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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發生，在先秦文獻裡只是將這些變異事物視為「妖」或「妖孽」一類，並未 對「妖」或「孽」再加以區分的，而〈五行志〉言「妖」時，不僅傳承了先秦典 籍裡「妖」之「變異」之義，還將「妖」的物類範圍縮小以便專指某種特定的對 象，也就是有：服妖、詩妖、鼓妖、草妖、脂夜之妖、射妖等特定類別的「人事 妖物」。
因此，綜合並理解服之「妖」義，其意涵應有幾項：一則，其義為變異之事 物；二則，與「妖」同擁有變異之義之詞尚有「孽」、「旤」、「痾」三者，但在造 成人、事、物災異的程度上，「妖」災乃胎之初始為害並不甚烈；三則，就妖字 本身在指稱對象時，亦因木、金、水、火、土五行差異而指向「衣服」、「言語」、
「草木」、「聲音」等不同的物類對象。
第二節 服妖的敘事與書寫
「服妖」一詞是從史籍文獻中被創造的，而這些可見的史籍叢書一直是由敘 事的手法所寫成的，換言之，歷史形式是藉由敘事來理解、解釋，而歷史書寫則 利用了文學手法上的「形式」、「比喻」。在這兒必須先就「敘事」( narrative )做 個解釋，研究者所根據的解釋是普林斯（Gerald Prince）編寫《敘事學辭典》載 記「敘事學」（Narratology）時，將敘事學的研究分成的三種類型。三類型中有 兩類是對立的，第一種以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代表的敘事概念：
敘事學研究的對象是敘事的本質、形式、功能，無論採取什麼媒介，是使 用文字、圖畫或聲音，著重的是敘事的普遍特徵。尤其是故事的說話，即 故事的普遍結構。31
與此一觀念對立的另一個敘事概念乃是以班奈特(Gérard Genette)代表，其云：
敘事學研究範圍只限敘事文學，以語言為媒介的敘事行為，對故事不感興 趣，也不去概括故事的語法，主要研究乃反映在故事與敘事文本關係上的 敘事話語，包括時序、語式、語態。32
第一種概念強調、突出了敘事裡的事件結構，第二類概念則焦聚於敘事時因形式 而成的各種敘述話語，而以普林斯（Gerald Prince）本人和查特曼( Seymour Chatman )等人為代表則代表了第三類的敘事概念，綜合並兼蓄了前兩類之說，
認為敘事時無論是事件結構還是敘述話語都很重要。33托多洛夫的敘事之義不同 於班奈特認為的敘事之處在於，班奈特認為的「敘事」乃是專指「文學」上的敘
31 羅鋼撰：《敘事學導論》(雲南：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1-2。
32 羅鋼：《敘事學導論》，頁 1-2。
33 見申丹、王麗亞著：《西方敘事學：經典與後經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5。
關於敘事學的定義，不僅只有此種。胡亞敏於《敘事學》一書中亦指出，敘事學在於要研究敘事 文的三大方面：敘事方式(表達形式)、敘事結構(內容形式)、敘事閱讀(形式與意義的關係)。見胡 亞敏：《敘事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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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是使用文字然後書寫在文本上的故事；而托多洛夫則未限定敘事媒介必得藉 由「文字語言」傳遞，對於使用何種「表達實質」34來進行敘事未加以限制，同 時，亦未框制在「文學」性文本上才得以談論敘事之學。前者著重於「故事」(story)，
而後者則偏重於「話語」(discourse)，即一個在講故事敘述了什麼，而另一個則 探討故事是用什麼方式被敘述。
然而，不論是專指文學上敘事還是將敘事標準放寬至用於交流的各種媒介；
或是關注敘事話語，或是關照敘述結構；敘事所指的乃是「對一個或一個以上真 實或虛構事件的敘述」35，因此，對「服妖」一辭所進行的探討，不可避免的首 先要對史學裡關於敘事本質的予以討論，而中國敘事文學裡對史學問題的探究則 經常著墨於「虛構」與「真實」兩者之間的分別、區隔。次者，尚需考量的問題 乃書寫者在書寫服妖之例時，對於原來事件或素材的揀選，是依著什麼樣子的結 構來組合的呢？在敘述一個又一個的服妖故事時，書寫者心中所依循的內心原則 是什麼？
因為歷史被書寫的形式為敘事，同時歷史始終經由敘事而得以理解以及被詮 釋，因此，本小節嘗試用敘事學的角度來處理、分析「服妖」的書寫形態及其敘 事的認知，藉由查特曼( Seymour Chatman, born 1928)所提出文學作品的四個層面：
「表達的實質」、「表達的形式」、「內容的實質」、「內容的形式」裡，最常被運用 至探究敘事之形態的「表達形式」──即話語的敘述方式；以及與「內容的形式」
──為故事的組成要素，36以這這兩者來處理「服妖」此一語辭及其所涉敘事書 寫問題時，研究者以為應可用「虛構／真實」與「天道／人妖」這兩類項目，來 指涉與考察〈五行志〉裡「服妖」此一語詞的「敘述方式」及其「敘事結構」。
一、 真實與虛構
34 丹麥語言學家葉耳姆斯也夫( Louis Hjelmslev )認為，符號具有「表達面」與「內容面」之功 能外，又各自包涵「形式」與「實質」。因此，美國敘事學家查特曼(Seymour Chatman)指出文學 作品分成四層面：
表達(能指) 內容(所指)
實質 用於交流的各種媒介(如文字、聲 音、畫面)
再現在作品裡的(現實或想像世界中) 客體與行動
形式 構成敘述話語的各種敘述方式，重 視人稱、敘述時間等問題
故事組成的要素(情節、人物、環境、
語法及其結構)
由此構成敘事文的四個層次：一是「表達的實質」，二是「表達的形式」，即敘述方式，三是「內 容的實質」，四是「內容的形式」，即敘述結構。引自胡亞敏：《敘事學》，頁 13。
35 羅鋼撰：《敘事學導論》，頁 2。蒲安迪對於中國敘事則下了個簡潔的定義，其云：敘事即是「講 故事」，對敘事文的定義則是「一種以較大的單位容量傳達時時間流中人生經驗的文學體式或類 型」，見蒲安迪：《中國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年)，頁 4-8
36 兩位學者提出敘事文學可供研究的四個層面，在「表達的實質」上，注重由何種媒介來表達，
因本文所根據之文本為史書，故確定為經由文字而進行交流的；在「內容的實質」上，研究的是 再現於文本裡的客體與及其行動，注重的是與形式無關的故事內容，也就是對穿戴奇異服之人之 事現象的描寫，此非本章研究重心，故省略不談。與本文有相關的乃「內容的形式」與「表達形 式」二者，故擇此二者以作為研究的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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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中國史書書寫傳統裡，有一項重要的原則──貴實錄，因此，「虛構」
與「真實」的析釐向來是歷史書寫時鑑別真、偽的標準。史書被要求是真實且據 實而記錄，但位處於史書中一體〈五行志〉卻屢屢提及神異事件，以及此種神奇 事件所涉及「妖」、「孽」、「旤」、「痾」變異之類的災禍徵應，到底應該歸屬於「真 實」的記事呢？還是「虛構」的想像呢；37姑且先不論〈五行志〉所記載的事件 是真是假，即便以觀念中以虛構為主的中國傳統「小說」來說，探討其敘事內容 和源流時，也需分辨小說自身文類起源與寫作形式，而此種剖析則經常會糾葛、
纏繞於散文「虛構」與歷史「真實」之間。38
為了討論「服妖」此一敘事話語形成的方式，因此需要對「服妖」以及記載
「服妖」話語的〈五行志〉文本，進行其書寫形式的探究，是故，本文將本小節 分為三方面來討論，分別是「服妖書寫的原因」、「服妖書寫的形式」與「服妖書 寫的策略」，其討究如下：
(一) 服妖書寫的原因──
「據經立辭，終皆顯應，闕而不序，史體將虧」
「服妖」一語的創製是乃源於正史裡「書／志」此一體制，而此一個體制的 創立者為史家司馬遷，其名之為「書」，爾後班固接續之名之曰「志」。在《史記》、
《漢書》兩史書之後，「書／志」體就成為史家們在記載國家典章制度與社會政 治經濟的一種重要體裁。39書志體既然是提供閱讀者關於當代或數代在某一類制 度上的資料，因此對於所探究的制度不免會尋源討本、追根溯源。而班固創製的
37 古代在評論《晉書》一書向來對其記載不夠嚴謹，好出詭異之句頗有微言之詞，如清代《四 庫全書總目》論《晉書》曰：「其所褒貶，略實行而獎浮華，其所採擇，忽正典而取小說，宏獎 風流，以資談柄……。是直稗官之體，安得目曰史傳」，見﹝清﹞紀昀等編撰：〈史部一‧史部總 敘〉，《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 年)，頁。即如中國歷史著作中最知名的範本之 一《左傳》，記述了春秋之期二百多年中的重大事件，歷代學者視為記載春秋時代極重要且真實 性甚高的文獻，在王靖宇於〈歷史‧小說‧敘述──以晉公子重耳出亡為例〉一文分析下也得出 了著書者對史事的剪裁並非全出自於歷史真實性的考量，更多的時候是「由於作者對人物個性的 塑造以及敘述的條理有不同解釋和看法」，見氏著：《中國早期敘事文論集》(臺北：中研院文哲 所籌備處，1999 年)，頁 51-90。
38 尤其是當範圍縮小至皆以「真實感」為訴求的「歷史」與「歷史小說」之間的比較時，中國 傳統裡這兩者的關係與發展更是集中性地聚焦至「歷史真實」與「藝術創造」之間來討論：或探 討此二者源流是否相同、或辨別真實與虛構的關係為何、或究竟文類在演變的過程中所呈現既矛 盾又統一的現象，諸如此類的討論繁多，以文學角度切入來談「實」與「虛」之辨別的可參見蔣 聖安：《古典小說虛實論──以《三國演義》為例》(臺北：國立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1994 年)。另一可參考的意見為史學家李隆國，亦以「歷史寫作」與「歷史文學」來比較，
得其兩者在「寫作形式」上，都屬於「歷史敘事」；在「寫作內容」上，都在「講歷史」；在「寫 作功能」上都是「滿足今日讀者之需要」。其文見《史學概論》一書，第 8 章〈歷史寫作〉(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181。由上述可知，或是由文學的角度、或是由史學的角度來觀 看「歷史」、「歷史小說(或文學)」，都會察覺「歷史書寫」與「文學書寫」，彼此之間微妙且緊連 的關係。
39趙翼曾言「書志」一體，其云：「八書乃史遷所創，以紀朝章國典，《漢書》因之作十志」，見
﹝清﹞趙翼：《廿二史劄記》「各史例目異同」一條(臺北：華世出版社，1977 年)，頁 5。亦可參 見柴德賡：《史籍舉要》(香港：中華書局，2002 年)，頁 6、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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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志〉亦是如此，其云：
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
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旤福，傳以〈洪範〉
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
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