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布式領導之源起與發展

人們基於求生存的必要性，因應而生許多相互集結的合作團體，而且隨著文 明進展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質，實現特定的目標，各種團體不斷演變、消長，

此即構成社會的重要單元，也就是所謂的組織。在眾多的組織行為中，因為領導 對於整體組織效能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為了增進組織運作的成效，排除發展的 阻力與障礙，不同的領導觀念、方式一直是社會科學研究關注的主題。分布式領 導主張將領導的權責擴散，讓更多組織成員有機會參與領導活動、貢獻專長，在 學校面對快速、複雜的環境變化時更顯重要。本節就分布式領導的源起、理論，

以及學校分布式領導的發展分別加以說明。

壹、 分布式領導的源起

領導研究在 19 世紀的非實證時期，主要理論有英雄造時勢的「英雄論」，以 及時勢造英雄的「時代論」，20 世紀學者又提出「特質論」、「行為論」、「權 變論」等理論（黃宗顯，2008）。然而這些理論關注的焦點都集中在少數的領導 者（英雄）上，對於組織中其他成員的領導行為探討較少。

雖然組織的領導者受到眾人的殷切期待，經常成為聚光燈焦點，也一直是組 織領導研究的重要主題，可是追溯到西元前 1215 年《出埃及記》中就已經提醒人 們應注意領導者無法單獨承受過多的任務，領導工作應該分散給更多人共同擔 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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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重的責任你無法獨自承擔。

從百姓中挑選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誠實無妄、恨不義之財的人，派他們做千夫長、

百夫長、五十夫長、十夫長、管理百姓。請他們隨時審判百姓，大事要向你報告，小事他 們自己可以審判。這樣，你就輕省些，他們也可同當此任。（引自賴志峰，2010；MacBeath, 2009; Macbeath, Oduro, & Waterhouse, 2004）

不僅西方經典提到領導責任交由適當人員分擔的重要性，2000 年前的中國古 籍《韓非子》八經也提出：「力不敵眾，智不盡物。與其用一人，不如用一 國。……下君盡己之能，中君盡人之力，上君盡人之智。」意指一個人的力量無 法勝過眾人，一個人的智慧不可能知曉萬物，與其僅憑一己之力，不如善用眾人 的智能，因而賢明的君王就是懂得運用眾人智慧、能力者。

由上述中外經典可以看出，不論《出埃及記》的「挑選有才能的人，協助管 理之事」或是《韓非子》的「與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國」，都指出將領導責任分 散到更多人身上的重要性，提醒領導者要知人善任，這些都可看出領導權分享、

擴散觀念的初步萌芽。但是這些主張仍然侷限在英雄式領導的框架下，它們都是 從輔助領導者的觀點出發，由「授權」（delegate）的角度思考，鼓勵領導者尋求適 當人才作為輔助，補強集中式領導力所未逮之處，尚未論及成員願意主動承擔領 導責任的重要性。

時至 20 世紀後社會科學研究興起，對於領導的特質、行為、情境、模式等作 了更多的研究後，領導責任應該更加擴散、分布的想法、觀點不時出現其間。包 括 Douglas McGregor 在其 1960 年著作《企業人性化的一面》（The Human Side of Enterprise）中提出 Y 理論，主張成員的工作投入度受工作環境影響；成員有能力 及欲望自動自發完成肩負的組織目標，以獲取成就感，滿足自我實現的需求；營 造適當的情境會使人願意主動擔負更多責任；多數人有能力解決組織面臨的問 題，反而是組織未能充分運用成員的潛能。因此 McGregor 建議組織應實施分權、

授權制度，多採取讓成員可以參與提供意見的管理方式（謝文全，1987；O’Bren &

Wilson, 2000）。

Likert 於 1967 年提出管理系統理論，他依據組織特徵將管理系統區分為：「剝 削－ 權 威式 」（ exploitative －authoritative ）、「仁慈 －權威式」（benevolent － authoritative）、「商議式」（consultative）、「參與式」（participative）四種，其中

「商議式」的領導者在作決定的過程中，傾向與個別成員商議。而「參與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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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者特別注重在組織關鍵性的運作過程中，採行團體互動的領導方式（黃昆 輝，1988）。而在決策的過程中，不論是採用和個別成員商議，或是讓成員以團 體互動的方式參與，都會使領導權力擴散，增加成員參與領導的機會，也得以讓 成員對組織貢獻與影響力擴大。

Thompson 於 1967 年主張，領導不只是由上而下的運用影響力，還包括組織 科層體制的平行運作以及上下循環（Hargreaves & Fink, 2006）。Barnard 在 1968 年提到，領導不只是向下產生影響力，不限於管理的職位，而是流動性的可以由 組織成員來執行（Harris, 2008b）。是以 Thompson、Barnard 兩人都主張領導的功 能不只是集中在組織管理階層，不該僅由單一或少數領導者獨立進行，它應該交 由更多成員共同行使，領導作為不應該只是由上而下的發揮作用，而是一個可以 平行流動、上下循環的影響歷程。

Hollander 在 1970 年為了改善原有研究多只注意領導行為的缺失，特別強調領 導者與被領導者間關係的重要性，兩者間的交換歷程對於組織的表現與士氣具有 很大的影響（黃昆輝，1988）。此種主張強調了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的關係，並且 把領導者和被領導者的交易互動歷程，納入領導與組織效能的研究範圍中，提升 了被領導者在領導歷程中的重要性。

Tannebaum 和 Schimidt 於 1973 年提出「領導行為連續理論」（a leadership continuum），認為校長的領導行為是一種連續性的概念，只是在「以校長為中心」

和「以教師為中心」這兩端間程度有所差別而已。愈朝向以校長為中心的領導愈 趨向權威式領導，偏向以教師為中心的領導則傾向民主式領導（黃昆輝，1988）。

此一理論指出教師不只是被領導者，他們可以參與領導活動，可以在界定的範圍 裡自行作決定。而且它將領導行為看成一個連續體，指出學校領導模式很少是極 端的完全校長中心式或是完全教師中心式，而是分布在學校組織中，只是成員參 與程度有所差別而已。這種觀念提醒學校領導研究者，不僅要關心主要領導者的 作為與領導成效，還應該注意領導連續體內決定權的分配與變化。

20 世紀 80 年代以後，隨著國際政治環境轉變，共產勢力消退民主國家成為主 流，再加上全球化經濟市場形成，資訊科技不斷創新，固然造就了便利的現代生 活，卻也帶來了巨大的績效責任壓力。就組織運作而言，不僅少數的領導者難以 獨自因應複雜的變化，而且組織成員對於決策參與的能力也不斷提升，現代化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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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運作必須進行轉型。是以，近來導引企業運作的組織理論中，亦有許多強調讓 更多成員參與組織領導與運作的主張。

張明輝（1999）整理 20 世紀 90 年代主要企業理論，歸納出共同願景、授權、

專業分工、團隊學習、資訊流通、參與管理、培養人才及彈性機動等共同特徵。

其中「共同願景」主張透過理性溝通與協商，凝聚員工共識，將其對組織發展的 不同期待與意見納入整體願景中；「授權」指必須適時以職位或專業作為分工及任 務分配的依據，才能真正提升組織效能；「參與管理」主張組織應讓成員具有正確 的認知和主動積極的態度，再配合適當的授權使成員均能參與變革任務。由上述 主張可以看出現代化組織，不只重視領導者領導能力的培養與發揮，也應該重視 整體成員的期待、意見、專業與能力，依據成員專業知能進行授權，鼓勵其參與 管理，藉此讓組織在變化快速的競爭環境中，持續運作發展。

因此，雖然英雄式的組織領導者因為職位重要、事蹟顯著，容易成為眾人傳 頌和學者研究的焦點，但是不論數千年前的中外經典，或是 20 世紀後的學者研 究，都指出少數領導者的能力、時間有其限制，無法承擔所有的領導責任。而且 進入知識經濟時代，組織成員專業知能不斷提升，已不願只是被動的聽命行事，

而有更多主動性以及自我實現的需求，若能透過個別詢問或團體互動的方式讓更 多成員參與決策，一方面承擔領導責任，另方面可以滿足與提升成員的內在動機。

再次，觀諸各種組織的實際運作歷程，亦可發現成員間不只是由上而下的產生作 用，也常平行、上下流動的相互影響，現今各種組織的領導模式已很少是極端的 絕對獨裁或完全民主，只是不同組織成員決策參與程度深淺不一而已。

綜合上述，學者因此提出「分布式領導」，主張應將領導功能分布在組織中，

讓更多成員有機會參與領導活動，以突破英雄式領導的限制，滿足知識經濟時代 的組織特性與成員需求。

貳、 分布式領導的理論

分布式領導建立在分布式認知、行動理論之基礎上（Harris, 2008a; Spillane, 2006），首先就分布式認知理論（distributed cognition）而言，它和著重探討個人內 在認知運作的傳統認知理論觀點不同，主張將認知當作一種分布的現象加以理 解，指出認知活動發生在認知主體和環境系統中，認知歷程包括訊息在各種媒介、

器物間轉換的歷程。因為意義理解必須考量其發生的情境，也就是說人的認知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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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不侷限在大腦的作用，它還受到人與人之間互動狀況，訊息內容、傳遞方式、

物質、文化、社會條件等各種因素的影響，必須在人與環境組成的整體系統中完 成。因此分布式認知理論主張認知不只分布在個體內，還包括個體間以及整體環 境中之媒介、符號、文化、社會和時間都會影響認知過程。因此，認知過程相關 的環境系統即是綜合上列各要素的複雜系統。（周國梅、傅小蘭，2002；鍾志賢、

張琦，2005；聶晶、孫繼偉，2009；Harris, 2006, 2008a; Hollan, Hutchins, & Kirsh, 2000;

張琦，2005；聶晶、孫繼偉，2009；Harris, 2006, 2008a; Hollan, Hutchins, & Kirsh,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