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制度環境的塑造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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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研究認為組織在地化實際上是一種動態過程，企業內部隨著時間的演變逐 漸增加在地員工的數量與管理層級。進一步將在地化視為一種決策過程，包含組 織制訂與執行策略的過程。從管理者立場為起點，藉由管理者對於外在環境的觀 察與個人的實際管理行為，研究透過管理者個人的寶貴經驗，探討宏觀企業在地 化制度的發展中，管理者個人的具體跨界治理行為。因此研究著重在說明管理者 身處異鄉接觸不同文化與制度環境中，制度與文化差異對個人的決策與商業行為 的影響。全球化時代中，制度環境的變遷明顯更為快速與劇烈，許多企業與國家 在十多年之間，面對完全不同的環境局勢。當制度環境變化時，受到衝擊的企業 與國家都是由人所組成的社會組織，而社會組織中的管理者與官員是組織行動的 決策者，整體制度環境變化的衝擊力將從組織滲透到個人層面。進一步聚焦在個 人層次，管理者或官員並非平凡人士，兩者都是組織中的菁英，所以行動和策略 能夠反向改變組織或國家的發展方向。本研究重視管理者角色的獨特性，引用角 色為分析理論。文獻回顧章節的布局如同描繪戲劇角色時所重視的：故事發生在 甚麼環境背景中、故事中有哪些角色人物、故事中角色採取甚麼行動。所以文獻 回顧將依序以制度環境的塑造力量；組織決策與管理者角色；策略性鑲嵌，此三 部分進行。
第一節 制度環境的塑造力量
在全球化時代下，跨國大公司似乎成為這一時代最重要的行動者。但是企業 組織真能夠隨心所欲而不受外在環境與其他行動者的影響?以美國政府這一重要 國家組織為探討出發點，對於美國政府在古巴危機中的決策，Allison（1999）提 出三種組織決策理念型模型，分別是理性行為模型、組織行為模型、政府政治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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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理性行為模型基於完全理性的思維，強調組織或政府如同個人一樣、是一個 完整的行動者。組織具有明確的目標與喜好、並且能夠基於理性判斷而選擇效益 最大化的手段達成最終目標；組織行為模型則是將組織與國家視為是一群團體組 成的鬆散集合體。組織的行動是根據內部訂定的作業標準流程，將外部輸入逐一 分解至各部門作業，其後各部門再將各自產出結合為最終決策行動；政府政治模 型不只視國家組織為鬆散集合體，更進一步將內部的團體與個人視為博弈競爭的 關係。彼此透過討價還價的過程、在權力競逐的利害權衡中完成組織與政府決 策。
事實上完全理性很早便受到挑戰，Simon（1999）提出有限理性概念，對於 完全理性進行批判。組織不是原子化的行動者，能夠不受內外眾多因素影響，無 法純粹依據理性與利益來行動。Simon 將組織視為一種人類群體內部的溝通與相 互關係模式，其中包含制定及執行決策的過程。此一模式為內部成員提供一些穩 定、可以理解的預期。如同社會學的角色體系一般，賦予組織內部成員根據他人 的角色位置不同而產生相應的行為理解與預期。此外、Simon 認為每項決策都同 時包含事實要素與價值要素兩類。因此決策實際同時包含描述性特質與規範性特 質，在描述決策如何影響未來狀態，還同時從眾多的可能性選項，選定其中一種 未來狀態較佳的意涵。而價值要素與規範特質反映出企業、個人或是任何個體對 於什麼是”好”、”應當”的價值評斷。決策的正確性並非是絕對不可質疑。事實上 正確性是相對性概念，是在眾多執行手段中進行選擇其中一種達成目標。此外受 到備選方案有無、時間資源約束、決策判斷所需的知識多寡、個人的認知能力與 習慣、群體互動的複雜性等等現實面因素，不但限制決策的正確性，並且衝擊決 策背後價值觀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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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March and Heath（1994）區分出兩種邏輯思維，一個是基於理性主義 的結果性邏輯（The Logic of Consequences）；另一種則是適當性邏輯（The logic of appropriateness）。結果性邏輯是根據利弊權衡過程，經過理性的成本與利害分析 後，基於結果最佳化思維所做出的理性判斷；相反地，適當性邏輯則是依據情境 和規則模式，角色的責任與權利引導做出決策。其中決策者受到自身環境與制度、
個人多重身分和社會關係，以及當時情境局勢，基於上述多重因素影響下做出決 定。結果性邏輯延續理性主義的思維所形成的模型，但在有限理性的挑戰下，實 際上很難根據利弊分析後做出決定。適當性邏輯考慮制度環境、多重行動者、短 暫臨時的情境因素，做出適當、符合身分與環境的決策，這和理性思維的結果性 邏輯有很大的不同。此外適當性邏輯則是嘗試從決策角度提出因應環境、行動者 關係和臨時情境下所做出的個體行動。對於企業管理者而言，企業決策並非能夠 以完全理性的過程進行決策，事實上許多情況必須選擇目前可行、符合情境角色 的決策選項。個人角色的差異將進一步影響決策選項的變化。形成多元差異的決 策結果。
組織社會學中的新制度主義認為組織結構與行動都受到外部環境與行動者 的影響。Meyer 和 Rowan（1977）認為制度環境如同一種理性神話，當此一神 話獲得多數人認同時，將向外擴散進而影響組織受到神話的規範力量影響而漸趨 相似。DiMaggio 和 Powell（1983）認為外在制度環境將形塑組織的趨同化發展，
並提出了制度環境的三種影響機制：強制性同形、模仿性同形、規範性同形。強 制性同形基於外部環境所施加的壓力，例如國家法規；模仿性同形基於不確定性 所造成的影響，例如複製市場上成功的模式；規範性同形則是基於共享意義與認 知，例如專業化與員工篩選都是透過灌輸共享觀念與思維的方式，符合特定的角 色期待所應具備的特質與行為；藉由新制度主義的觀點，能夠應用到許多不同組 織環境進行觀察，觀察外在環境形塑組織的具體變遷過程，例如美國藝術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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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專業化（Powell and DiMaggio 1991）、東亞國家之間的制度同形現象（Powell and DiMaggio 1991）。其中，管理者身為子公司代理人的獨特身分，讓外部環境的力 量不只反映在組織行動上，同時也影響管理者如何認知外部環境的影響。事實上，
當管理者知覺到外部環境對組織已造成影響時，將引導組織採取進一步作為以應 對環境衝擊。
藉由不同制度環境的比較分析，能夠凸顯出組織受制度環境的影響程度。而 不同制度環境所造成的差異可進一步細分為兩類：一種是不同制度環境的差異，
另一種是不同時間點的差異。Dobbin（1994）認為美國、英國與德國三國制度環 境背景的差異是造成三國鐵路政策差異的主要原因。在大蕭條時期美國、英國與 法國所採取的產業政策差異也是受到各國國內社會制度環境的影響而出現差異
（Dobbin 1993）。在中國的案例中，李靜君（Lee 1995,1998）發現在深圳與香港 的兩家工廠，即使屬於同一家企業、同一個經營團隊管理、甚至是相同的勞動分 工，卻呈現兩種截然不同的勞動過程與生產政治，香港屬於家庭式霸權（familial hegemonic）、深圳屬於地方（老鄉）專制主義（localistic despotism）。李靜君從 社會環境探討微觀的勞動關係差異，認為香港與深圳兩地的勞動力市場結構不同，
香港多為已婚女性，管理者透過家庭概念的意識形態進行員工控制；深圳多為離 鄉背井的年輕女工，依賴於老鄉關係的同鄉網絡尋找工作與生活協助，因此形成 基於老鄉、同鄉的地方專制主義。
另一方面，縱向不同時間點比較呈現時代趨勢變化的影響。Fligstein（1991）
發現在二十世紀初期的美國大公司多部門結構的出現、企業控制概念的轉型
（Fligstein 2001a）都是組織受到外部制度環境變化所產生的結果。政府透過制定 法令的方式塑造或是重構制度環境影響企業活動。對於企業而言，政府具有相當 重要的影響力，透過制定法規的方式直接影響企業運作，此外各種經濟政策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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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政策都將促進社會結構的轉變，連帶影響企業的發展策略與人力資源，形成間 接的影響力。例如美國社會中，1964 年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及後 續其他法案通過，法案之中重視人權、平等與禁止歧視和隔離的觀念，促成企業 內部勞動力市場的變化（Dobbin et al. 1993），以及人力資源部門的出現和轉型
（Dobbin et al. 1998）。制度環境的變遷中，政府的影響力具有獨特的地位，成為 觀察外派管理者時必須特別予以關注的制度力量來源。
總結而言，組織完全理性概念早已受到多方研究的抨擊，完全理性的組織實 際上並不存在。Allison 對於美國政府的研究便指出完全理性行為模型已過時，
March 則是提出基於情境、規則與角色的適當性邏輯，而 Simon 的有限理性觀念 認為理性就是要用評價行為後果的某個價值系統，去選擇令人滿意的備選行為方 案。此種理性觀點批評傳統經濟人的完全理性觀點，成為與 Meyer 和 Rowan
（1977）、DiMaggio 和 Powell（1983）等等眾多制度論研究對話的基礎。對全球 化時代中的管理者而言，同時面對不同國家文化環境的差異，隨著經商時間拉長，
制度環境變化也隨之產生。跨國管理實際上面對不同制度環境差異、制度環境演
制度環境變化也隨之產生。跨國管理實際上面對不同制度環境差異、制度環境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