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來思想資源的影響

經世文編的編者乃是將文章作為他「創作」的材料，而文章當中所涵括 的知識內容也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皇朝經世文編》反映出，清中葉時 的知識份子主要是透過閱讀經典、了解歷史、憑依個人經驗、理性推論與諮 詢討論等種種方式來取得知識、了解世界，而時人接觸的資源當中，來自於 中國本土的資源才是主要的思想構成內容。¹⁵¹至於西方的思想資源，雖然從

19世紀開始，傳教士們為了打入中國以傳教，在南洋及中國東南沿海建立據 點，印刷了許多以華人為預設對象的出版品，從1811年從馬禮遜在1811年於 廣州出版了第一本中文西書開始，到1842年為止，三十年來活動在東南亞的 傳教士共出版了中文書籍和刊物138種，當中除了傳教書籍之外，還包括了 許多介紹世界歷史、地理、政治與經濟等等內容的書籍¹⁵²，但是這些出版品 並沒有直接進入中國士人的視野。《皇朝經世文編》裡面並非沒有與外國相 關的知識，但是那些內容很少，同時也是最不重要的部份。¹⁵³

151 黃克武，〈皇朝經世文編當中「學術」與「治體」的討論〉，頁64-76。

不過到了晚清，

在《最新經世文編》收錄的文本內容當中，我們可以發現狀況有了極大的轉 變，時人的知識來源在此時已經大幅度的依賴外來的資源。從微不足道，到

152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頁7-15。

佔有一席之地，西學花費了超過半個世紀以上的時間才被中國人所接受，箇 中原因，論者常歸咎於時人的麻木不仁，或認為他們對於中國的敗戰無動於 衷，或認為他們對於西學的刺激毫不在意，這些說法，顯然是頗為後見之明 的看法，如果將當時的一些社會條件與心理因素考慮進去，便會發現中國接 受西學的速度之所以緩慢，還有許多值得我們再深入探討的地方。

撇開《皇朝經世文編》不談，《四州志》、《海國圖誌》、《瀛寰誌略》等 書籍的編纂，顯示出清中葉的士人們並非對西學的影響毫無所感。如果說 1839年的《四州志》乃是林則徐為他所辦理的外國事務而刻意編譯的作品，

不足以體現中國士人對於西學的接觸情形與接受度，那以《海國圖志》為例，

這部出版於1843年的著作當中，收錄了華人著作18種，西人著作8種，另外 還有澳門月報、粵東奏摺、時人的海防相關論著及中外書籍筆記等八十餘 種、地圖七十餘幀、模型圖八十餘幅¹⁵⁴

153 黃克武，〈皇朝經世文編當中「學術」與「治體」的討論〉，頁64-76。

，也可算是總結了當時士人所能接受 到的西學內容了。此書的編纂反映出魏源在經歷過鴉片戰爭之後，關注的經 世重點有所改變，與林則徐交好的他，一併在此役中體會到西方是過去經世 議題裡忽視的對象，此關懷與今文學派的西北史地研究相結合，展現出魏源

154 王家儉，《魏源對西方的認識其及海防思想》（臺北市：臺大文學院，1964），頁 48-49。

希望藉由擴張地理知識，以使人們注意到經世方向的調整，從而找尋新的經

世之路的用心。¹⁵⁵魏源的用心，時人並非無動於衷。在1843年出版之後，《海 國圖志》在1847年、1852年又相繼再版，並且卷數也有所擴增。另外，他在 1842年出版的《聖武記》、1853年出版的《夷艦入寇記》也是短短數年間就 有了二、三版的印刷，這些成績都反映有一定數量的群體受到影響。¹⁵⁶倘若 考慮到當時的印刷技術，我們甚至可以推算出可能的讀者數量：彼時西式的 印刷技術還不盛行，猶以木刻為主。木刻印刷由於材質問題，一次大約能印 200本，再多的話，字體便會因為木頭膨脹而模糊不清。直至1850年代，《海 國圖志》印了三版¹⁵⁷、《聖武記》印了三版，《夷艦入寇記》一版，魏源在鴉 片戰爭後出版的著作大概印刷有一千四百多部，這還是不考慮被盜版的狀 況。¹⁵⁸

155 彭明輝，〈外國史地引介與晚清史學〉，《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17（2000）， 頁197-228。

另外，在開放五口通商之後，傳教士在中國本土有了據點，墨海書館 和華花聖經書房等等在1843-1860年不到20年的時間內出版了西書434種，包

156 王家儉，《魏源對西方的認識及海防思想》，頁145-147。

157 關於《海國圖志》的可能影響人數，可參考閭小波的《近代中國民主觀念之生 成與流變：一項觀念史的考察》（南京市：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頁128。不 過閭小波是考察《海國圖志》歷來的出版狀況，而該書的另一個出版高峰期是在 甲午戰爭之後，晚於此處所欲討論的時間點（鴉片戰爭至英法聯軍之間），故只 計算前三版的數量。

158 例如《夷艦入寇記》在當時曾經被改動成其他名稱出版流傳，這部份便超出能

含了宗教、天文、地理、數學、醫學、歷史和經濟等領域。¹⁵⁹

但是觀察張鵬飛在1849年出版的《皇朝經世文編補》，時為《皇朝經世 文編》編就過後的23年，同時也是鴉片戰爭之後的十年之後，在《皇朝經世 文編》既有的內涵之上，於各綱目下增補文章，卻不見與外國相關的著作內 容，顯然接觸西學的只是少數人，他們和經世文編所訴求的對象幾乎是分開 的。這除了顯示出時人普遍對西學無所感知之外，與魏源和傳教士的例子相 對比，還可以分為幾個不同的方向討論，首先是時人有多少機會接觸到西 學？他們是極容易接觸到西學資源卻視而不見，還是說實際上西學資源並沒 有進入他們的視野？即使考慮到時人的閱讀習慣，一本書所意味的往往不只 是對個別讀者的影響，而往往還透過其人際圈擴散出去，如此估算出來的受 影響群體在全體中國人裡依舊只能算是少數。更不必說地域之間的隔閡阻擋 了資訊與知識的傳播，開港城市之外的地區幾乎不可能得到那些書籍，就算 輸入中國的西學在數量上逐年增加，在中國的閱讀市場中，它畢竟還只是涓 滴細流，遠不如西方加諸經濟層面的影響力。

這些都顯示出 當時中國對於西學相關的出版品有一定的市場。

技術的限制與交通不便是不利於西學傳播的原因之一，時人對傳播進中

夠估算的範圍了。

國的西學內容接受度如何，則是另一個關鍵問題，假如西學和中學之間沒有 對接點，那麼西學想要廣為流傳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皇朝經世文編》的 風行，開啟清中葉以降的經世風潮，有經世意識的人變多，經世文編甚至有 續編的編纂，即是因為它呼應了時人經世的想望，所以當時的中國人並非對 於環境毫無所感，只是他們所認定的經世之學裡，西學並不在其中。雖然魏 源的著作倡「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給了中學和西學一個名為「洋務」的對 接點，但是流傳還不普及，更不必說當時傳教士做為主要的西學提供對象，

他們傳播的西學內容大多是對西方的籠統介紹，旨在頌揚西方文明的科學與 進步¹⁶⁰

洋務這個中西學的對接點被重視則是1860年代自強運動之後的事了，又 經過一番醞釀才展現在經世文編上。首先是1882年饒玉成的《皇朝經世文新 編》指出「洋務為千古創局，前編略而不詳，近日有志經世之士，類皆於此

，這類內容顯然和士人們關心的經世重點相差甚遠。當西學沒辦法跟 中國傳統思想當中的重要命題互相連繫，能夠闡明箇中關聯的思想家又影響 有限，中國士人也就表現的漠然，因為對他們來說，西學資源是沒有意義、

看不出價值的，《海國圖志》與寰瀛搜奇等書的意義相差幾希。

159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頁7-15。

160 參見柯文，〈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傳教活動及其影響〉，收錄於費正清主編的《劍 橋中國晚清史》，上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頁625。

力肆講求，茲編于臣工之奏章，私家之著述，凡有涉海防、通商事宜皆為采 入，冀為留心時之一助。」¹⁶¹顯示出經過長久的醞釀，洋務已經被普遍認為 是經世的要項，而得到相對應的對待。葛士濬在1888年出版的經世文編，更 顯示出西學有相當程度的積累，首先是洋務的內容足以被獨立出來成為一 綱，另外內部也收錄了外籍人士的議論，顯示出西學與中學之間有越來越多 的交集點。中西交集點的擴張不只是因為洋務的經世重要性被肯定，也由於 此時傳入的西學內容有所改變，一方面，清政府內部自強運動推行的過程當 中，政府建立的上海江南製造局翻譯館、京師同文館、天津機器局等等機構 往往有附設的翻譯，用以引入軍事、外交等領域的西學，據小野川秀美的分 析，軍事、外交為主的「洋務」幾乎就是當時中國人認定的西學範疇的全部。

另一方面，1860年的英法聯軍之後簽定條約，對外開放的口岸增加，西人得 以在中國本土居住、旅行、經商，傳播西學的管道也就更多元，例如他們開 辦了學校以招徠華人，建立更多的出版機構，也開辦了很多以中國人為預設 讀者的報刊，1864-1890年間流通的中外報刊便計有兩百多種，佔同時期中國 報刊的80%¹⁶²

161 饒玉成，《皇朝經世文新編》，〈例言六則〉。

，這些刊物當中，西方人不只是介紹自己的文明，也發表了許 多對中國現狀的觀察與議論，等同於以各種形式參與了對中國現狀的討論。

於中國人而言，這些資源構成了中國士人窺看中國自身的外部之鏡，也頗切 合經世的主題，自然也該是收錄的對象，這一點在往後的經世文編當中一直 都很明顯，外報始終是後期經世文編的重要採用資源，在在顯示出外籍人士

於中國人而言，這些資源構成了中國士人窺看中國自身的外部之鏡，也頗切 合經世的主題，自然也該是收錄的對象，這一點在往後的經世文編當中一直 都很明顯，外報始終是後期經世文編的重要採用資源，在在顯示出外籍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