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問題

我初步的研究提問為：「2000 年後台灣警察處理抗爭的實況為何？行動者對 此一實況的認知與對策為何？未來又應朝什麼方向著手進行制度改革？」

本文之研究對象「警察處理抗爭」(Policing Protest)¹，其定義為「警察對 抗爭事件的處理」(The Police handling of protest events)²。首先須對「抗 爭」在概念上做一釐清。就實務而言，對於人民的公開意見表達，台灣的法律首

1 此一名詞原文之「Policing Protest」，目前學界並無統一之中文翻譯，「Policing」在中文一般以名 詞譯為「警政」、「警力」，例如警政社區化(Community Oriented Policing)、第三造警力(Third Party Policing)，參陳明傳、李金田著，〈治安策略暨民間化治安體系之發展趨勢：以新竹市警察局之

「三區共構」為例〉，《文官制度季刊》2：3 (2010)，頁 73-106。但後接 Protest、Mass

Demonstrations 等與抗爭相關之名詞作動詞用時，香港學者何家騏與黃建鋒在一篇論文的標題與 本文中交替使用「警察管理」、「警察處理」。參何家騏、黃建鋒著，〈警方管理集會遊行活動的手 法及爭議：香港經驗的啓示〉，《警學叢刊》45 卷：2 期總號 216 (2014)，頁 79-112。而我國學者 孟維德則使用「警察處理」，參孟維德著，〈歐美國家警察處理群眾事件模式之探討〉，《涉外執法 與政策學報》4 期 (2014)，頁 63-87。此處為避免譯作「管理」會與「Manage」混淆，又考量定 義中動詞是使用「handle」，因此將「Policing Protest」之「Policing」譯為「警察處理」。

至於將「Protest」翻譯為「抗爭」，則另涉及本文之研究範圍界定問題，將於後詳述。

2 Donatella Della Porta、Herbert Reiter 著，《Policing Protest : The Control of Mass Demonstrations in Western Democracies》(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8)，頁 1。

3 集會遊行法第八條：「室外集會、遊行，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但左列各款情形不在此限：

不過對警方而言，無論規定於何種法規，基於維護公共秩序及保護社會安全之 警察職權，上述的各種行動類型均為相同的管制對象，均產生公共秩序維護需求，

因此勤務上統一以「聚眾活動」稱之，將其定義為具有相同目標之多數人，公開展 現集體力量以期達成訴求的群眾性活動，以求囊括各種集會、遊行、陳情、靜坐等 活動名詞⁵。不過此處之「多數人」雖須三人以上，但在警方的文書當中，亦基於前 述之勤務需求，將三人以下的公開表意活動，以「個人陳抗、滋擾」為名，納入管 制對象⁶。

上述的實務界定較偏重於對個案行為樣態的討論，但街頭抗爭並不會憑空發 生，也並非孤立的單一事件，而是社會運動當中的一環。社會運動的定義相當紛 雜，Della Porta 認為社會運動主要具有非正式網絡組織、共享信念、凸顯價值衝 突、使用抗爭手段四種特徵。其並進一步提出即便是看似偶發的抗爭事件，也有可 能是社會運動的一環，關鍵在於參與者是否存在一種世界觀與認同，將自己的行動 定位為某種共同行動的環節⁷。亦即，行為的區分並不能只如法規上以現場人數進行 區分，即便是只有一個人上街舉標語，也可能是一種具延續性、共同性的「集體行 為」。趙鼎新更進一步將更廣泛的「集體政治行為」為研究範疇，以組織化程度、

制度化程度以及社會變革程度為三條軸線，將不同的集體政治行為定位於象限當 中，以求納入被社會運動學者排除的革命、集體行動、常規行為等。在趙鼎新的定 義當中，社會運動就是高度組織化、體制化而尋求特定社會變革(但其變革程度又不 及革命)的集體政治行為類型⁸。

5 林漢堂著，《聚眾活動防處之理論與實務》(臺北市：華泰文化總經銷，2006)，頁 4-8。

6〈處理群眾運動相關法令彙整參考表〉，引自李金田著，《群眾運動防處實務：暨紅衫軍大事紀》

(臺北：作者自刊，2007)，頁 127-128。

7 Donatella Della Porta、Mario Diani 著、苗延威譯，《社會運動槪論》(臺北：巨流，2002)，頁 16-18、22。

8 趙鼎新著，《社會運動與革命：理論更新和中國經驗》(高雄：麗文文化總經銷，2007)，頁 3-7。

就我的問題意識而言，要研究的對象並非社會運動整體，而是限定在警察對 抗爭事件的處理此一面向上，但若單單使用直接相關法律及警方實務定義，著眼 於現場行為，便會忽略了抗爭作為社會運動中的一環，在抗爭前、後及運動組織 的日常中，警察都可能持續執行對抗爭的管制。因此引入社會運動研究的討論，

將抗爭置於社會運動的脈絡當中，關照其延續性、共同性的層面，將可使我的研 究視野不被侷限於運動現場行為，亦無須以多數人為要件。在趙鼎新的討論當 中，其亦指出社會運動也僅是集體政治行為的一個分類，集體政治行為亦有可能 以其他型態發生，例如較無組織的騷亂，這些既然亦為警察處理抗爭的對象，就 無需事先排除。綜上所述，本文將所擬研究的抗爭，定義為：「人民在實體公共 空間⁹，公開表達特定政治訴求的行為」。而不以多數人、具備具體組織或針對特 定主管機關為限。

因此，「警察處理抗爭法制」的所涉及的法律條文範圍，並不限制於較常被 學界討論的集會遊行法，而是只要警察在實務上在處理抗爭上使用的法規，均在 討論的範疇之內。對此除了前述的陳情、請願規範之外，較常見的尚有社會秩序 維護法(下稱社維法)、警察職權行使法(下稱警職法)、特種勤務條例(下稱特勤條 例)、警械使用條例以及部分刑法條文(毀損罪、強制罪、妨害公務罪)等，以及相 關衍生之行政規則或行政指導。而對於「法制」的研究範圍，在此亦不限定於相 關條文的法釋義學研究，而是包括其與社會的互動，王泰升認為在法條到法社會 發展歷程當中，法律條文會與法學理論、專業社群的法律適用與社會生活中的法 律運用三個層面進行互動，從而諸如法學者所處的歷史背景、執法者的養成教 育、一般人民的法律文化等等，都屬於法制研究的範疇之中¹⁰。本文採取這樣的

9 雖然網路科技日新月異，網路空間亦常作為社會運動動員、宣傳的工具，然而警方抗爭管制的 對象目前仍是以實體空間的行為為主，因此我仍是以實體公共空間所產生的行為做為主要討論對 象，涉及網路空間者則以附屬於實體抗爭行動的動員、宣傳等活動為主。

10 王泰升著，《具有歷史思維的法學：結合台灣法律社會史與法律論證》(臺北：元照，2010)，頁

觀點，在本文中「法制」包括了法律條文以及其與社會互動的歷程，因此「警察 處理抗爭法制」即是指涉與警察處理抗爭相關的法律條文、法學理論、實務適用 見解以及一般人民的運用，在其中以第一線適用法律的執法者----警察的處理抗爭 活動，以及相關條文的主要規範對象----抗爭者，其對警察處理抗爭的回應，做為 主要探討對象¹¹。

而至於「警察」的定義範疇方面，由於鎖定處理抗爭活動的國家機關，因此 主要仍以集會遊行之主管機關與人員，亦即警察職權行使法之警察人員與警察機 關為主。此外由於其他單位如憲兵、調查局、國安局、軍訓教官等，其雖非主管 相關業務，但在行使法定職務之同時，亦可能對抗爭事件進行管制與介入，例如 維安人員對抗爭者之排除、調查局對社會運動組織之情蒐、憲兵執行抗爭周邊地 區之機關警衛勤務等，因此就相關人員行使與處理抗爭有關之職權時，其亦包括 在本文所討論之「警察」範疇之中。

而在分析單位的部分，則是以「抗爭事件」為研究單位，考量到警察對抗爭 的「處理」範圍，就如前所述社會運動具延續性的特性，並不限於現場對特定行 為的對應，也包括了事前的情報蒐集、預防、事後的司法追訴等等。至於其手段 則可能包括對個人、空間、物品、情報等層面的管制，因此以「抗爭事件」作為 研究單位，較之以特定的抗爭者或社會運動組織作為研究單位，能夠較全方位地 含括上述面向。

在研究所設定的時間面向與地域範圍方面，我將以 2000 年第一次中央行政 部門政黨輪替後的台灣為研究對象。首先政黨輪替作為重要的政治機會結構，是

1-38。

11 對於探討內涵的進一步理論依據與分析，將於文獻回顧詳述。

警察處理抗爭之法制研究中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¹²，特別是在新興民主國家轉型 的研究中，指出雖然在未政黨輪替下，仍可能在民主轉型下開放抗爭空間，但威 權時代遺留的警察一開始仍會維持既有的鎮壓習慣，轉化會有時間上的延遲，政 黨輪替，特別是昔日遭鎮壓的在野黨成為執政者，是實際產生改變的重要因 素¹³。

而在台灣的社會運動史研究中亦指出，抗爭事件的警民互動在 1990 年代歷 經了從激烈鎮壓走向較平和、制度化的過程¹⁴。其中原因之一，學者認為是參與 管道的開放¹⁵，而在2000 年政黨輪替後，藉由民進黨政府的執政，台灣社會運 動擁有了更寬廣的制度參與管道，能夠較順暢地將街頭抗爭的力量轉化為政治場 域的影響力。而從警察的角度來看，2000 年後以往一貫的「黨國一體」方告解 組，以往作為主要鎮壓對象之一的民進黨成為了中央政府的執政者，走上街頭的 是昔日的「上級」。集會遊行自由的使用不再限於特定的群體，而是所有不同政 治立場的勢力，都出現了抗爭的需求，也至少在自身使用抗爭手段時，肯認了實 踐集會遊行自由的正當性¹⁶。這樣的改變是否有利警察擺脫政治力的高度支配，

而藉制度賦予的權力及裁量空間，展現其相對自主性，是值得研究的課題。簡言 之，制度化的街頭互動，並不是代表警察處理抗爭的終結，反而正是因為警民雙 方的互動架構走向穩定，因此更值得探究此一平和的現象之後，是被什麼樣的結 構因素所支撐著。因此本文雖亦會對解嚴以來的歷史做簡單回顧，做為歷史背

而藉制度賦予的權力及裁量空間，展現其相對自主性，是值得研究的課題。簡言 之，制度化的街頭互動，並不是代表警察處理抗爭的終結，反而正是因為警民雙 方的互動架構走向穩定，因此更值得探究此一平和的現象之後，是被什麼樣的結 構因素所支撐著。因此本文雖亦會對解嚴以來的歷史做簡單回顧，做為歷史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