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最新經世文編》的出版背景
第二節 制舉用書與出版現代化
晚清時期，清廷以科舉功名作為誘因，希望達成「私家造就，不由學堂 即由科舉」的企望，事實上這個目標還必須要有足夠的資源相配合，讓人們 能自修西學才能達成。不過當時即便是官方自己對西學的認識也相當有限，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在改制時，對於各國政治藝學考試的部份，官方僅表示「士 子講述時務肄習有素者，自可各抒底蘊」，而並未再加列參考書目，顯示出
54 〈論科舉改章之未善〉（論說），《中外日報》，1902.8.3。
55 徐郙，〈順天鄉試錄序〉，《順天鄉試錄》，光緒癸卯恩科，光緒29年，頁1-3。轉引
他們預期考生能自行從既有的出版品裡攝取到相關的知識內容56
制舉出版品泛指任何與準備科舉相關的參考書籍。它的種類甚多，狹義 而言，專指與考科有直接關連的書籍，例如與四書五經有關的節本、八股時 文的選本、古文的選本、闈墨與範文類編、翰林館課等等，主要是為了提供 考生記誦與臨摹的便利；廣義而言，泛指任何有助於應考內涵的書籍，例如 諸子彙編、通史與各種類書，這種出版品主要針對的是策論的考試，內容與 經義絕不干涉，但是有助於增加考生的學識修養，進一步在策論考試上反映 出來自己的深度。
，這就使得 這段時期出版品的產出、內容的演變，成為值得探討的問題。一般研究討論 會將焦點鎖定在為數眾多的譯書、報刊雜誌，以及規制化的新式教科書──
尤其後者旨在結合國民教育，更被預期對社會上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然而 新式教科書大致上是在科舉廢除之後，因應新式學堂教學的需要而引入的，
在此之前，士子若要準備新制的科舉考試並沒有定本可依循，是故歸納新政 時期對士人影響較大的出版品，大概就是坊間出版的專書譯本、雜誌報刊，
以及依此纂輯出版的制舉用書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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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劉龍心，〈從科舉到學堂〉，《近史所集刊》，註25，頁111。
這類出版品的由來已久，論其影響力也頗為普及，不過
56 劉龍心，〈從科舉到學堂──策論與晚清的知識轉型（1901-1905）〉，頁112-113。
57 本分類參考沈俊平，《舉業津梁：明中葉以後坊刻制舉用書的生產與流通》（臺
它的存在一直有爭議。首先這類書籍往往追求速效，看過即丟，所以不被認 為有留存的價值，「藏書家不重，目錄學不講，圖書館不收」。58再者，為了 顧及讀者誦讀的便利性，編者在整理過程中會將選擇內容自原脈絡中剝離，
如此並不能提供讀者完整的學問與道理，如此去應試，則使得政府無法測驗 出應試者的真才實學，宛如作弊，例如薛福成所載的誇張例子，「前歲中式
舉人徐景春，至不知公羊傳為何書，貽笑海內，乃為明鑒。」59是故政府往 往試圖對制舉書籍加以規範，宋代便曾經明令禁止該類書籍的印行，或者是 要求對該種出版品進行審查60
但是制舉出版品是不可能禁絕的。由於富利潤，書坊可以換個書名、換 湯不換藥的繼續印刷；由於出版品眾多，官方也不可能逐本審查，也因此對 於這類書籍的禁令往往不了了之。何況這種出版品從正面的角度來說，也還 具有教學的功能：因為要寫出好文章前必須多加閱讀名家典範，各類選文的
，明清亦然，清代禁刻時文、表策和經史節本 的禁令，從清初到19世紀前期都還一直不斷重申，都是為了希望禁絕投機的 學習行為。
北：學生書局，2009）。
58 商衍鎏，《清代科舉考試述略》（臺北：文海，1975），頁243-248。
59 薛福成，〈治平六策〉，收錄於葛士濬編《皇朝經世文續編》（臺北：文海出版社），
卷12，頁6A。
60 劉祥光，〈印刷與考試：宋代考試用參考書初探〉，《政大歷史學報》，vol.17（臺
編纂提供士子很方便的閱讀管道，有利於寫作能力的自修。更不必說制舉書 籍的編者有時不乏學識之士，他們從另一個角度出發，希望人們在科舉考試
的驅力之下，能夠透過閱讀他們所編的書籍而攝取到該有的知識與觀念。61所 以基於種種原因，清廷在1736年便逐漸放行了坊間刻文之禁，不但帶頭令頗 有文名的學士方苞主持選文與出版，甚至開放民間書坊自行刻印會試、鄉試 的墨卷，而不必等待禮部、翰林院的審訂。62
也因為長久以來對於制舉用書的依賴心理，面對改制後的考科沒有定本 的情況下，士子們首先想到的閱讀資源依然是制舉用書。開明書店主人所留 下來的記錄指出：「其最多之多數，必問《通鑒輯覽》、《經世文編》，甚至或 問《子史精華》、《四書味根》、《五經備旨》者，此皆未脫八股詞章窠臼者，
為最下乘。其次則問《商榷》、《扎記》、《掌故彙編》、《九家古註》、《七經精 義》等書，是為舊學中已得門徑者，為次下乘。若購覓《朔方備乘》、《航海 圖經》及《泰西新史》、《政治藝學全書》等，則漸有新舊過渡思想，臨文時 此後坊間刻售科舉文字的風氣 便逐漸盛行，除了時文之外，經解、論策也無以不刻，從不少大家以擅於選 文而名於當世，亦可見一般。
北，2000），頁57-90。
61 劉祥光，〈印刷與考試：宋代考試用參考書初探〉，頁76-79。
62 王德昭，《清代的科舉制度》（臺北：香港中文大學，1982），頁319。
能解調查者，為中下乘。至講求公平法，詳考路礦，採訪學制，搜討兵政，
東西各書籍者，雖不外得第起見，然已預備得第後之進步，是為中乘。若考 察理化各科，工商諸業，殖民政策，建國主義者，其胸中已有成竹，特假文 場為發揮地，不繫心於得失者，是為上乘。至留心民約、社會、立憲、國法，
則其思想已臻極等，方針已有定向，行所欲行，止所欲止，是為更上乘。」63 而在這段資料中，我們同時也可以發現，面對新式考試時，制舉用書的種類 也大幅增加了。制舉用書再度應時而變，雖則內容新舊夾雜，但卻足供不同 程度士子的需要，儼然扮演著日後所謂教科書的角色。
二、出版業的現代化和文化角色
既然改制時期的制舉用書儼然是當時士子們自修的「教科書」，那這些 書籍是如何產出的，由於制舉書藉的生產與流動和出版者息息相關，我們得 先了解晚清出版業的發展狀況。
晚清時期的出版業在發展上經歷幾次大起大落，關鍵之一在於印刷技術 的改良，關鍵之二在於科舉制度的幾次改動。此處先論印刷技術的影響。雖 然中國人首先發明了活字印刷，但一直到晚清，刻版印刷都還是最主要的印
63 王維秦，〈汴梁賣書記〉，收錄於張仲民《出版與文化政治：晚清的「衛生」書籍
刷方式。製版需要木頭，刻版需要人力，印刷也需要人力，這就使得書店若 經營要成氣候，需要一定的資本支持才能維持下去。然而新式印刷術的傳入 改變了中國出版界的經營生態。1820、30年代，由於西方傳教士剛到中國時 無法進入內地傳教，為擴大傳教範圍，必須依靠出版品作為媒介，替他們傳 播基督宗教的理念。然而傳教士所擁有的經費也有限，他們於是必須找到最 經濟的印刷方式，使其能在不依賴華人的人力下產生最多的印刷品，進一步 擴大基督宗教進入內地的可能性與影響力。傳教士們想到的辦法便是開始鑄 造中文活字模，同時使用獸力取代人力作為動力來源。中國人隨後便注意到 這種經濟的印刷方式，1860年代較開明的士紳們便將之引入使用。64
研究》，附錄四（上海：上海書店，2009），頁325。
1870年 代後期，更便利的石印技術自歐洲傳入。石印技術具有幾個優點，讓它迅速 征服了中國的出版界：首先，石印的製版是用筆蘸化學藥劑直接蝕刻在特製 的石版上，這省掉了揀字模的人力，讓製版變得簡單。再者，過去木刻板印 刷太多次之後，木頭便會軟化而使得文字變得模糊不清，石板不如木刻板來 得容易耗損，製版又比木刻雕板來得容易，當它隨後結合了照相技術時，更 是能夠簡單複印出和原作相同的印版，而不必想辦法取得原雕版，也不必依
64 林歐彥、黃文江主編，《王韜與西方世界》（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0），頁 301-310。
賴工匠複刻雕版。這些都讓複印成為簡單的事，並且讓印刷成本可以盡量壓 低，大幅減少出版書籍所需要的成本。是故石印術不只帶來技術上的革新，
還帶動了中國出版界在營運上的巨大變化，它讓一般知識份子只要負擔得起 器械費用，就能自己獨立從事出版，另外也促成了上海小型書局林立的盛況。
關於晚清上海小型書局的詳細資料並不多，張仲民曾做過統計，認為這
種私營書坊在當時可多至四百多家65。它們不像商務印書館、廣智書局那些 晚清有名的出版商那樣留有許多相關資料，很多時候甚至只是在報刊廣告上 出現的一個名字，後來的人無從了解它們的營運狀況，也無從了解他們的營 運方式。不過透過自行編纂、出版《最新經世文編》的寶善齋書莊留下的蛛 絲馬跡，我們大概能推測這類小書局當年的狀況。寶善齋書莊坐落在當時私 營書坊最密集的上海棋盤街66，現今沒有資料可以了解內部人事運作狀 況67
65 張仲民便曾經利用各類書目資料，統計出晚清上海總共有421家書局。參見張仲民
〈晚清上海書局名錄〉，收錄於《出版與文化政治：晚清的「衛生」書籍研究》，
附錄三（上海：上海書店，2009），頁321-324。
，周振鶴蒐集到的書目廣告顯示寶善齋書莊的主要業務乃是出版時務書
66 寶善齋書局的地址可見周振鶴編，《晚清營業書目》（上海市：上海書店，2005），
頁503。
67 署名於內頁的「寶善齋主人」真實姓名不明，唯一能夠確定的是，他與《最新經 世文編》封面署名的鄒王賓並非同人。鄒王賓，字鳳威，一字慕飛，又號琴劍山
67 署名於內頁的「寶善齋主人」真實姓名不明，唯一能夠確定的是，他與《最新經 世文編》封面署名的鄒王賓並非同人。鄒王賓，字鳳威，一字慕飛，又號琴劍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