察形象的某一個側面，但也僅捕捉到其中一個側 面。若無法對警察有全面性的理解，依照具體事件脈絡調整論述方向，而是只憑 個人經驗放大自己接觸到的側面的話，那麼這些論述作為反制策略的效果，恐怕 會先在抗爭者的爭辯中互相抵銷，或是淪為各說各話，更遑論要與警察以其輿論 優勢經營多年的官方論述相抗衡了。

4.對防阻的挑戰

當面對警察的防阻部屬時，雖然在防阻範圍外進行記者會表達訴求是比較安 全也較常見的作法，但為了升高對抗爭對象的壓力以及吸引媒體的目光，有時候 也需要冒風險挑戰警方的防線。在政黨輪替時代，雖然極少採取對警察進行暴力 攻擊的策略，但並不代表組織性的非暴力抗爭策略也被放棄。判斷的依據是「政 治張力」與「組織實力」是否足夠，前者考量的是議題的緊急程度以及引發衝突 後輿論的風向，後者則是關乎是否有能力執行衝突策略，將衝突控制在預期的範

http://newtalk.tw/news/2014/05/07/47063.html

圍內，並承擔後續法律風險。

具體的作法上，首先是正面挑戰警察的防阻線，與警員進行推擠，或者是拆 除或越過拒馬等防阻裝備。通常並非真的希望能夠以強制力突破警察的防阻部 署，而是作為一種象徵性的言論，吸引大眾注目並批判政府拒絕回應的態度，或 是打開對話空間，即便真的成功進入了管制區，也往往是就地靜坐後被抬走。但 近年伴隨著上述兩個要件的發展，從象徵性的衝突轉變為實質性的包圍或占領行 動也是有可能的。

不准我申請經過競選總部，我就申請得老遠，然後全部人脫離遊行路 線，……就推擠，硝煙很濃，我們不散要他們出來對話，他們就派了一 個人出來，我們問他一些訴求，他回答很爛，有一個對話的形式。⁴⁵⁸

上述的行動經驗，其實包含突襲與正面推擠，突襲式的行動也是一種重要策 略，例如突然衝入未有足夠防阻部署之處，或者事先進入抗爭對象所在場所，在 特定的時間點進行訴求的表達。突襲式的行動比起正面挑戰，有可能會被事先封

上述的行動經驗，其實包含突襲與正面推擠，突襲式的行動也是一種重要策 略，例如突然衝入未有足夠防阻部署之處，或者事先進入抗爭對象所在場所，在 特定的時間點進行訴求的表達。突襲式的行動比起正面挑戰，有可能會被事先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