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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與討論

(一) 地標輔助對於空間知識的形成有影響,但並不影響尋路時間。

本研究結果發現,地標輔助能夠幫助使用者在導覽一個新環境時,發展較良 好的路徑知識,但是對於縱覽知識的形成則沒有顯著影響性。此發現意味著,地 標輔助對於空間知識發展的助益有限,根據 Ruddle 等人(1997)與 Darken(1996) 的研究結果顯示,當環境中有提供地標輔助時,儘管人們會採用地標,但地標對 於縱覽知識的形成並無顯著影響,推論原因為,地標通常被使用者當作一個大略 方向的確認參考或是決定行徑轉彎時的參考線索,但是對於發展整體環境的縱覽 知識上並沒有顯著的影響性(Ruddle, Payne, and Jones, 1997; Darken & Sibert, 1996 )。

另一方面,根據 Witmer 等人 (1996)的研究結果顯示,縱覽知識並無法即刻 成形,它需要經過一段時間的重複導覽學習才可能獲得(Witmer, Bailey, and Knerr, 1996),這項說法正好符合 Golledge (1999)的論點,亦即不論是人類或動物均無法 瞬間建立起完整的認知地圖。因此,儘管地標確實可以幫助人們做為方向辨視的 工具,而此種特性也顯現於尋路者的路徑知識表現上,地標輔助比較容易被尋路 者拿來當作連結兩地之間的參考指標(Jansen-Osmann, 2002),但是對於整體環境的 縱覽知識並沒有顯著影響性,畢竟要獲得較為全觀性的環境概念,仍需要經歷重

複不斷的導覽學習後才可能獲得,這正好可以解釋,不論是在有、無地標輔助環 境中,一旦經過重複不斷的環境學習後,其縱覽知識的形成並無顯著的差異。

另外,本研究也發現地標輔助對於尋路時間亦無助益,其原因即有可能在於 地標本身的設計對尋路者而言不具熟悉性。因為,根據先前的研究發現(Ruddle, Payne, and Jones, 1997),當地標本身較為人們熟悉時,其路徑的尋找效率會比在 沒有地標輔助環境高;Sorrows 與 Hirtle(1999)也認為當地標本身具備特殊意義 時,較容易在人的腦海中形成認知性地標;無獨有偶地,Golledge(1999)提出相 近的論點,他認為地標之所以容易被注意或被記憶,是因為其具有某種社會、文 化的顯著性,亦即對於尋路者本身有某種殊意函。綜而觀之,本研究所採取的地 標輔助,雖為日常生活中常見到的物件,例如沙發、茶几、燈、飲水機…等,但 是由於這些地標本身對於實驗受測者而言並不具備特殊義意,它並不是尋路者日 常生活中經常接觸、熟知的地標,因此推論為何地標輔助因素對於尋路時間並無 顯著差異的原因之一。

不過,儘管地標輔助對尋路時間不具顯著影響性,但若從兩次尋路時間的平 均數來看,可以發現在第一次的尋路時間(完成任務 1 所花的時間),有地標輔助 組(M=898.3677, SD=525.1708)所花費的時間遠較沒有地標輔助組多(M=835.8398, SD=497.9991),但是第二次的尋路時間(完成任務 2 所花的時間),有地標輔助組 (M=249.85, SD=118.7425) 所 花 費 的 尋 路 時 間 卻 是 少 於 沒 有 地 標 輔 助 組 (M=289.0617, SD=200.1259)。推測其原因,可能是使用者在有地標輔助環境中進 行第一次導覽時,花費較多的時間在地標的辨認與記憶上,而當進行第二次的尋 路任務時,方才所記憶的那些地標開始發揮效用,顯示地標輔助對於尋路時間有 其正向的幫助,也許隨著環境導覽的時間拉長,地標因素對尋路時間的影響性會 更明顯。

(二) 尋路策略傾向差異會影響空間知識的獲取,但對於尋路時間則無影響。

本研究顯示,尋路者的空間知識建立,確實會受到尋路策略傾向的影響,根 據統計結果發現,縱覽性策略傾向者所形成的路徑知識(M=4.9833, SD=1.5891)與 縱覽知識(M=8.25, SD=3.2449)均優於地標性策略傾向者(路徑知識 M=4.1333, SD=1.9438;縱覽知識 M=6.3833, SD=3.3753),且均達統計上的顯著性。儘管有研 究者認為尋路策略的差異並無優劣之分,某些時候採用地標性策略傾向者在尋路 時間及方位辨視的表現會比縱覽性策略傾向者佳(Denis, Pazzaglia, Cornoldi, and Bertolo, 1999)。但是本研究發現,縱覽性策略傾向者的空間知識獲取,確實優於 地標性策略傾向者,此原因可能如同學者 Lawton(1996)認為,縱覽性策略傾向者 對於空間資訊的應用上比較靈活,一旦在不熟悉的環境中發生轉錯彎、走錯路徑 的情況,比較能夠靈活的運用空間中的參考點,並建立自己的所在方位;而越是 仰賴局部性環境線索(如地標性策略傾向者)的人,一旦缺乏這些環境線索則很容 易發生迷失的現象(Lawton, 1996)。

另一個解釋觀點則是從 Bottom-up 與 Top-down 的學習差異來探討,由於縱覽 性策略傾向者比較偏向於 Top-down 的環境學習方式;地標性策略傾向者則是比 較類似 Bottom-up 的學習方式( Parush & Derbman, 2004)。Bottom-up 是先從熟悉環 境的細節、物體間的彼此關係等,慢慢建構出對整體環境的認知圖;而 Top-dowm 則是一開始就會先了解整個環境的大結構,接著才會開始了解細部的區域,因此 對於 Top-Down 式的環境學習者(縱覽性策略傾向)而言,可能會比 Bottom-up 式的 環境學習者(地標性策略傾向者),較快獲得有關整體環境的空間知識。

此外,另一個有趣的發現是,儘管地標性策略傾向者所形成的空間知識較 差,但是其尋路時間卻與縱覽性策略者無顯著差異。無獨有偶,Prestopnik 與 Roskos-Ewoldsen(2000)的研究也有類似的發現,其實驗結果顯示尋路策略傾向的 差異,並無法預測尋路能力的表現。此現象可能意味著,尋路時間除了仰賴空間 知識做為尋路過程的決策參考,尋路者本身的認知處理能力,例如空間能力、認

知建構能力、關聯性記憶力(associative ability)、視覺記憶的(visual memory)能力 等,同樣也會影響認知系統對於環境資訊的處理(Chen, Czerwinski, and Marcredie, 2000),進而影響整體的尋路表現。如同學者 Sjölinder(1998)的比喻,能力可被比 喻為任務執行者,認知風格則是扮演資訊組織者的角色,那麼個人尋路策略傾向 正是屬於認知風格,而個人的認知處理能力則較偏向任務執行者,其能力會影響 個人對於環境中物件方位的記憶力、能否快速理解自己與環境物件所處的相對關 係等(Cornell, Sorenson, and Mio, 2003;Kato & Takeuchi, 2003;Moffat, Hampson, and Hatzipantelis, 1998)。據此概念或許可解釋為何地標性策略傾向者與縱覽性策 略者在尋路時間上無顯著差異之原因。

(三) 地標輔助與尋路策略傾向,對空間知識及尋路時間,無交互作用影響。

過去有研究發現,地標輔助對於地標策略傾向的尋路者而言較有助益,然而 對於縱覽性策略傾向者則可能是一種干擾(Parush & Berman, 2004),因此本研究假 設地標輔助因素與個人尋路策略差異會產生交互作用,並影響其尋路時間與空間 知識。不過經由研究結果卻發現,此項假設並未獲得支持。

此發現可藉由過去學者們談論環境結構與尋路的關係來說明。Heft(1979)認 為人們的尋路策略運用可能會受到環境結構的影響,當環境本身具有可參考的特 徵物時,尋路者便會傾向利用這些特徵當作尋路參考線索,而當環境特徵本身過 於相近、難以辨識各區域時,尋路者則會傾向採用地理性的方位辨認方式(亦即,

東、西、南、北) 做為尋路的參考策略(引自 Conroy, 2001);另外,Darken 與 Peterson(2001)、以及 Darken 與 Sibert(1996)的研究均發現,人們不喜歡毫無結構的 環境,當人們處在一個完全無任何線索可供參考的環境中時,會緊抓住任何他們 所看得到的環境結構當作方位辨視參考線索。

而本實驗環境為了盡可能排除地標之外的環境線索,因此採用灰階色系的設 計,除了地標輔助與樓梯之外,幾乎毫無可供參考的環境線索,故對縱覽性策略

傾向者而言,儘管他們平日的尋路策略較少運用地標當作方向辨識工具,但是一 旦環境結構過於相近、難以區辨時,則可能也會採用地標做為主要的尋路參考工 具。承如 Lawton(1996)的論點,人們可能會依據不同的情況交替使用兩種策略,

亦即當地標資訊相當充足的情況下,縱覽性策略傾向者也可能會改用地標性策 略。

此項發現亦可從研究假設 20 被推翻,而獲得印證(假設 20:在有地標輔助環 境中,地標性策略者所參考的地標數量多於縱覽性策略者)。經由統計分析顯示,

兩種不同尋路策略傾向者,對於地標數量的採用並無顯著差異,甚至由平均質來 看 , 縱 覽 性 策 略 的 地 標 採 用 數 量 還 有 偏 高 的 趨 勢 ( 地 標 性 策 略 , M=3.8889, SD=2.0225;縱覽性策略,M=4.6897, SD=1.6925),代表縱覽性策略者身處於結 構辨識度極低的虛擬環境中,可能也會相當仰賴地標輔助,也再度說明人們在環 境線索缺乏時對於地標輔助的依賴。

儘管地標輔助與尋路策略傾向兩大因素,對於尋路時間與空間知識的獲得並 無交互作用產生,但是若分別以地標輔助探討其對尋路策略差異的影響,則仍可 發其中之差異,以下將逐一說明:

1.地標性策略者對地標輔助的依賴度較高

在受測者的空間知識測量方面,路徑知識以 WL/SS (有地標輔助/縱覽性策略) 組最高,平均為 5.13;最低是 NL/LS(無地標輔助/地標策略)組,平均為 3.46。至 於縱覽知識則是以 NL/SS(無地標輔助/縱覽性策略)組最高,平均為 8.53;最低仍 然是 NL/LS(無地標輔助/地標策略)組,平均為 5.90。由此可看出,地標策傾向者 在無地標輔助環境中的空間知識表現最弱。

若以地標輔助因素對於地標策略傾向者的影響而言,可以發現地標策略傾向 者在有地標輔助的環境中,其空間知識的表現遠較在無地標環境中優異,首先就 路徑知識而言,地標策略傾向者在有地標輔助的路徑知識(M=4.8, SD=1.6274)顯

著地高於無地標輔助組(M=3.4667, SD=2.0297);縱覽知識方面,地標策略傾向者 在有地標輔助組(M=6.8667, SD=3.5305)的表現依然優於無地標輔助組(M=5.9, SD=3.1986),不過後者並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性。

此外,有關地標輔助因素對地標策略傾向者在尋路時間上的影響,則發現有 其正向助益。儘管對於第一次的尋路時間(完成任務 1 的時間)並沒有因為地標輔

此外,有關地標輔助因素對地標策略傾向者在尋路時間上的影響,則發現有 其正向助益。儘管對於第一次的尋路時間(完成任務 1 的時間)並沒有因為地標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