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因素對尋路的影響

環 境 線 索 是 影 響 人 們 尋 路 行 為 與 尋 路 策 略 關 鍵 因 素 之 一 (Darken &

Sibert,1996)，一個經過規劃、結構分明的環境設計對於人們的尋路表現有相當大 的助益(Chen and Stanney, 1999)，倘若環境過於複雜、所需的決策點過多(指尋路 過程中的參考點，而參考點彼此之間會連結成一條條的路徑)時，即可能造成尋 路者判斷的不確定性，增加尋路的困難(許子凡，2004)。

例如，O’Neil(1992)研究檢視建築物的環境複雜度與尋路表現的關係，結果

圖 3、影響尋路表現的內、外部因素(Chen & Stanney, 1999)

Decision Execution Process:

Navigation Guided by Wayfinding

Plans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Developing wayfinding Plans

Cognitive Mapping Process: Constnent Cognitive Map

Task Finished

Feedback from Decision Execution

Other Factors

Environment Layout and Structure

Experience

Ability

Motivation

Search Strategy Environment Human Senses

Spatial

Spatial Sensory

&

Inferred Information Memory

發現當建築物的環境複雜度提昇時，人們的尋路時間則會降低；另外，當尋路者 逐漸熟悉該環境時，其尋路時間則會提昇。對於這個現象，O’Neil 的解釋是，當 人們對環境的熟悉度提高時，便減低尋路計劃的複雜性，因而提升尋路效率。同 時，他還發現不同形式的招牌輔助，對於尋路表現有不同層面的助益，例如，圖 形式招牌便對於尋路效率表現最有幫助；而文字招牌則能幫助尋路者減少轉錯彎 的次數、或是後退的次數。這個結果顯示，圖形標示的招牌能夠快速的幫助尋路 者抵達目的地，文字招牌則是屬於決定性的參考點，決定正確的轉彎的地點，不 過他儘針對招牌做為尋路輔助研究，其它諸如空間中的地標、結構特徵等對尋路 的輔助效用，則仍待更進一步研究。

而 Montello(1991)則提出不對稱式的街道結構設計容易讓人們產生方向迷失 的現象，對於在不具對稱式的街道上，受測者指出物件位置、空間方位(東、西、

南、北)的錯誤率遠較具直角排列設計的街道高。其研究結果顯示，路徑的結構 是否有對稱，會影響人們對於該環境的空間記憶，例如非對稱式的街道，在人們 的記憶中即可能扭曲、變型，作者認為這是因為人的認知地圖呈現方式是結構化 且具組織性的，而雜亂、不具結構性的環境設計，會增加人們建立認知地圖的困 難度，也因此當身處於其中時，容易迷失方位。

此外，Heft(1979)也發現環境的結構確實會影響尋路計畫策略，當環境本身 具有較顯著特徵物時，尋路者便會傾向利用這些特徵當作尋路參考線索，而當環 境整體無任何特徵物，且結構過於相近、難以辨視各區域時，那麼尋路者會傾向 採用地理性的方位辨認方式(亦即，東、西、南、北) 做為尋路的參考策略(引自 Conroy, 2001)。

關於環境設計如何協助人們有效進行尋路活動，Lynch(1960)提出許多迄今 仍為後進學者遵循的觀點，他認為一個環境必須包括下列要素：路徑(paths)、邊 緣(edge)、區域(districts)、節點(nodes)、與地標(landmarks)，因為這些要素均能 夠提供尋路過程中所需的環境線索，成為尋路計劃的參考來源。同時，Lynch 更

是指出「地標」又可算是整個尋路行為中最重要的線索，而且當使用者對環境更 熟悉時，地標的作用性更顯得重要。根據許多研究發現，最容易記憶的是地標，

我們通常較容易記住那些擁有可做為區別的地標與地景的區域，而比較不容易認 出那些地標較少的區域。

Passini(1984)則是將 Lynch 的城市設計概念加以延伸，他認為認知地圖具有 階層性，因此環境的設計也應當以一個具有組織性的設計準則為前提。例如曼哈 頓的街道設計如同一個格子狀的組織結構，因此人們便直接將這個空間資訊納入 其認知地圖當中。除此之外，一個環境還必須擁有許多的地區(place)，方便尋路 者 將 該 環 境 空 間 做 歸 類 及 區 分 ( 引 自 Darken,1995) 。 除 此 ， Darken 與 Peterson(2001)也認為人們不喜歡毫無結構的環境，當人們處在一個完全無任何 線索可供參考的環境中時，通常會覺得相當不舒服，他們會緊抓住任何他們所看 得到的環境結構(例如樓上、樓下)、或物件當作方位辨視參考線索。這個論點從 Darken & Sibert(1996)的研究中可得到證實，他們發現當人們身處大型、寬廣的 虛擬環境時，會採用海岸線、或一個地區的邊緣作為其主要的參考路徑，儘管發 現此方式對於尋路時間並沒有太大幫助，但是人們之所以仍採用它們為尋路參考 工具的原因在於，在空無一物的廣大環境中，那是他們唯一能夠參考的環境線索。

有關環境本身所提供的資訊，可被概略分為「原生資訊」與「後生資訊」二 種，其中「原生資訊」指的是環境形成之初即存在的資訊，例如建築物本身的結 構；「後生資訊」則是指附加於環境本身的設計，例如地標、指示系統等，用來 幫助導覽者辨認方向的裝置 (許子凡，2004)。由過去的研究可知，環境中必須 具備容易辨認的特徵線索，如此一來才能成為人們在尋路過程中的參考索引，而 一旦環境的原本資訊不足以被尋路者做為尋路計劃參考時，那麼後生資訊的輔助 則是人們在尋路過程中所仰賴的參考資訊，至於地標則是許多人初到陌生環境最 常採用的環境線索，尤其是當地標輔助可被當成路徑連結或方位改變的參考點 時，那麼它就比較容易被尋路者當成一個策略參考指標(Jansen-Osmann, 2002)，

因此下一小節我們將深入討論地標輔助對尋路的影響性。

(一) 地標輔助對尋路的影響

在尋路行為中，地標是最常被運用為方向指引的工具，通常我們在敘述路徑 時會說，看到那個超市後右轉、往那個加油站方向走等。May 等人(2003)研究地 標的種類對於人們在尋路過程中的影響，發現地標是人們在徒步行走時最需要的 環境線索，其它像是距離、街道名稱等在真實世界的徒步移動中並不如地標來得 常被使用，另外還發現，有助於尋路的地標具備下列幾點特徵：在視覺上是醒目 的、人們所熟悉的物件、具有可辨視的標誌、位在行進的路徑上(May, Ross, Bayer, and Tarkianen, 2003)。地標之所以引人注目，並不單指它本身的特徵，而是指它 能夠明顯將環境中相近的物件做區分(Raubal & Winter, 2002)，例如我們會以一條 河做為區域的劃分，河的左畔是住宅區、右畔是商業區等。Vinson(1999)根據 Lynch(1960)的著作《The Image of The City》中所談論有關城市設計的論點，整 理出有關虛擬環境中的地標輔助準則(Vinson, 1999)，並且針對地標輔助，提出兩 大應具備的特性：物理性特徵(physical features)與可辨識性(distinctive)。

除了地標設計應具備的特性之外，地標的功用也是許多研究者討論的重點，

Golledge(1999)在其著作中曾經提到地標的功用有兩種，第一是扮演錨點的角 色，用作環境中不同區域的連結點，在認知地圖中，地標最主要的功用是組織並 連結空間；第二種功用則是被當作是尋路的輔助工具，尋路者可以將地標當作方 向辨視、路徑決策的參考點。Sorrows 與 Hirtle(1999)則是將地標區分為三種類型：

視覺性的(visual)、認知性的(cognitive)、結構性的(structural)。首先就「視覺性」

而言，指該地標具有能夠被辨認的視覺特徵，能夠被輕易地從環境當中辨視出 來，同時因為它具備視覺性特徵，所以比較容易被記憶。接著，「認知性」地標 指的是，當該物件本身具有特殊意義時，便可能在人的腦海中形成認知性地標，

上述兩類概念與 Golledge(1999)對地標的看法不謀而合，他認為地標之所以容易

被注意或被記憶，是因為其具有某種社會、文化的顯著性，同時也將地標整理成 兩大概念，第一種概念是指能夠吸引人們注意力，而且容易被辨視的地標，另一 種則是具有特殊的意涵，例如某人的家、工作地點等。因此，地標對人們而言，

是一種重要的空間記憶，而且這種空間記憶因文化意涵與特徵結構的特殊性是不 能直接與他者分享的 (Tversky, 2000；陳冠燁 2002)。最後一種「結構性」地標 指的是，其重要性來自於它在環境結構中所處的位置、或所扮演的角色，這種類 型的地標必須具有高度的可接近性、同時位於環境中的最顯眼的位置，例如位於 路徑的交叉口、甚至在網路環境中可被視為一個網站的首頁。以上這三種類型的 地標並非互不相干，有時候地標本身會同時兼具這三種功用(Sorrows & Hirtle, 1999)。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地標是建構整體環境樣貌的基礎，它是形成路徑、

縱覽知識的基本要素，因此過去有許多研究著重於了解地標輔助在空間導覽與空 間定位上的影響(Parush & Berman, 200)。

有關地標對於尋路影響的研究包括，Ruddle 等人(1997 )探討地標對尋路的助 益，他們分別採用 2D 與 3D 兩種地標輔助，其中 3D 式的地標是以日常生活中 的物件為主，其假定 3D 式的地標會較儘是平面(2D)的圖畫來得容易被辨認、記 憶，且較有助於方位的辨識。結果發現有使用 3D 地標的受測者所走的路徑較短、

但是與方向辨識率、直線距離的判斷上則無顯著相關。其推測地標可能有助於受 測者當成方向辨視的參考指標，但是在發展縱覽知識上並無顯著的影響力。最 終，他們發現人們使用地標的方式有兩種：第一是將地標與目標物的大概位置做 聯結；第二是使用地標做為方向改變、路徑選擇的參考點(Ruddle, Payne, and Jones , 1997)。具有類似發現的還包括 Denis 等人，其研究顯示當尋路者在需要 重新定位或選擇路徑時，地標是最常被提及的一項參考線索，地標可說是人們在 決定路徑方向時的重要參考資訊(Denis, Pazzaglia, Cornoldi,and Bertolo, 1999)。

Darken & Sibert (1996)的研究則發現，總體性(global)的地標比起局部性地標 (local)，能提供尋路者較大的幫助，因為這類的總體性路標（在該篇研究中為太

陽）具有固定性(immobility)及可視性(visibility)的特點，相較於平面性、或儘局 部地區可參考的地標而言更具作用。另外，在他們的另一篇研究中也發現，當尋 路者在大型環境中導覽時，會試圖利用地標來分割區域，然再分別就單個區域進

陽）具有固定性(immobility)及可視性(visibility)的特點，相較於平面性、或儘局 部地區可參考的地標而言更具作用。另外，在他們的另一篇研究中也發現，當尋 路者在大型環境中導覽時，會試圖利用地標來分割區域，然再分別就單個區域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