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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象變異」裡以「物」為大共名時，其下的主角身份不做為「物類」，而是
「人類」的時候才會發生，46而〈五行志〉文本中有這樣情況的以「服妖」與
「詩妖」為最明顯的事例，兩者的主角是「人」。用來衝撞體制的一個是衣服，
另一個則是言語，前者的逾軌為對既定的社會制度、秩序作挑戰；而後者的越 線則是試圖用語言來改變影響朝廷國政，在古代中國，這兩者都是了不得的大 事，也屬於敏感邊緣之事，而且，也是不能做的禁忌。換言之，將「服妖」事 件放回當時代藉由陰陽五行、氣類感應來說災異的語境裡頭，服妖事件所展現 的隱微面相，突顯了以「人」為主角來演繹服妖災異，乃是一種對「常服」的 高度重視與深切的關懷。
第二節 六朝服妖實例中的「非常服」
本文討論的〈五行志〉服妖事例，所呈現的為每一個各別的人在不同場合、
時境下改變、創製服飾的行動與樣貌，是實際發生於漢末六朝時的事件，雖然 字句短少、文學敘述性弱，但若將時代裡的「斷片」集合，將它們的敘述歸之 於一個體系裡，嘗試為之找到一個可以解釋這些共象的「意義結構體」，依著諸 多殘碎斷片裡看到的，將是可以提供我們從現在聯繫於過去而得到的有意義的 重構；也即是說，從服妖文字的「書寫」角度切入，觀察的不僅是書寫者的微 言大義，也包括了在國體、家體憂慮下沈重語言的罅隙裡，所見到的當代真實、
活生生的服飾與日用。而藉由書寫的語言，以及具體地當代穿著現象，帶領人 所見到的就不僅是只有做為一種「物質」的服飾，或是憂國憂民的大論述，而 是在六朝社會成員裡理解彼此的文化論述。
服妖的論述對象，多數是針對帝王的，這乃是承續了〈洪範五行傳〉的撰 寫是為帝王量身打造的概念，因此，服妖的書寫重心集中在描述君主的違禮悖 制，而南齊東昏候的帝主生活，多處豪華奢侈，其衣著服章亦甚逾於常規，《南 史‧齊本紀下第五》即云：
著織成袴褶，金薄帽，執七寶縛矟，又有金銀校具，錦繡諸帽數十種，
各有名字。戎服急裝縛袴，上著絳衫，以為常服，不變寒暑。……擔幢 諸校具服飾，皆自製之，綴幾金華玉鏡眾寶。……高障之內，設部伍羽 儀，復有數部，皆奏鼓吹羌胡伎，鼓角橫吹。……明帝之崩，竟不一日 蔬食，居處衣服，無改平常。潘妃生女，百日而亡，制斬衰絰杖，衣悉 粗布。……又於苑中立店肆，模大市，日游市中，雜所貨物，與宮人閹 豎共為裨服。以潘妃為市令，自為市吏錄事。47
46參見李豐楙所云：「在物的大共名之下，物類是與人相對的名詞，人當然也是物、也是類，不 過在當時的用語習慣中，『人類』一詞是極為晚出的，都只單用『人』一個字，卻使用『物類』
指稱人之外的萬物。」見氏著：〈先秦變化神話的結構性意義──一個「常與非常」觀點的考 察〉，《中國文哲研究集刊》，頁 110-111。
47 《南史‧齊本紀下第五》，頁 15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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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齊東昏侯是歷史上以奢侈享樂著名的一名帝王，在服飾上他喜愛自製新服。
以史書裡對服妖之「服」的指涉範圍來看，服妖之「服」包括了：帽子、衣服、
器物用具、車馬、食物、身體紋飾、動作，以及較抽象的方位、制度。48因而，
以此標準來檢視《南史》裡東昏侯的行徑，他違反了史書裡對「服」的認可界 限的有：戎服、胡樂、喪服、賈人服、衣過麗(金薄帽、降衫)、自製帽式，可 說是應有盡有，幾乎所有服妖指涉的內容他都逾越、超過了，而這樣子的妖異 之服，他卻視「以為常服，不變寒暑」。因此，他的例子很適合做為服妖書寫主 對象的帝王的總體代表，也指出了服妖的「非常服」的論述範圍廣闊。
但可再進一步思考的是，為何單獨一位「東昏侯」就能表現了服妖大多數 的妖異舉止呢？是特例呢，還是有背後有什麼因素造成如此的現象？為了解釋 這一現象，可試由觀看第二章「表格 2-2」來做分析，表格 2-2 所呈列的是魏晉 南北朝〈五行志〉中「服妖」現象所做的「服物」種類歸納，同時也兼涵了兩 漢書的服妖事例。表格的歸納，可從橫向與縱向兩項來分析，在縱向的項目上，
六朝服妖之「服」的種類共有十一項之多，而兩漢書〈五行志〉中的「服」類 相較於魏晉南北朝的「服」類書寫，就少了「鞋子」、「佩飾」、「方位」、「制度」
四項；而在橫向的項目上，可看每一列的「服物」名稱在文本內實際出現的名 詞匯整數目，光「帽子」一類，六朝共出現了十八種不同名稱的帽式名稱，而 兩漢書〈五行志〉則只有三樣之譜，至於「衣服」一類，亦是六朝有二十種服 飾名稱而兩漢僅有八個名目。從縱的直線來看，兩漢書〈五行志〉在「服」的 種類上較少，而由橫的名稱細目上來看，兩漢書〈五行志〉的實際在文本出現 的服飾名稱更是遠較於六朝稀少。
由這樣的橫縱比較可知，六朝史書對服妖的書寫一來的確是承繼了兩漢書
〈五行志〉的內容與宗旨，二來是兩者雖同，但仍有異。即六朝史書雖「篇宗 五行，卒相踵不改」，但在接續的實際內容上，已經與兩漢志的事例相異了，無 論是在書寫的對象、時代皆相異之外，所指涉的事例範圍以及名目，也較兩漢 志來的多且繁複雜。因此，東昏侯個人所表現的種種奢華肆慾，除了他自身的 因素之外，更應有魏晉南北朝此一時代特殊的意涵，即時代動亂紛擾、諸多大 事瞿然發生，朝代更換頻、服章制度多變等等的原因。是以，本節考察六朝史 書內的服妖書寫，結合書寫者家體國體皆一體的徵兆表述，以及六朝真實出現 過的服用飾物樣貌的觀察，分別從「陰陽與上下：性別、位階、空間錯換的服 飾想像」、「權力的歡樂聲：六朝君王『身非其位、服異服』的服飾異像」二點 來探究之，其敘述如下：
一、陰陽與下上：性別、位階、空間錯換的服飾想像
當社會文化結構將看待某些事物的標準以二元化的方式來觀看時，這些事
48 見本論文第二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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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價值判斷就被剖分成兩半：一類為適合、美善，另一類則為怪異、醜惡。
從漢代開始，漢儒納匯百家之術，雖以儒學為名首而實為雜家之暗合，提出他 們對於國家制度、時勢及政治等等的建議與批評，也改造了從先秦以來「陰陽」、
「五行」的概念，將它們的內涵概念對立起來而分出優劣高下，是以，當人們 若企圖改變或轉移在二元區塊裡的文化符號，則會招致異議並黏貼上異類標籤，
而服妖事件這一類所指稱的，即是因不遵守「性別」、「階級」、「倫理」等觀念 在嚴格劃分下而有的「善／惡」、「高／下」的分別，穿越了一分為二的「界線」， 而出現男穿女衣、女佩男飾、臣下凌上、后欺君主等事，以致「陰陽」不合、
「非常」之事發生，以及國有災禍。
而對於因「陰／陽」不合而引起的災異事件，在董仲舒《天人三策》之中 是可以找到詮釋的，他說道：
廢德教而任刑罰，形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 下不和，則陰陽繆戾，而妖孽生矣，此災異之所緣而起也。49
引文明白地說出了災異發生的原因乃是「上下不和」，則使得「陰繆戾而妖孽 生」，在此，他指出的是空間上的上下對等關係，以及妖孽生發乃是「陰」乖戾，
即陰相對於「陽」是具有負面意味的，在《春秋繁露‧陽尊陰卑》對「陰／陽」
的屬性有了更進一步的解釋，其云：
惡之屬盡為陰，善之屬盡為陽，陽為德，陰為刑。……陽氣仁而陰氣戾，
陽氣寬而陰氣急，陽氣愛而陰氣惡、陽氣生而陰氣殺。。50
即指出陰、陽之間的屬性乃：惡與善、刑與德、戾與仁、急與寬、殺與生，用 一刀剖兩半、乾淨絕對的分類方法突出了兩者的界限分明。「陰陽」二氣一開始 是對自然現象裡日光照射之處與雲覆日的實際情形觀察而得到的，人們看到向 陽的豐收而背陽的減產，同時也觀察到社會變遷裡治、亂替更的情形，再由自 然、社會的直接觀察裡，抽象提煉出陰陽的概念，由此，陰陽的概念本身就具 有相對、變化的特性。在先秦時，陰陽的概念，如《周易》、《荀子》《莊子》等 書裡是與天地萬物的大化生成有關的，陰陽從屬性上而言，是萬物皆可以根據 自己的存在形式而做區分的概念，呈現的是兩兩對待、互補的聯繫。51
然而，〈五行志〉的序文開宗明義地表示其書寫的學術路線：「漢興，承秦 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52，即 是〈五行志〉的陰陽概念、內涵實是遵守著董仲舒的倫理思想路徑而發揮論述 的，而董氏陰陽論述的核心內容，及其主要目標乃在確立三綱五常的神聖地位。
他將人倫關係、價值優劣聯繫，並以陰陽二種相對的關係來表述，在倫理等級
49 見《漢書‧董仲舒列傳》，頁 2055。
50 ﹝漢﹞董仲舒撰：《春秋繁露‧陽尊陰卑》，頁 327。
51 參見張立文：〈陰陽論〉，《中國哲學範疇發展史(天道篇)》，頁 265-276。
52《漢書‧五行志》，頁 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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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中，君臣、父子、夫婦是最基礎的倫理構成份子，因此，在這三種關係裡 彼此的對待，被賦予了陰／陽、尊／卑的關係，其云：
丈夫雖賤皆為陽，婦人雖貴皆為陰，陰之中亦相為陰，陽之中亦相為陽。
諸在上者皆為其下陽，諸在下者各為其上陰。53
此段再結合〈天辨在人〉一章所云：「不當陽者臣子是也，當陽者君父是也。故 人主南面，以陽為位也」54一起觀看，可發現有三種相對關係被給予陰乃賤、
陽乃貴的觀念，分別是：「丈夫／婦人」、「上／下」、「君／臣」三者。這三者的 相互對待關係來自於不同之處，丈夫與婦人之分是取自與男、女生而性別不同，
上與下之別是來自身處天地間、空間概念裡上下有分，而君與臣之判則源自社
上與下之別是來自身處天地間、空間概念裡上下有分，而君與臣之判則源自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