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因素對尋路的影響

Chen 與 Stanney(1999)整理過去的文獻後，將影響尋路的因素分為五項：經 驗(experience)、搜尋策略(search strategies)、能力差異(ability differences)、動機 (motivation)、環境結構(environment layout)。其中除了環境結構為外部因素之外，

其餘皆屬於個人因素部分，由於外部因素已在上一節談論過，本節的重點將針對 個人因素對尋路的影響。

1. 就「經驗」而言，通常個人對於環境的熟悉度與否，將會影響個人在尋路時 所採用的策略、認知地圖的結構也會因為熟悉度增加而越趨完整(Prestopnik &

Roskos-Ewoldsen, 2000)。

2.「搜尋策略」的不同則會直接影響尋路者如何接收、處理環境資訊，進而影響 認知地圖的建立，例如有些人習慣用記憶地標做為方位指引，有些人則是傾向地 圖式的方位思考(Volbracht, 1999; Lawton, 1996)。

3. 「能力差異」包括空間能力、認知建構能力、關聯性記憶力(associative ability)、

視覺記憶的(visual memory)能力等，均發現會影響認知系統對於環境資訊的處理 (Chen, Czerwinski, and Marcredie, 2000)，例如有研究發現，方向感較佳的人其回 憶空間中物件位置的能力也較強，同時所形成對整理環境的縱覽知識也較正確 (Kato & Takeuchi, 2003)；也有人發現由紙筆測驗所得出的空間能力與尋路表現 (走迷宮)有關聯性，其所測出的空間能力越高，完成走迷宮這項尋路任務的表現 也就越佳(Moffat, Hampson, and Hatzipantelis, 1998)。

4.「動機」也是影響尋路的因素之一，有效率的尋路活動通常伴隨著強烈的動機 而產生，而認知地圖的完整與否，也與動機強烈有所關聯，因為學習空間知識的 動機強弱，對於認知處理過程會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力，當然也會連帶影響認知地 圖的建立(Chen& Stanney,1999)。

除了上述的四項個人因素之外，性別因素也是尋路研究中經常被討論的議題 (Moffat, Hampson, and Hatzipantelis, 1998; Allen, 2000;Dabbs, Chang, strong, and Milum, 1997; Lawton, 1996; Lawton & Kallai, 2002; Kato & Takeuchi, 2003;

Schneider & Taylor,1999)。有關性別議題與尋路的相關研究，可以發現性別與尋 路策略存在密切關聯性，不同的尋路策略會影響人們與環境的互動，同時也會影 響 認 知 系 統 對 外 在 資 訊 的 接 收 與 處 理 ， 進 而 產 生 不 同 的 尋 路 表 現 (Kato &

Takeuchi, 2003)。

由於過去有關個人差異對尋路影響的研究多著重在性別、空間能力差異上，

鮮少針對尋路策略這類較偏向認知風格傾向之研究。許多 HCI 的研究發現認知 能力(cognitive ability)對於使用者的整體表現上有相當程度的預測力，例如有較 高空間記憶力者在初次導覽介面時，其錯誤率會少於低空間記憶力者(Stanney, Mourant, and Kennedy, 1998)，然而關於認知風格對於尋路的影響的相關研究卻不 多見(Lawton, 1996; 2002; Pazzglia, 2001; Prestopnik & Roskos-Ewoldsen, 2000)。

認知風格(cognitive style)與認知能力(cognitive ability)的差異在於，認知能力 具有價值指標性(value directional)，從完全不具備該能力到具備極高能力，而且 具備越多該種能力越好 (通常特定能力越高代表在某方面的表現也就越好，能力 高者比能力低者好) ；認知風格是屬於價值差異性(value-diffrentiated)，其代表的 是從極端的一方至完全相反的一端，不同於認知能力，認知風格並無優劣之分，

儘有某特定認知風格較適用於某種情形，而另一種認知風格較適合某類情況之差 異。認知能力能夠幫助人們完成某特定任務，而認知風格則是負責組織、操控影 響外表現的變數，如果說認知能力可被比喻為任務執行者，那麼認知風格則是扮 演資訊組織者的角色(Sjölinder, 1998)。

由此看來，個人的認知處理系統較屬於能力層面，例如空間能力的高低，影 響人們對於空間的旋轉能力、方向感的高低則可能影響個人對於環境中物件方位 的記憶力、能否快速理解自己與環境物件所處的相對關係等(Cornell, Sorenson,

and Mio, 2003；Kato & Takeuchi, 2003；Moffat, Hampson, and Hatzipantelis, 1998) 亦即是指運用或表現能力方面；至於個人的尋路策略則是屬於認知風格層面，其 牽涉到個人對於環境資訊如何進行組織的態度與傾向，例如對於環境資訊的選 擇、注意、接收會因為認知風格的不同而有差異，當個人對環境資訊的接收有所 差異時，便可能形成不同程度的空間知識，進而能對尋路行為產生影響。例如有 些人較依賴環境中的地標做為方向辨識工具，其尋路過程中可能會比較容易去記 憶地標，並以它為轉彎、選擇路徑的線索；相反地有些人卻比較偏好採取東、西、

南、北這類的方位概念來辨視方向，其對於地標的熟悉度可能就不若習慣仰賴地 標當作方向辨識工具者高，這是由於個人尋路策略傾向之差異，會對空間資訊產 生不同的注意程度，並牽涉內在的認知處理過程，進而影響空間知識的形成 (Lawton & Kallai, 2002；Pazzaglia & De Beni, 2001)。由此可知，認知能力所影響 的是結果，而認知風格所影響的是過程，個人尋路策略傾向上的差異會影響其對 於環境資訊的接收、記憶、與儲存，並產生不同的尋路行為。故，個人尋路策略 傾向對尋路行為的影響為一個不容忽視的研究方向，而這也是本研究將個人的尋 路策略傾向做為研究變項的主要原因。

(一) 尋路策略傾向差異

有關個人的尋路策略差異，美國的學者 Lawton 發展了一份尋路策略的問 卷，藉以了解人們的平時尋路過程中所慣常採用的策略為何，她將個人的尋路策 略 差 異 分 為 兩 類 型 ： 路 徑 性 策 略 (route strategy) 、 縱 覽 性 策 略 (survey strategy)( Lawton, 1996; 2002 )。無獨有偶地，義大利學者 Pazzglia(2000；2001) 同樣發展出一份尋路策略問卷，不同的是她將尋路策略分為三大類：地標性策略 傾向(landmark-centred)、路徑性策略傾向(route)、縱覽性策略傾向(survey)。Lawton 的研究主要是探索性別差異與尋路策略的關係；而 Pazzaglia 則是針對不同尋路 策略傾向對於環境學習上的差異為主，根據其研究顯示，這種尋路策傾向不儘是

人們初到陌生環境會採用的尋路策略，同時也是他們平時在熟悉環境中慣用的策 略傾向，亦即不論是在陌生或熟悉的環境中，人們所偏好採用的策略傾向均大致 不變(引自 Pazzaglia & De Beni, 2001)。

有關這三種不同尋路策略傾向的解釋如下：1. 地標性策略傾向－重視的是 沿途中一些特定醒目的視覺線索，以做為辨認方向的參考，不同於路徑策略傾向 的是，尋路者並不會去記憶這些地標連結出那些路徑(Pazzaglia & De Beni, 2001)。2.路徑策略傾向－尋路者運用一個具順序性的指引方式，從甲地移動至乙 地，通常這時他們也會使用地標(landmark)做為標記，將地標與地標之間連結成 一條路徑，以成功抵達目地的。一般而言，在看到某個特定地標就知道該向左、

右轉之後會連結至另一個地標，然而再朝第三個地標前進…等，即為路徑策略的 運用。但是這種做法卻是較不具備彈性，因為通常運用此種尋路策略傾向時，儘 能仰賴固定的方位概念，但是只要尋路者的方向一改變，例如從另一個方位出發 時，此種策略便難以產生作用(Prestopnik & Roskos-Ewoldsen, 2000)。3. 縱覽性 策略傾向－又稱為方位式策略(orientation strategy)，其空間資訊的應用較具彈 性，尋路過程中會傾向仰賴運用腦海中的認知地圖，整合環境中所提共的空間資 訊，企圖掌握環境中的相對方位，此種尋路策略傾向的人，喜好全觀式的環境觀 點，並做為路徑選擇、轉彎時的參考(Lawton, 1996)。

儘管一般人認為，儘單純以地標作為尋路指引時，所獲得的空間資訊遠較縱 覽性策略傾向者少，但根據 Denis 等人的研究發現，這三種策略傾向的偏好並無 所謂的優劣之分(Denis, Pazzaglia, Cornoldi, and Bertolo, 1999)，相反的某些時候採 用地標性策略傾向者在尋路時間及方位辨視的表現反倒比縱覽性策略傾向者 佳。而這種尋路表現上的差異，則可能是受到環境因素的影響，例如作者 Denis 等人(Denis, Pazzaglia, Cornoldi,and Bertolo, 1999)是以威尼斯城市做為實驗環 境，發現縱覽性策略傾向者的表現反而沒有地標策略者佳，推測其原因可能是受 環境因素影響，因為威尼斯城市的街道均非常狹窄，因此會限制一些重要地標的

可見範圍，也因此縱覽性策略傾向者難以根據這些重要的環境線索，發展出整體 的縱覽性知識。所以導致以地標做為方向辨視的地標性策略傾向者的表現會比縱 覽性策略傾向者佳。由此證明，縱覽性策略傾向者以全觀式環境觀點作為方向思 考的傾向，他們因為受限於該環境中重要地標的可視範圍度過小，因此無法於腦 海中發展出地標與地標之間的相對關係，進而難以掌握關於該環境的相對方位，

不過此情況卻對傾向將地標當作方向辨視工具的地標性策略傾向者則較無影響。

此外，也有研究發現，不同尋路策略傾向者，透過不同的空間學習方式，也 會影響其尋路表現，例如 Pazzaglia 與 De Beni(2001)試圖了解，地標性策略傾向 與縱覽性策略傾向者，分別透過地圖學習及口語描述的方式來學習空間資訊，然 後再比較實際的尋路表現差異，結果顯示，尋路策略傾向確實會與環境學習方式 產生交互作用，亦即地標策略傾向者採用口語描述路徑的學習方式後，在尋路過 程中所發生的錯誤，較縱覽性策略傾向者少；然而也發現透過地圖學習的方式，

縱覽性策傾向者的平均表現較優，不過後者並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而 Prestopnik 與 Roskos-Ewoldsen(2000)的研究則顯示，尋路策略傾向並無法預測 尋路表現。其研究假設為，路徑式策略傾向者在閱讀路徑指示的時間會較縱覽性 策傾向者短；同時，縱覽性策傾向者對於物件方位的辨識會較路徑式策略傾向者 正確且快速。但是其實驗結果卻推翻此假設，顯示尋路策略傾向對於尋路表現的 影響並無差異，作者推測其原因認為可能是受測者對於環境本身的熟悉度過高，

而導致無法看出尋路策略傾向對於尋路表現之影響所致。另外，Parush 與 Berman(2004)也發現，不同尋路策略傾向者會受到環境因素的影響，而有不同的 尋路表現，例如比較偏向地標性策略傾向者，在有地標輔助環境中的尋路時間較

而導致無法看出尋路策略傾向對於尋路表現之影響所致。另外，Parush 與 Berman(2004)也發現，不同尋路策略傾向者會受到環境因素的影響，而有不同的 尋路表現，例如比較偏向地標性策略傾向者，在有地標輔助環境中的尋路時間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