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研究途徑：國際政治經濟學
第二節 兩大典範：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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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兩大典範：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
國際政治經濟學中的問題解決方式，其實就是圍繞國家和世界市場之間的相 互關係對前述諸議題進行政治經濟分析。將國家和市場結合起來進行研究的學術 傳統可以追溯至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 PE）的歷史脈絡。十九世紀前，
就政治經濟學而言，主要有三種學術傳統：重商主義（mercantilism）、自由主義
（liberalism）與馬克思主義（marxism）。儘管此等三種學術傳統在具體觀點上有 所不同，甚至針鋒相對，但探討的主題卻都關於國家和市場的相互關係。
重商主義（mercantilism）號召政府對市場進行管理，以便於本國獲得更多 的特殊利益；自由主義（liberalism）主張促進國家間貿易的發展，推動世界財富 的整體成長，各國更從中得以受益；馬克思主義（marxism）則相信，資本主義 體系（國內與國際）運作的經濟結果僅圖利於某些特定的社會階級。
在此等結合國家與市場兩種概念的學術傳統影響下，當代國際政治經濟學中 也出現三種相對應的思潮：現實主義（realism）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自由主義
（liberalism）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marxism）的國際政治經濟學。11 其中，前兩者更被視為「解決問題式」（problem-solving）的實證主義（positivism）
或理性主義（rationalism）的主流典範（paradigm）。其實，不同價值取向和價值 判斷的典範，觀點雖是針鋒相對卻各有所長。12唯有汲取不同典範的精華，方能 發展出符合現實世界發展的具有較強解釋力的理論體系。
11 W. Ladd Hollist and James A. Caporaso,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What Is It and Where Do We Turn For Concepts and Theory?” in W. Ladd Hollist and F. LaMond Tullis, eds., A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First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Yearbook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5), p. 40.
12 「典範」（paradigm）一詞及其概念意涵，由孔恩（Thomas Kuhn）於 1962 年所提，其一方面 指涉某個特定團體成員所共享的信念、價值與技巧的總匯；另一方面，其指涉此一總匯中的具體 解疑方法。請參閱 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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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現實主義典範
在國家與市場的關係當中，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現實主義者始終站在國家這一 邊。他們承認市場的作用，承認經濟實力漸增的影響力，但仍一貫堅持國家才是 世界事務的主角，經濟整合或全球市場不過是國家競爭的新焦點。在經濟學領 域，現實主義典範從重商主義脈絡中獲得理論的支持；在政治學和國際關係學領 域，現實主義典範乃以古典現實主義（classical realism）與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
為理論基礎。13
從歷史角度觀之講，重商主義（mercantilism）可以分為史密斯（Adam Smith）
時代之前的古典重商主義（或稱經濟重商主義）以及後史密斯時代的工業重商主 義。前者出現在十四至十五世紀透過海上貿易取得钜額財富的英國，其主張為防 止英國以金銀衡量的財富減少，國家必須嚴格控制對外貿易，只准出口不准進 口，藉以保證國際收支順差。工業重商主義則出現於十七世紀、十八世紀後的後 的德國與美國，其強調國家的生存和自治是政策的主要目標，但率先工業化的國 家與後來工業化的國家利益並不一致。自由貿易適合前者，卻不適合後者。後者 不可能在自由經濟競爭中迎頭趕上。為了使後進國家取得工業化成功，不能僅單 靠市場力量，而需國家干預和貿易保護。14李斯特（Friedrich List）便強烈批判 市場萬能的自由主義觀點，其認為每個人都是某一國家的成員，其富足的程度相 當仰賴於國家的政治威力。為了將來的利益，國家權力應發揮明確的經濟作用，
追求更高層次的經濟發展。15
進入 1980 年代，重商主義進一步成為許多國家處理國際政治經濟關係的實 際準則。吉爾平認為，造成此一現象的主要原因包括:國家的作用和經濟大國在 國際經濟關係中作用的強化；世界市場的競爭日益激烈；日本和新興工業化國家 以國家帶動發展的成功榜樣及其對自由主義的挑戰。此等新重商主義
13 朱文莉，國際政治經濟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17-18。
14 楊雪冬，「國家與市場：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觀點」，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市），第 9 期（1997 年），頁 23-24。
15 請參閱李斯特（Friedrich List），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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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mercantilism）的觀點其實與過往的重商主義有著明顯的差異。傳統的重商 主義或者強調單方面控制對外貿易，爭取出口盈餘，抑或強調用保護主義手段加 速工業化。然而，新重商主義則強調國家要透過政策杠杆推動出口，從世界市場 中獲得更多優勢；調節市場，彌補和預防市場失敗，做到國家與市場的有效協調 與合作。16
縱觀國際政治經濟學現實主義典範的發展，其對國家的論述是以兩個命題為 基礎：第一，市場的發展是不平衡，因而造成各國之間地位的不平等。同時，市 場也非萬能，需要國家來進行干預和彌補。第二，在此等不平衡發展的世界中，
生存和安全是國家的首要目標。國家的政策目標首先要保證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 生存。現實主義典範與自由主義典範的最根本區別，在於強調相對獲益（relative gains）的重要性超過絕對獲益（absolute gains）。17尤其在弱肉強食的世界舞臺上，
國家間的競爭有勝負之分。國家權力本來就是一個相對的東西。一國權力的獲得 必然是另一國權力的損失。18
與國際政治經濟學自由主義者從市場出發觀察國家的思路相反，現實主義者 強調以國家為核心作為觀察國際政治經濟關係的出發點。國際政治經濟學現實主 義者並不接受自由主義者關於貿易培育和平與合作的判斷，而是認為國際經濟關 係的本質仍然是相互衝突。市場經濟力量必須按照國家的邏輯活動，為國家的整 體目標和利益服務，保證國家的獨立與安全。
霸權穩定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現實主義典範深 具影響力的主要途徑。該派論點由金德爾伯格（Charles P. Kindlleberger）首創，
復經吉爾平（Robert Gilpin）加以擴充，後者更成為該派的知名大家。簡言之，
該理論斷言一個信奉自由主義原則的霸權國（hegemon）存在，是國際市場充分 發展的必要條件。霸權國帶來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的穩定，惟霸權國的衰弱將導致
16 Barry B. Hughes，歐信宏、陳尚懋譯，最新國際政治新論－2002 年革新重譯本（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World Politics）（臺北：韋伯文化，2002 年），頁 398-410。
17 楊雪冬，「國家與市場：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觀點」，頁 24。
18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159-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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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的不穩定。前者的推理在於，霸權國有實力向國際社會提供政 治安全與經濟秩序穩定的公共財（public goods）；後者的邏輯則在於，若無代表 共同利益的霸權國，各國損人利己的本能將會很快導致國際政經秩序的瓦解，典 型例子如兩次世界大戰間的國際安全與經濟體系的崩潰。19有關霸權穩定論，本 論文將在第三章做更進一步的分析。
二、 自由主義典範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自由主義典範是市場力量最強而有力的支持者，其承襲西 方主流的經濟自由主義（economic liberalism）與政治自由主義（political
liberalism）以及國際關係的理想主義（idealism）傳統。
從歷史角度來看，史密斯（Adam Smith）是自由主義的鼻祖。自他之後，自 由經濟學派發展出眾多不同流派，如新古典學派（Neo-Classical School）、凱因 斯學派（Keynesean School）、後凱因斯主義經濟學（post-Keynesian economics）、
貨幣學派（Mometarist School）、供給面學派（Supply-Sider School）、理性預期學 派（Rational Expectations School）等。諸多流派彼此相互爭論不休，惟均視國家 乃壓制市場和個人的一股消極力量，市場及價格機制才是組織國內及國際經濟關 係的最有效方法。此等思維亦深深制約國際政治經濟學有關國家與市場關係的看 法。
基本上，自由主義對於國家與市場關係的認識建立在三個假設基礎上：
（一）經濟人假設。自由主義認為人在行動時是具有理性，在經濟生活中按 照成本與收益的算計進行活動，以求達成自我福利的最大化。
（二）市場假設。自由主義者視市場在沒有外力的干涉下是最完美。此情境 下的市場將自發調節而趨向平衡，進一步實現社會福利的最優化。
19 羅伯特‧吉爾平（Robert Gilpin），楊光宇等譯，國際關係的政治經濟分析（臺北：桂冠，1994 年），頁 8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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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比較利益假設。該假設源於李嘉圖（David Ricardo）的比較優勢
（comparative advantage）原理，其認為具有不同資源稟賦的兩國，在進行相互 貿易時，會利用各自資源優勢生產產品，如此就可以在貿易往來中彌補各自的不 足，從而取得相應的利益。
根據此等基本假設，自由主義者推導出這樣國際政治經濟結論：國際經濟的 交流和貿易會給各國人民帶來普遍福利，從而成為國際和平關係的一個源泉。市 場和個人的力量是整個國際政治經濟關係運行的核心動力。
儘管自由主義對於國家的認識隨著市場的擴大及其帶來的負面效應增加而 不斷深化。然而，長期以來，自由主義者對於國家的認識仍離不開史密斯式的「守 夜人」（night-watchman）界定。史密斯認為，經濟運行要由「看不見的手」
（invisible hand）進行調節，國家只能扮演「守夜人」的職責。國家的作用有三：
保護社會，使其不受其他獨立社會的侵犯；盡可能保護社會上的每個人，不受社 會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壓迫；建設並維持某些公共事業及某些公共設施。
史密斯式的國家界定深刻影響國際政治經濟學自由主義典範有關國家與市 場關係的定位。儘管凱因斯學派（Keynesean School）強調國家可以作為一種力 量來改變有效需求不足並實現供需平衡，其在二戰後更風靡一時，推動西方經濟 的繁榮。但對國家認識的深化並不意味著市場在自由主義中地位的改變。世界銀
史密斯式的國家界定深刻影響國際政治經濟學自由主義典範有關國家與市 場關係的定位。儘管凱因斯學派（Keynesean School）強調國家可以作為一種力 量來改變有效需求不足並實現供需平衡，其在二戰後更風靡一時，推動西方經濟 的繁榮。但對國家認識的深化並不意味著市場在自由主義中地位的改變。世界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