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研究背景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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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兩家台商員工組成比較表 例子 資料年度 外派台幹 總員工人數 主因
B 企業 2011 約 35 人 2000 多人 企業規模成長、台幹人數減少。
2015 約 10 人 2700 多人
C 企業 2011 約 30 人 2000 多人 企業規模成長幅度大於台幹人 數增長幅度。
2015 約 40 人 3000 多人
表一藉由實際案例、具體呈現台灣半導體廠商的在地化現況，而企業組織是 由人所組成，外在環境與企業發生變化時，身為組織代表的管理者如何與環境變 遷互動?此外管理者不只代表企業，也具有個人自我人生目標，因此個人角色又 是如何影響外派人員在變化社會中的生存之道?事實上、全球化現象持續深化，
在國際間進行跨國流動的人士逐漸多元化，資本家、勞工、觀光客等等人士都成 為進行國際移動的主力之一。從田野訪問經驗中察覺外派管理者或高階台幹時而 從資本家角度思考企業營利的重要性、時而從勞工角度探討工作生活的變化、同 時也對離鄉背井的職涯敘述自身感受。這群外派人員起因於企業、資本的國際流 動，反而兼具資本家、勞工與移民的部分特性，多重複雜特質難以單純進行分類、
卻同時處於經濟社會學、組織社會學和移民研究的核心。因此本研究試圖探討半 導體廠商與外派人員的在地化現象，進而思考這群外派人員在現有社會學研究文 獻的地位。
第二節 研究背景與問題
半導體產業在規模與產值方面作為台灣最重要的產業之一，隨著組織大幅成 長，企業進行跨國發展與佈局的現象已是全球化時代中常見的趨勢。但進行跨國 發展勢必面對不同地區國家在制度與文化上的差異，並且當企業海外子公司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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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時，如何進行在地化策略進而深入掌握不同區域市場的脈動，同時必須避免 在地化所帶來的各種風險，已成為跨國發展的重大議題。以下將以台商研究、台 灣半導體產業研究做為整理研究背景的軸線。
一、 台商跨界研究的觀點
台灣企業進行全球布局、跨國生產早已有幾十年的歷史，台商研究累積不少 在地化的研究成果。台灣的全球化實際上是一種生產基地的外移過程（周素卿、
陳東升 2002），並造就台灣大型廠商規模的持續成長。本質上仍然是以後進者的 角色活躍於全球商品鏈之中，並未改變台灣後進者的角色位置，此種類型全球化 主要依賴於生產成本有效控制。生產成本因素成為台商布局的重要考量。追本溯 源，台商進行全球化的原因主要是台灣本國生產成本大幅上漲，被迫將生產基地 外移到成本低廉的東南亞、中國地區，被認為是一種防禦性的對外投資（defensive FDI）（Chen 1998，引自周素卿、陳東升 2002）、或被動的國際化（passive internationalization）（Jou et al. 2001，引自周素卿、陳東升 2002）。換言之，台 商的全球化布局並非是主動積極的策略手段，反倒是順應環境變遷產生的營運成 本上升因素所採取的跨國移動。以具體形象方式來描述台商全球化，似乎台商內 部除了因為成長而全球布局以外，許多台商是為避免倒閉而進行”跨國搬遷”。
台商進行跨國投資，隨著企業營運日益成熟，為了因應生產規模的持續擴大，
逐漸增加新僱員工數量。原有少數台灣員工已無法掌控大型企業，台商將面對招 募大量當地或第三地員工的問題，在地化問題因而加劇。在組織層級方面，台商 企業並未隨著規模成長而轉型為大型垂直整合企業（周素卿、陳東升 2002），台 商之間仍然藉由協力網絡作為台商群體共同應對不同制度環境的主要模式。在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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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內部，台商企業的生產過程和人力資源管理呈現族群分工的現象（龔怡君 2005）。移民研究中的族群資源，並非是台商實際跨國營運中能夠有效獲取並運 用的社會資源（龔宜君、蕭新煌 2002）。台商在東南亞的經驗顯示出既使同為華 人、共享中華文化思維，但彼此之間仍有許多觀念差異與問題。龔怡君（2005）
發現東南亞台商企業內部的管理階層劃分和族群差異相同。企業內部階層為高層 以台灣人、留台華人，其次中階以中國人、當地華人，最後基層員工以東南亞國 家當地或第三國族群為主。而管理階層的族群分工現象的出現，龔怡君認為主因 在於文化差異所造成的溝通與互動困難。相反地，台商根據在生產過程中接觸互 動的經驗，以及互動所建立的關係鑲嵌，（龔宜君 2005；蕭新煌、王宏仁 2002），
反而成為台商跨國營運時最為依賴的資源。留台生具有的台灣經驗、陸幹具有的 台灣公司經驗，對台商而言才是最為重視的關鍵，並非單純同族群文化資源。
總結而言，台商作為企業主的主導身分，企業營運倚賴熟悉台灣文化的台幹、
留台華人為主，後續由熟悉在地文化的華人與其他族群互動。此外隨著文化差異 的增加，同時企業營運的階層地位遞減。換言之，國際企業內部面臨不同文化的 衝突，在台商企業內部成為生產與管理階層族群分化的依據之一。管理階層的族 群分工現象如同以自身為主，向外逐漸容忍文化差異程度的增加，以及降低直接 互動的可能性。台商企業內部管理階層的族群分工現象，是基於文化差異所造成。
越需要親近互動而無法接受文化差異所產生的溝通困難；相反地，疏離關係降低 文化差異的族群溝通問題。藉由空間概念做為比喻，台商在地化趨勢並未拉近台 商與東南亞在地員工之間的”社會距離”。彼此同在工廠中工作，在日常生活中有 所接觸，表面”物理距離”很近。但是彼此在社會互動缺乏許多深化關係的互動，
雙方社會距離並未因物理距離拉近而減少，呈現近（物理距離）而不親（社會距 離）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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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投資環境從東南亞轉移至中國，台商企業群聚現象也出現在中國環境之 中。許多研究聚焦在台商群聚現象的原因，與所產生的結果。台商在中國呈現群 聚的現象除了受到成本考量、地方政府作為、政策優惠影響之外（吳翰有 2001），
台商類似於移民經濟研究中族群聚集的現象（Light and Gold 2000），企業經營所 需的資源透過同族群團體提供，或是從同族群團體中獲取協助。高度依賴在台灣 已成形的協力生產網絡，作為中國投資重要夥伴。台商原有協力網絡所累積的信 任、中國本土與台灣廠商技術能力差距過大（陳明祺 2005；耿曙、林佳煌 2008），
台商注重國際市場藉由全球商品鏈模式，與國外合作廠商形成跨國網絡，形成區 域分工跨國生產（楊友仁 2007），都成為限制與當地企業建立合作關係的可能。
形成”空中堡壘”（陳明祺 2005）或是”登堂未入室” （耿曙、林佳煌 2008）
的封閉協力網絡與企業群聚的飛地經濟現象。群聚現象也可能是企業間互相學習 的結果，是一種制度同形的過程（王信賢 2004）。由於群聚效應的明顯優勢結果
（薛富井、顏怡音 2007；賴玟伶 2008），對比散居中國各地企業的虧損現象，台 資企業逐漸形成聚集發展的特色，並透過集結產生群體力量與政府進行更有力的 談判（王信賢 2004）。但企業協力網絡遷移過程並非所有協力廠都跟隨遷移；此 外群聚現象提供其他潛在合作廠商資訊；而協力網絡並非正式契約，依賴私人信 任聯繫，受到環境變遷影響，企業為求生存而重構合作關係（張家銘 2006）。台 商重視過往合作關係限制後續發展（陳明祺 2005）。
總結上述學者研究，這些研究認為台商形成內部過度鑲嵌（過度社會化），
外部低度鑲嵌（孤立）的現象，藉由與台資企業結合力量來應對中國市場的複雜 與不確定性。卻又同時受到劇烈經濟波動所造成的總體環境變遷，為求生存而被 迫改變合作策略。台商內部之間過往的合作經驗，成為台商應對不同國家環境時 的主要借鏡，呈現東南亞與中國經驗的相似性。但不同產業之間的發展經驗有所 落差，當此一模式轉換至半導體產業時，是否將呈現出半導體產業的發展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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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產業過往歷史是否形塑未來產業的發展模式?根據新近的台商研究成果，
台商在中國似乎有部分企業呈現在地化趨勢。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國在近十 幾年中的整體變化相當劇烈，以往低廉人力、土地等等營運成本優勢早已消逝。
沿海地區各項成本大幅上漲，因而刺激台商進行再次遷移（Cheng 2014；Deng 2014），但是再次遷移的過程中，並非所有台商皆遷移（Cheng 2014）。而台商不 願再次移動的現象，實質上反映部分台商已在地化的趨勢；既使台商願意再次移 動，進一步移往中國更內陸省分，也將面臨與過往經驗不同的環境與趨勢，進而 展現出與台灣移往中國沿海地區的不同模式。過往沿海地區多數員工來自內陸省 分，必須離鄉背井而缺乏外在社會資源，但當企業移往內陸人口大省，此時員工 多為在地人並具有個人外在社會資源，並不依賴完全台商企業，員工往往將個人 習慣帶進工作中，而企業政策必須與當地社會文化相融合。兩者如果存在衝突，
將造成企業政策成效打折扣，因此當地社會文化對於台商企業的影響將遠比過往 台商在沿海時期更為深刻（Deng 2014）。另外、中國多年經濟成長造成營運成本 的提高，刺激部分台商再次外移。多年經濟成長卻同時提升中國人民消費力量，
因而消費性電子產品，例如手機逐漸成為重要的消費商品。而中國電子產品消費
因而消費性電子產品，例如手機逐漸成為重要的消費商品。而中國電子產品消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