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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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發現 一、 研究成果一：霸權穩定論的發現

對美國而言，美國的臺海議題從屬於美國的亞太國家利益及其亞太戰略布 局。臺海兩岸關係的「發展」與「衰退」更攸關今後亞太區域政經體系的重構以 及亞太權力平衡的調整。因此，對華盛頓而言，何種條件或變數會改變美國的亞 太戰略布局以及對華關係？換言之，美國與臺海兩造關係的「發展」或「衰退」

的原因為何？

美中臺三角關係是由全球霸權（美國）、強權（中國）和民主小國（臺灣）

所形成。事實上，在美國全球布局的考量天秤中，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確實比小國 臺灣更可能受到美國的重視。美中關係的政經互動勢必影響著美中臺三角關係以 及臺海關係的發展。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現實主義途徑：霸權穩定論，著眼於霸權的經濟因素討 論，進而論證政治對經濟的決定性作用。該派以為，霸權（hegemon）的存在與 國際體系的穩定有著正向因果關係。霸權的理性行為雖自利，卻與非霸權國有著 現狀維持的共同利益關係，從而證成其領導的正當性。面臨霸業衰落的霸權，似 乎避免不了與挑戰國的衝突宿命。而霸權為設法維繫其霸業，必設法取採取重振 資源、成本減輕等方式以維持權力優勢。

自我宣示為「美國第一位太平洋總統」（America’s First Pacific President）的 歐巴馬（Barack Obama），其執政以來對於亞太的重視的確有目共睹。然而，相 較於前幾任政府，華盛頓的「全球戰略重心東移」在於已然超越單純的軍事層面，

開始將其戰略重點在政治、經濟以及軍事上向亞太地區實施全方位的轉移。

從理論的角度來檢視當前歐巴馬政府亞太戰略布局的條件或變數以及美國 與臺海兩造關係的發展或衰退的原因，研究成果有：

（一）霸權穩定論的發現：美國亞太戰略發展的原因

理論強調，霸權的根本利益在於維繫其權力地位與國際體系穩定。國際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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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意指國際現狀維持，亦即國際體系中的權力分配、威望等級與國際建制均不 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據此，美國的亞太戰略發展是一種全球戰略布局下的「理性 選擇」。一方面，美國依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但國力卻相對衰退，在國際現 狀的維持上，美國已面臨中國崛起的強烈挑戰。另一方面，強調振衰起敝的美國，

不能不認知到亞太區域的重要性。

（二）霸權穩定論的發現：美國亞太戰略發展的目標

理論強調，霸權維護國際體系穩定乃因現狀合乎其最大利益，而國際現實中 只有大國才具能力改變現狀，故霸權國要維持的現狀其實關鍵是其與挑戰國或潛 在威脅國的權力關係現狀。

據此，華府的亞太戰略目標相當明顯，就是重新確立及維護美國在亞太區域 的領導地位。為防止一個美國無法主導的排他性區域秩序出現，美國必須遏制亞 太區域出現一個對其霸業的挑戰者。「劍指中國」昭然若揭。美中之間的「戰略 互疑」（strategic distrust）亦成為兩國關係發展的最大變數或兩國關係衰退的原因 所在。

（三）霸權穩定論的發現：美國亞太戰略的實踐

理論指出，面對霸業衰落與可能的霸權更迭，霸權國必須設法取採取權力資 源提振、成本減輕等方式以維持權力優勢，「境外平衡者」（offshore balancer）

更不失為一明智對策。

基此，美國的亞太軍事布局以及盟友與夥伴關係的強化，反映的便是霸權國 在維持權力優勢下理性權衡減輕財政負擔與戰略調整的結果。

透過「境外平衡者」的實踐，華府的「推諉卸責」（buck-passing）更在於，

一方面尋求與霸權挑戰國中國建立良好的外交關係，另一方面，不僅與預計責任 承擔者（如日本）保持外交距離，亦動員自己額外的資源如增加防禦開支以嚇阻 挑戰者中國。「境外平衡者」的益處便在於，美國企圖轉移戰爭的風險。畢竟美 國的直接軍事介入，有損國家利益。更為現實的是，華府得處理的國內外難題相 當多。包括經貿以及諸種區域或全球安全議題，華府仍須與北京維持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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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推諉卸責」若失效，「權力制衡」（balancing）成為霸權國應有的 理性作為。對此，美國早已透過外交途徑，表達出對中國「制衡」與「防範」的 明確信號。華府的內外制衡方式更反映於多年來對北京所形構而成的「抑制」

（constrainment）式「圍交」（congagement）作為：一種既「交往」（engagement）

又「圍堵」（containment）的混合策略（mixed strategy）。美國對於「跨太平洋 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的大力推動，更成為其於 政治層面上與亞太區域合法地緊密聯繫，在經濟層面上與東亞共同鑲嵌至亞太市 場並防阻東亞整合中「親中」趨勢的作為。

（四）霸權穩定論的發現：美中關係與美臺關係的發展或衰退

理論指出霸權興衰的同時，亦強調新舊霸權國難以避免衝突的觀點。米爾斯 海默（John J. Mearsheimer）等人便認為，中國的崛起勢必令美中之間陷入一場

「逐漸升級的戰略競爭」。此派人士持「零和賽局」（zero-sum game）的觀點看 待中國崛起對美中關係的影響。如此一來，中國國力的持續成長反而對美國及盟 友構成國家政經利益上的「最可怕之長程危險」（the most formidable long-term danger）。質言之，美中關係的未來將難有突破甚而衰退。

然而，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等人卻持不同見解。該派人士以 為，中國崛起可以是和平，尤其目前的中國領導人相當謹慎與務實，不僅以經濟 發展與國家穩定為優先，更瞭解到任何的軍事衝突無益於國家發展。換句話說，

理論所言可做反面啟示。美中關係仍大有發展前景。

對美臺關係發展而言，美國的「境外平衡者」之舉，致使臺灣有了與美國創 造共同利益的舞臺，獲得承擔制衡之責以及提昇制衡能力的機會。尤其，眾所皆 知，臺灣最為明顯的外部生存威脅來自於中國的始終不放棄武力犯臺。中國迄今 仍有千枚以上飛彈瞄準臺灣。

然而，非大國的臺灣更應符合理論對於國家乃理性行為者的要求。臺灣的對 外行為必須更為謀定而後動，千萬不能盲目與衝動。尤其，理論已指出霸權對於 現狀維護之敏感，權力平衡是霸權對其霸業維繫的重要考量與對策。因此，臺灣 在生存與發展考量下的追求權力之舉必須審慎而巧妙地避開霸權有可能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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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狀」詮釋。

無論如何，論文的研究結果顯示，當前歐巴馬政府的亞太戰略發展，的確相 當符合霸權穩定論若干觀點。當今全球霸權美國已愈來愈質疑崛起中國的動機與 能力。華府視北京為其亞太區域領導地位的挑戰者之餘，為求權力優勢的維持，

其亞太戰略的發展更反映於其「境外平衡者」的作為上。美中關係與美臺關係的 發展與衰退的可能性亦由此孕育而生。

二、 研究成果二：新功能主義的發現

對臺北與北京而言，究竟何種條件會促使兩岸關係的變遷往「發展」的主軸 上邁進？此種變遷的動力的源出自何處？相對地，是何種原因導致兩岸關係變遷 至「衰退」的軌道上？而此一「衰退」的衝擊對於兩岸關係的「發展」具有何種 程度的意義？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自由主義途徑：新功能主義，本身即為整合理論

（integration theory）的重要流派，亦為區域主義（regionalism）的重要發展學說，

其立足於歐洲經驗，論證國家間交流與整合過程中的政經互動與影響因素。

該派以為，在整合的機制與過程上，必須體現漸進與蔓延的特色，惟「擴溢」

（spill-over）並非自動發生，包括政治領袖在內的政治菁英與經濟菁英分子的角 色扮演有其重要性。「政府間的協商」（intergovernmental bargain）更可創造國家 間交流與整合廣化與深化的條件。整合過程中，政治因素不僅難以忽略甚而成為 有心之士的發展策略。為求促進交流效益，國家間相關組織機構的設立有其必 要，甚至新功能主義者鼓勵超國家管轄權威機制的存在。

1987 年前，兩岸關係處於武力衝突的內戰狀態，海峽兩岸政權完全否認彼 此存在的正當性。1987 年 7 月，臺灣宣告解除實施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令」，

同年 11 月又基於倫理親情的考量，開放臺灣人民赴大陸探親。此等措施致使隔 絕近四十年的兩岸關係，展開嶄新的一頁。多年來的兩岸政經互動，呈現「政冷 經熱」甚至「中國積極、臺灣謹慎」的總體特色。直至 2008 年的國民黨再次執 政，兩岸的互動又有不一樣的突破。政治上，馬英九政府的「九二共識」與胡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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濤政權的「一個中國」原則有了交集的共識，兩岸不僅重新恢復制度性的協商，

雙方互動的「和平發展」氣氛更大為改善，敏感的政治與軍事議題的協商亦重新 開始浮出檯面；經濟上，從 2008 年以來迄今，兩岸更簽署以「兩岸經濟合作架 構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為核心的十九項 經貿性協議，雙方的經貿關係建構可謂更為緊密。

從理論的角度來檢視兩岸關係的發展條件或動力、發展的變數或衰退的原 因，研究成果有：

（一）新功能主義的發現：兩岸關係的實踐

1. 理論強調，整合的過程必須漸進，其策略應先從爭議性較低的經貿性與技術 性等功能議題著手。由此觀之，兩岸交流的確是始於民間功能性的事務，對 於較具爭議性的政治事務則先挪後。

2. 理論期待整合過程中的「擴溢」發生，但也指出「溢回」的可能性。「擴溢」

反映於雙方民間交流的數量與頻率上，亦體現在雙方的政策與規定上。此 外，亦如理論所言，兩岸關係的交流並非直線發展，「溢回」可見於過去的

反映於雙方民間交流的數量與頻率上，亦體現在雙方的政策與規定上。此 外，亦如理論所言，兩岸關係的交流並非直線發展，「溢回」可見於過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