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四節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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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了他的政治語言，毫無例外的，他是與公民哲學的語彙傳統相一致...對馬基維 利來說，『politico』兩個字始終與 civitas 近義，而且從未被使用在不同的意思 上...馬基維利的創新並不等同於拆解了政治的共和理念」（1992：154）；「馬基 維利從未在《君王論》中使用了與『politico』或與它同義的字彙」（Viroli，1992：
128）。對於 Viroli 來說，作為政治人美德的「politico」與使用技巧維持國家的 國家藝術兩者，在《君王論》和《李維史論》中是十分顯而易見的兩個不同屬性 與方向，著述的動機也天差地遠。至此，君王與共和的論題，也因此在人文主義 發展上拓展出一個可以討論的空間。
第四節 小結
從上述的看法中，可以見得衝突式解讀中的幾個意義：其中之一是對於運用 美德的方式與西塞羅這一類的思想家有著明顯對立，馬基維利不僅使美德成為一 種可選擇的運用，而且雖然使用著同樣的美德標準但卻獲得與西塞羅相反的結論。
美德術語的運用在馬基維利著述中獲得明確的解釋，他直白的利用那些美德帶來 的災難告誡了未來的新君王何所當為何所不當為，使用美德的語彙卻不支持之，
標新立異於諸多 advice-for-prince 流派的氛圍。另外，在馬基維利當時代的政治 思想潮流中，馬基維利的論述並非否認前人之說法沒有其價值，而是在他的經驗 中，那些前人說法存在著許多難以排除的障礙，傳統美德的傳統論述在當時的環 境中起不了作用，就算能克服當下的困境，之後還有國祚的長遠要維持，因而終 歸要探討到馬基維利是如何利用《君王論》反應時勢，又如何運用《李維史論》
反映其志向。此外，西塞羅除了正義價值觀外，實質上也刻意排除了「可以達到 目的即為優先手段的觀念」，也就是無美德的效益將不會是優先的考量，只有在 例外的必要之時才有取捨，然而這種對利益的看法或隱或現的從未在歷史中消失 過，也意味著是和馬基維利思想的分界。
而認為西塞羅與馬基維利並非明顯衝突者，有如下看法，亦從人文主義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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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絡發展起手，再行確認馬基維利在精神上而非表述的手段上與前人是可能合一 的。文藝復興時期理論的特色在於聲稱人總是有可能藉由德行的力量來對抗命運 女神的力量（Skinner，1978：98-9）；在強調人類事務中的命運角色之餘，advice-for-prince 流派的作者們繼續探討統治者們需要什麼樣的特質，才能確保命運的 力量受到控制且影響力最小。「他們所建議的答案是仰賴更早的 15 世紀的人文 主義者的概念。他們皆同意，只有透過美德的方式，君主才能希冀克服命運的惡 意，以致達到榮譽、榮耀和名氣的目的」（Skinner，1978：121）。這個基本的 共通內容在於美德終能與命運抗衡的關係。如果再次回到美德衝突的部份，關於 馬基維利的回應是否算是延續人文主義傳統，Colish 便認為「《論義務》在佛羅 倫薩文明的人道主義者的社會思潮中，扮演了重要的形塑角色，…而馬基維利通 常被認為是果斷的從《論義務》本身，以及與他中世紀及文藝復興那些使用《論 義務》的前輩互相分離開來」（1978：81-2）。不過，Colish（1978：90-1）進一 步指出，「馬基維利強調效益（utile）以及處理到以美德作為統治者權利和安全 的終極手段。如同西塞羅那樣，他認為時機（times）和情勢（circumstances）改 變（alter）了我們的道德義務。…這因此顯露出馬基維利像是西塞羅，終究而言 都認為達到美德表現的最好方式是確實地成為美德該有的樣子」。另外，在榮耀 概念上，對於光榮事蹟的追尋、偉大靈魂的展現以及對於公共事務的付出而獲得 的名聲等等，西塞羅和馬基維利都同樣地接受這一種對國家著實有德且有益的價 值觀，當然在內容上和精神上略為不同，但可以見得是基於國家本身的存續而推 廣的精神。
除了上述前人的看法外，本文則以為，在一元與多元論點上，兩者切實地採 用了不同的手段甚至相互對立，不論是手段的選擇或是生活精神的取向都展現出 了兩者偌大的差異，這個差異相當大的原因是在於西塞羅與馬基維利所面對的國 家危機內涵上的差異：對西塞羅而言，他看見了公共性對抗個人野心，以及體制 存歿的問題；對馬基維利而言，他的國家內有派系爭權外有強權威脅，上有王權 的壓迫下有共和的期待，因而在不同情況需要不同的效用而維繫國家的存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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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是馬基維利當時所面對的迫切必要；而榮耀觀點上，在細節上並不完全一致，
好比西塞羅的榮耀是立基於美德的前提而驅使領導者去行動，進而得以將行為與 意圖合而論之為榮耀；而馬基維利言明統治者為了國家而非自己，方從結果帶來 榮耀。另外，在西塞羅的論述脈絡中，必要性所造成的正義原則的例外，才足以 作為傷害的正當理由，馬基維利雖然同樣也看重必然性的因素，但他甚至認為在 國與國之間的交往無處不是必要性。以上種種，都在在說明了人文主義傳統的核 心概念中，如效益與美德之爭、手段與意圖之爭，多數如同各家所舉的例證，是 與馬基維利相衝突的，但是再考量一下，圍繞著兩者所認為國家危機的核心問題 中，情境轉換、必要狀況以及這些差異所秉持的精神上，對兩者而言是十分相近 的。
故，西塞羅與馬基維利兩者有所接近之處就是在於解決方案的精神上，西塞 羅顯然地將道德視為唯一的手段及標準，對他來說那是當時最當優先要解決的目 標。這個理由來自於，雖然國家健在但是傳統的共和體制和公共性已經被破壞與 衰亡，身為歷經過共和繁榮的人，復興過去榮光是不難想望的。西塞羅大半人生 都在共和體制下服務，而他在仕途上所遭逢的打擊也正是破壞正義與誠信的人所 致，因此在《論義務》中呈現出期待後進者能維繫共和傳統的意圖，這個意圖是 一個國家該有的樣貌，意味著對於國家與人民互動的想像只有一種，也排除了在 時空侷限下找尋其他體制的可能。馬基維利著述內容與意圖的複雜是可以肯定的，
但同樣也能看得出來，馬基維利渴求的是一個能夠駕馭命運與環境的建國者。不 妨先做這樣的假設，馬基維利這麼堅持要能對抗時勢的變化，那麼讀者們就不能 假定他只有唯一的一個立場或方式來達到他所企冀的目標。於是可以再假設，當 下的情況有當下的處置方式，而未來的情況，馬基維利不打算開闢一個假想的制 度，而是選擇用新的方式復興過去存在的美好制度。Viroli 認為，
「無論馬基維利拒絕還是維持了將政治作為公民哲學的看法，亦 或是他倡導將政治和國家的藝術合一，我相信這答案會是，他延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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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共和語言，以及策劃將政治人的共和理想保存下來...即便在他 寫著國家的藝術，如同他寫《君王論》那樣，他從未把它稱作『政治』
而且總是將之稱為政治的從屬和政治的短暫的組成部分。馬基維利並 不企圖改變政治的意義。甚至，他重新設計公民哲學，以使得公民者 學能夠面對復興共和以及使義大利自由的歷史任務」（1992：176-7）。
所以可以推導的是，馬基維利存在著一個統一國家的企圖，不論在《君王論》或 是《李維史論》中，都表達著國家必須完整這樣的願景，而現行的制度甚至是過 去的制度則視情況而言，可以堅持也可以否決，因為要記著馬基維利總是如此看 重德性能與命運相抗衡。
不過，不論是從歷史脈絡的看法還是從美德概念的運用上，衝突或延續都是 依循著某一種慣常的、持續的文化思想（亦即人文主義傳統）進行理解，也就是 說對於諸多學者而言，身處於當時代人文主義脈絡的馬基維利，不論著述內容的 傾向會導致共和的或君王的還是基督的或異教的傾向，都將被認為是屬於或不屬 於那時的主流思想，然而這樣的想法可能也忽略了西塞羅和馬基維利論著的目的。
這裡的目的指涉的不是兩者在論著的字面上所顯示的目的，如所要告誡的規矩律 令或是實質上要復興的政治生活，而是更有內在意涵的目的，那就是他們都是要 解決他們所認為的自己時代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9 也就是要從這個目的才看 得出他們論述的主要方向，以及他們之所以不再那麼樣的大異其趣的緣故。
9 感謝委員周家瑜老師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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