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洋文學發展中，小說是極為獨特的文體。大體在十八世紀以前，小說這 樣的名稱也並未被廣泛的使用，一直到十八世紀末，小說這樣的文體才正式的被 大眾所運用。小說史學家透過廣泛的視野，歸納出「小說」這種新興文體的特質，
認為「寫實主義」（realism）就是使十八世紀小說有別於過去小說的關鍵特質。
而在「寫實主義」影響下的小說企圖捕捉人類經驗的各個層面，而不只限於某個 特定的文學觀點，並且在當時個人經驗取代集體傳統的哲學潮流下，小說更加重 視個人經驗，而個人經驗通常又都十分獨特而新奇。過去幾個世紀以來，文化的 趨勢逐漸重視原創性（originality）與新奇性（novel），而小說，正是傳達這種文 化最恰當的文學形式，因此「小說」（novel）之名，名副其實31。
小說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開拓了文學的新題材，不再取材以往的神話
（mythology）、史詩、歷史或傳奇，反到將文學的題材著眼於人生百態，許多小 說 家 刻 劃 的 主 題 ， 都 是 透 過 闡 釋 某 一 人 物 過 去 及 現 在 所 產 生 的 自 覺
（self-awareness），以呈現他人格成長的歷程32，著實呈現出不同以往的風格，也 因而更能滿足與貼近大眾讀者在閱讀上的需求。
在小說這種文學形式發展之初，並未有「冒險小說」這樣的通稱出現，冒險 僅是小說的一種題材，然而小說創作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社會、政治、文化和各種 文學思潮的影響，有時甚至就是某種社會勢力、政治傾向、文化習俗或者文學思 潮的直接表現33。冒險小說的有名著作如：《魯賓遜漂流記》、《金銀島》、《所羅 門王的寶藏》（King Solomon’s Mines）皆出自英國作家之手，而且在狄福（Daniel Defoe）的《魯賓遜漂流記》出版後，隨即捲起一陣冒險小說的旋風，各國的翻 譯與改寫作品紛紛出現，模仿其形式背景技巧，寫出同一系列作品者更屢見不 鮮，自然形成了「 魯賓遜族譜」式的冒險小說脈絡34，冒險題材的小說之所以 受到歡迎，當然有其時代背景，因此就英國當時的時代背景來瞭解冒險小說盛行
的原因。
其實從十五世紀中葉開始，英國就有毛織品的輸出，於是早已出現「商人冒 險家」（Merchant Adventuer）的團體進行毛織品貿易。一直到都鐸王朝統治下的 英國，這個常被史學家視為近代的開始的年代，都鐸王朝的國王們仍多鼓勵國內 發展商業，甚至獎勵海外探險。尤其伊莉莎白一世時代，海上貿易的範圍擴大，
再加上許多政治性與經濟性的因素，英國人積極想拓展海上新航線，幫助擴展商 業的版圖，維持海外貿易經濟的優勢，因此鼓勵有航海能力的英國人與當時海上 強國西班牙競爭，甚至鼓勵劫掠商船與殖民活動，在這波競爭中，英國打敗了海 上強國西班牙，正式確立她新強國的地位，也使得英國的中產階級得以一步步擴 張海外殖民事業，在這樣的氛圍下，殖民事業愈來愈蓬勃，不但增強英國的經濟 力量及提高英國人的生活水準，而且有助於教育學術的發展，這樣的強盛為英國 成為掌握海上霸權的「日不落國」奠下基礎35。
此外，都鐸王朝統治下的英國，也面臨了思想與宗教上的革新，文藝復興的 人文運動（Renaissance humanism）與宗教革命（The Reformation）先後發生，
前者醞釀近代新式教育的內涵及精神，後者則使英國脫離羅馬教廷長久以來的控 制，使國家獨立起來36，再加上經濟的愈發成長，在這樣的背景下，新式的科學、
教育、工業也漸漸興起。工業革命的興起，資本主義益加盛行，社會分工日益精 細，中產階級迅速成長，民主思想漸取代君主政治，社會秩序不再以家庭、教會、
有錢人、城市或其他任何集體形式為基礎，而完全建立在個人之上。個人主義的 基礎奠定在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後，強調個人主義新社會秩序的主 要催生人士又為商業及工業人士，在此之後他們享有更龐大的政治、經濟勢力，
此時的文學也反應這一現象，同時文學作品也開始重視貿易、商業，以及工業37。 這也反應了閱讀大眾的重心已被移轉，中產階級成為閱讀大眾的主導力量，專業 或半專業地研究古典與現代文學的讀者不再是閱讀的主流，而是只想看簡易淺白 的文學作品以為消遣的大眾讀者。這種現象對文學的發展就如同烈斯利．史蒂芬
（Leslie Stephen）所指出，「閱讀大眾逐漸成長的趨勢，影響到以他們為訴求對
象的文學的發展」38，因此文學作品的訴求對象，已轉變成為數日增的大眾讀者。
這個時代，閱讀已漸成為娛樂和鬆弛身心的方式，於是閱讀小說及報紙成為獲得 短暫的滿足感的方式，如同休葉（Huet）在《浪漫傳奇之起源》（Of the Origin of Romances）所言「……最能攫取讀者注意力的是不需花費太多力氣閱讀的讀書，
在其中，想像力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而且，只要稍稍運用常識，便可以理解書 中所描寫的主題……這就是所謂的浪漫傳奇，讀者不必費吹灰之力，也無需動用 智性思考，即可輕鬆地看懂內容，此外，讀者只要有相當的想像力就夠了，記憶 力很少，甚至派不上用場」39。由此看來，想像力已然成為小說或文學作品受到 大眾讀者青睞的原因之一。
在英國海上殖民的時代背景與日益增加的大眾讀者希求經由閱讀獲得滿足 感的雙重因素建構，再加上個人主義的風行，當時社會對個人的價值給予相當的 肯定，描寫一般個人生活做為素材的小說蔚為風潮，文學作品的主人翁不再只是 王公貴族或是騎士，而是普通市民。在這種情形下，描寫魯濱遜將海外航海冒險 做為開創事業並獲得經濟利益的《魯濱遜飄流記》正恰合時代需求，瓦特在《小 說的興起》也中提到：「《魯濱遜飄流記》、《浮士德》（Faust）、《唐璜》（Don Juan）、
《唐吉訶德》（Don Quixote）等等西方文化中著名的傳奇性經典作品，屬於同一 性質。這此小說的特質是，書中主角都一心一意地追求某個理想，這個主題代表 了西方人典型的渴望。每位主角都具有一股傲氣和自信，這兩種特質代表了西方 人典型的渴望」40。而狄福（Daniel Defoe）在《魯濱遜飄流記》中成功地塑造了 一個富有創業精神的市民形象之所以受到許多英國人的喜愛，或許正是因為它滿 足了許多渴望冒險小市民的幻想，以及建立了一種「平民英雄的典範」，《金銀島》
也可說是這種氛圍下的產物，《所羅門王的寶藏》亦是如此，此外還有被稱為英 國第一部航海小說的《藍登傳》（The Adventures of Roderick Random）41，航向海 外、境外冒險已成為市民風尚。再加上維多利亞時代鼓勵海外冒險、殖民的時代 需求下，海外冒險亦或引燃希冀由冒險獲得貿易利潤者的發財夢，甚或是對海外 殖民活動的推波助瀾，這點在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作品《叢林雜記》（The
Jungle Book）等書中可以看出，艾文思（Ifor Evans）在《英國文學史略》指出
「吉卜林視東方「為白種人的包袱」，…… 更是帝國主義全面凱旋的喉舌」
（307-9）。此外，格林（Green）認為「冒險和帝國的聯繫又在殖民論述中顯而 易見，相對於帝國這個政治概念，冒險故事可以說是其在文學上的代言人，而帝 國則是一個男人進行冒險成為英雄的地方」（111）。陳音頤在〈從通俗冒險小說 到迪士尼卡通―《人猿泰山》的種族、陽剛和成長議題〉中也指出「這批十九世 紀末期的通俗冒險小說熱，還擴及同時期湧現的遊記作品，構成一個具有豐富文 化和種族議題的背景。去遙遠的殖民地探險……無疑是一種振興帝國理念，重振 自我信心的強心劑」（111）。由上述可知，維多利亞時代冒險小說的流行不僅是 閱讀風氣盛行下的產物，更有政治及經濟的雙重因素，海外殖民是振興帝國、取 得殖民利益的良方，在這種氛圍下，冒險題材與小說的結合不僅僅是文學作品，
更是反應民情、振奮國家人民士氣的最佳工具。
個人主義後的世界，男性被認知成理性的個體，女性被認知為感性的個體，
在對理性與科學的讚頌下，男性由於被認知具備了理性與科學的性格，因此主導 國家政權與經濟利益與知識體系的權柄無疑掌握在男性的手中，
個人主義導致個人主義和自主的自我，這二者是男性氣質觀念的文化先 決條件，而在從康德到笛卡爾的經典哲學，都是站在自然世界與情感世 界的對立面，闡述理智與科學，隨著男性氣質被定義體現理性的性格結 構，以及西方文明被界定為蒙昧世界的啟蒙者，父權制的合法性與帝國 的合法性之間的文化關聯形成了。（康乃爾 261）
父權制度展現了與帝國權威等同的地位，男性不僅僅位居家庭的尊者，更成為國 家的領導者與智者形象。
冒險的主角常常是男性，康乃爾指出
帝國作為男性職業――從軍和貿易――的產物，從一開始就帶有性別的 特點。去殖民地的歐洲婦女基上都是男性控制下家庭內的妻子和傭人。
除了少數君主，統治新帝國的帝國主義國家元首完全是男性，他們制定
的國策依賴於組織起的男性身體所提供的力量。（康乃爾，《男性氣質》
262）
由此可知，做為帝國主義下的冒險基本上是由男性主導，而女性屈於從屬的地 位，男性負責對外征戰，建立新的殖民領域，女性只是在家庭中做好份內的家務 工作。此外，殖民冒險往往為了開拓新的世界，獲取更多財富，自然會與殖民地 的人民產生激烈的衝突，這樣的衝突絕不是當時柔弱的女性可以控制，因此暴
由此可知，做為帝國主義下的冒險基本上是由男性主導，而女性屈於從屬的地 位，男性負責對外征戰，建立新的殖民領域，女性只是在家庭中做好份內的家務 工作。此外，殖民冒險往往為了開拓新的世界，獲取更多財富，自然會與殖民地 的人民產生激烈的衝突，這樣的衝突絕不是當時柔弱的女性可以控制，因此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