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沒有找到結果。

第一章 緒論

第三節 文獻回顧

一、 傳統爭論的分合

立 政 治 大 學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4

關於「西塞羅與馬基維利的衝突」問題上,本文嘗試做出以下貢獻。本文期 望能夠在理論的爬梳與發展中至少提出兩個主軸:其一是西塞羅和馬基維利的衝 突可以在哪裡合一;其二是整理出兩者可以從什麼樣的角度進行理解尊重,以達 到對話的可能。除此之外,希冀還能夠觀察與考量幾個素樸的但合理的難題,即 如果一個堅持和諧的世界是該文化的共識,那勢必就會犧牲那些不同意見的聲音;

如果一個堅持多元的世界是該文化的理想,那勢必就要明白那些不同意見的圖像。

這是一個困難的問題,亦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以及,究竟該做對的事,還是 把事情做對,這也不是一個易於回答的概念。是故在論文後段使兩者對話的發想 中,終將估量能夠明白有些觀念雖然始終呈現對立,但是可以藉由進入彼此政治 道德觀點中的來龍去脈,進而不論是冀求其融合,或是尊重其並立,都能在充分 的理解下明白到,對於一個合宜的決策來說,行為的動機和其所希冀的目標以及 行使的手段,皆並非盲目而是有所憑依、遵循時勢所需。

第三節 文獻回顧

一、 傳統爭論的分合4

論及西塞羅與馬基維利在人文主義傳統的部份產生分歧的這點,從歷史脈絡 而言,馬基維利身處的時代對於美德的概念上,很大程度是基於西塞羅和羅馬的 觀點。馬基維利從政環境要求對於人文學科有成熟的理解,這種觀念源自羅馬,

尤其是因於西塞羅(Skinner,2000:4-5);「《論義務》在中世紀和文藝復興 時,比起其他單篇經典拉丁散文還要更常被閱讀和複印,而且《論義務》在佛羅 倫薩文明的人道主義者社會思潮中,扮演了重要的形塑角色」(Colish,1978:

81);「在亞里士多德的拉丁文本翻譯散佈之前,西塞羅傳統的政治美德以及羅 馬的『公民智慧』業已提供了共通的政治語言基本話語。」(Viroli,1992:6)。

4 此處至本章末要感謝委員周家瑜老師與陳建綱老師提出撰文策略與布局上的批評及建議。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5

從此可見,人文主義傳統大量囊括西塞羅與羅馬法傳統的觀念並不是一時冒出頭 來的流行,而是橫跨 13 到 16 世紀之間,受到諸多政治研究者、社會意識的接 納與採用。歷史紀錄雖表示那時的主流是如此,但同時間的佛羅倫薩也存在著多 種聲音並立的情況。

Viroli 先是言及 13 到 14 世紀之間,關心政治生活主題的人對於統治體制 的緣由與見解。先是從 Giles 認為美德生活不必然要在共和體制下才能存在,而 且共和國下的混亂失序所造成的不利影響,多於君王制下的所得到國家和諧的利 益的這種看法,因而認為不需要將政治生活與政治體制分離;爾後再到 Marsilius 認為共和體制的完善要依靠能遵循自己提出的法制的人,因而將政治生活與政治 體制再度合一;再到了 Lucas 將國家主體的引領者從政治人和人民轉為以國王 取而代之,再將國家整體從應為自治的概念移轉到國家整體由某人或群體治理的 概念,而形成了對 Aquinas 和亞里士多德的自治主張之轉變(Viroli,1992:42-66)。上述思想背景顯示,當時研究對於政治人的主體與國家體制的建構,總是 在群體與個體之間糾結;政治人和政治生活的理想也圍繞在正義、法治與公共的 善,仍與維持國家存在的工具論述並不處在同一個對話層級。而來到 14 世紀時,

「公共制度的衰弱,對佛羅倫薩公民而言是有必要去擁有保護者們以獨立於派系,

而僅僅追求共和國的公共利益則無異於政治和社會的自殺」(Viroli,1992:92)。 在這之後的佛羅倫薩政經環境與傳統人文主義的精神式微一同展現,關於維持國 家的工具性論述也浮向前台。這個浮現的跡象,Viroli 指出,在馬基維利的時代,

有 Consulte 和 Pratiche 兩個半官方的機構會給予國內外事務建議,在這些建議 的紀錄中,亦收錄了公民對於面對外國事務仍必須遵守誠信的原則感到毫無意義

(Viroli,1992:132-4)。同樣地,Skinner 在關於 14 世紀佛羅倫薩文藝復興的 古典價值以及美德的慨念敘述與解釋中,強調了西塞羅成為當時代值得成為指標 的人物及其理論,「美德具有創造社會的力量,能夠形塑自己的命運以及再造他 的社會世界去符合他自己的欲望」(1978:84-95)。然而 Skinner 對於馬基維利 論著在人文主義傳統上的看法,認為他事實上是「關注於去質問而非去擁護一些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6

人文主義式自由理想的主流假設」(1978:180)。由此可見,西塞羅的或羅馬 式的傳統觀念與 advice-for-prince 一派的聲音共存,這樣的轉變來自於國家情勢 的不同,以及傳統手段的效益不彰,不過這樣的情況還不足以證明新的方式和制 度足以取代過去慣常的以美德為主的應對方式,只能確信至少在這個時候,不同 於傳統的途徑有益於現在目標的實現。

除了在歷史脈絡中可見關於兩人如何看待政治生活的考量之轉變外,其他常 見的命題還包括了西塞羅與馬基維利共用的主題。這主題中馬基維利有意地利用 一些近似的比喻,但最後卻不同於西塞羅的結論,給予了相背反的建議,也因此,

這一點經常會使得研究者認為西塞羅與馬基維利是有所衝突的雙方。例如關於美 德的看法上,Barlow 認為,「馬基維利細讀過《論義務》,且《君王論》在一些 特定議題和總體論點上是在回應《論義務》,並對於《論義務》的觀察上不同於 他先前的人文主義者」(1999:628)。明顯地,西塞羅和那些人文主義者所堅 持的美德,雖然同樣受到馬基維利的運用,但在這些論題的效益上卻都受到馬基 維利拒絕(P., 15:62;17:65-8)。Colish 亦指出:「馬基維利的結構嚴重地傾 向西塞羅在第 2 和第 3 書的使用,提出了一些同樣的問題:統治者應當慷慨

(liberal)還是節儉(frugal)、殘忍(cruel)或仁慈(merciful)?應當以愛(love)

或恐懼(fear)來統治?」(1978:90)但是,針對 Colish 的論點,Barlow 細緻 的看出其中問題:「馬基維利拒絕了西塞羅將恐懼等同於憎恨的說法,令人恐懼 以及不受人憎恨是可以並行的」(1999:633)。意指 Colish 忽略了西塞羅和馬 基維利對於恐懼與憎恨的關係其實是對反的,不能看作他倆概念彼此相近。蕭高 彥先生也認為,「對西塞羅而言,演說之目的乃在於具有效益之高尚性;但馬基 維利由於主張在治國術之中,具有效益的政策其實與高尚性沒有關連,從而推翻 了古典傳統」(2002:2);「馬基維利不但將高尚性與效益加以區隔,並且將 不具高尚性的效益與光榮結合。這是馬基維利主義在思想史上真正的劃時代意 義。」(蕭高彥,2002:28); 謝惠媛博士亦言,在馬基維利看來,「政治失去 了追求最佳政制的意義,而只滿足於次優目標。即是說,政治不再以善為目的,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7

而降格為維護共同生活的統治技藝」(2011,101)。從上述來看,傳統上的政 治生活應當是善的且有著崇高目標的,馬基維利恰恰不將這個概念置為最高守則,

而選擇了將他仕途中所看見的各種實際情況列為行動的根據。

除了上述的這些美德受到討論外,通常情況下,還有個基本的美德是西塞羅 與馬基維利的主張自始至終相互背反的,也呈現出了西塞羅與馬基維利實為不同 的另一個觀點,此觀點即為誠信。Barlow 指出,「西塞羅特別針對詐欺,因為詐 欺嚴重地侵蝕了《論義務》的中心,正義。詐欺讓公民連結之間的信任成為了不 可能,而那正是人類社會性(human sociability)的特點」(1999:637)。Strauss 對於人類社會性的概念在馬基維利的眼中,又有另一番解釋,他認為「馬基維利 並不否認人際間的信賴是基於某些簡單的行為規範(禁止謀殺、欺騙、竊盜等 等)…但是他也認為政治社會的保存,需要人們去違反這些簡單行為規範的程度,

不亞於遵守的程度」(1978:264-5)。而馬基維利對多數傳統美德的認知並不否 定,但「對馬基維利而言,古典政治哲學就像阿里斯托芬筆下的蘇格拉底一樣,

是雙腳離地的,是自上而下的構築起來的抽象理論體系」(謝惠媛,2011,48)。

馬基維利因而論及諸多關於欺騙的事例,不論是要佯裝出擁有美德,或是在舉例 肯認宗教必要性的同時卻利用欺騙的方式達到宗教目的,這些說法都使得正面運 用誠信的這類情況,幾乎不存在馬基維利的優先考量中。

還有一個重要的、應當被提及的是,對於政治生活的見解。「馬基維利及其 當代人、佛羅佛羅倫薩理論和關於威尼斯的樣貌,留下了重要的典範遺產:平衡 政府的觀念、動態的美德,以及武力與財產在塑造公民人格上所扮演的角色」

(Pocock,1975:viii);「公民美德只能與其他公民共同實踐,所以他人或自己 的懈怠肯定會導致失去這美德」(Pocock,1975,76);「一個公民的價值不應 當藉由他血統的悠久或是財富的多寡來計算,而是要藉由他發展他天賦的能力、

達到公民精神的真正意義,從而把他的精力投入共同體的服務上。如同他們的前 輩,人文主義者囊括此價值為一個命題,即只有美德才能建構真實的高貴」

(Skinner,1978:81);「13 世紀的城市-統治理論家重新定義了理想政治人的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8

想像,以及建構了以正義來統治城市的藝術的這種政治觀念,這兩個主題象徵著 政治的傳統觀點的核心直到 16 世紀」(Viroli,1992:14)。「政治和國家的藝 術根據 15 世紀人文主義者被視為是相對立的面向,正如同『man of state』作為 好公民的對立面,是腐敗且墮落的。而『civil man』則是致力於將共同的善視為

想像,以及建構了以正義來統治城市的藝術的這種政治觀念,這兩個主題象徵著 政治的傳統觀點的核心直到 16 世紀」(Viroli,1992:14)。「政治和國家的藝 術根據 15 世紀人文主義者被視為是相對立的面向,正如同『man of state』作為 好公民的對立面,是腐敗且墮落的。而『civil man』則是致力於將共同的善視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