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回顧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回顧
過去在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影響之下，中國社會被分成 傳統（tradition）和現代（modern）兩個時期，然而傳統與現代之間，是否 真如理論所言是對立與互斥的，一直是人們關心的問題。五四典範（paradigm）
和革命論述（discourse）的主導之下，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斷裂性看似無庸置 疑，卻有越來越多人指出兩個時期之間通同的部份更多。等到1960年代，後 現代主義開始興起，這波從文學研究領域掀起的省思與檢討，使人們回頭檢 視西方現代化理論在中國歷史研究上的應用問題，例如1984年柯文（Paul Cohen ） 的 《 在 中 國 發 現 歷 史 》（ Discovery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1、1989年溝口雄三的《作為方 法的中國》（《方法としての中国》）2、1994年黃宗智的《中國研究的規範認 識危機》3
1 Paul Cohen, Discovery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等等，都是針對過去現代化理論用於中國史研究的反省。他們不約 而同指出，過去的理論奠基於西方中心觀，以致於中國史研究重點集中在探
2 溝口雄三，《方法としての中国》（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89）。
究中國為何不是下一個西方，但事實上，這樣的研究角度忽略了中國所具有 的主體性，忽略了中國在遭遇到西方的影響時，並不是完全被動的接受者，
而是同時經歷了一段主動轉化和吸收的歷程。
這樣的看法呼應了連續論者的主張，同時也成為現今中國史研究的主流 觀點，從而帶動了對「傳統時期」中國的重新評估，晚清史研究可謂箇中典 型。受到過往的革命史觀影響，晚清的歷史評價以負評居多，它向來被視作 是一個沉疴難起的帝國，在外來衝擊之下，由於施為無效而走向覆滅的過 程。然而越來越多研究指出，當時的中國社會在各方面都蓄積著不可忽視的 活力，即使這些並不能阻止政權的更替，卻毫無疑問是奠基中國現代化的重 要基礎，例如任達（Douglas R. Reynolds）便指出在晚清庚子新政過後，政 府體制、軍隊、法政、教育到產業政策等制度體系與先前截然兩分，已開始 了現代化的腳步。4
3 黃宗智，《中國研究的規範認識危機》（美國：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
思想方面，張灝則指出從1895年開始，中國思想界便逐漸 展開了思想轉型，期間傳統的價值體系逐步解紐，並出現了文化取向上的危 機；另一方面，新的思想資源也在此時進入中國，並促成了新的思想論域
（intellectual discourse）出現，而這波思想上從傳統到現代的過渡約在1925
4 Douglas R. Reynolds, China, 1898-1912, 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 (Massachusett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3).
年左右完成，整個轉型時間橫跨晚清到民國。5此處，思想轉型時期的現象更 說明了晚清時社會所蘊藏的活力，不同於器物制度轉型有政府的主導，晚清 這一波思想轉型的動力來自於民間的自發──1895年甲午戰爭之後，有感於 時局的士人們（或是當時逐漸成形的現代知識階層）有的自辦報刊雜誌，有 的自辦新式學校，又或是透過共組學會，來傳播思想，甚至共聚講學、論政。
由於能夠善用新型態的制度性傳播媒介，讓士人們縱使掌握資源不及官方，
卻依舊能造成偌大影響力6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晚清時期梁啟超《新民叢報》、嚴復的譯著，
又或者各種新式報刊（包含留日學生報刊）能夠在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但 因為是民間的自發推動，資源有限，新式媒體在數量上也是有限的，這令它 的直接影響力事實上必須再重新審慎評估。過往受到革命論述影響，致使報 刊研究上常常有重視政治刊物，而忽視政治傾向不明確的出版品（例如商 報、白話報、小報和教科書之類的）的狀況
，進一步推動了整個時代思想的變遷，論其典型，
比如梁啟超，比如嚴復，都是當時新思想傳播上的重要舵手。
7
5 張灝，〈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二十一世紀》，52（香港，1999），頁29-39。
亦收於氏著，《時代的探索》（臺北：聯經，2004）。
，從而使人們在對當時思想影響 力的評估上，常常會出現誇大特定出版品之影響的傾向。但是當我們考慮到
6 張灝，〈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頁29-39。
7 李仁淵，《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份子：以報刊出版為中心的討論》（臺北：
梁啟超、嚴復，或是任何一種新式報刊的發行量與中國總人口的比例差距，
以及他們做為邊緣性知識份子（marginal intellectual）和社會主流之間的差 距，則我們不免要問，這樣的個人／群體在當時掌握的資源能夠有多少？他 們的出版物能夠在文化市場（cultural market）上造成的影響力又有多少？兩 者之間是否成比例？倘若不成比例，那麼是什麼作為中介物，使其間接傳播 開來，超越直接支持其理念的小群體，最終擴大影響範圍至整個社會？
要解答這個問題，可以反過來從訊資接受者──也就是基層士人8──的 角度觀察他們接觸西學的途徑為何，比如說潘光哲提出可以藉由重建時人閱 讀 史 來 了 解 其 知 識 建 構 的 狀 況 9， 又 或 是 像 王 汎 森 提 出 的 人 群 學
（prosopography）研究，藉由傳記等資料統計轉型時代中國人如何改變行為10 等等，都是相當值得從事的研究趨向。另外，時人所編纂的書籍目錄也可以 是相當好的輔助物，諸如梁啟超《西學書目表》11、黃慶澄《中西普通書目 錄》12、徐維則《東西學書錄》13、徐維則與顧燮光《增版東西學書錄》14
稻香出版社，2005），頁7。
、
8 本論文所指的「基層士人」泛指任何意欲從事舉業之人。
9 潘光哲，〈追索晚清閱讀史的一些想法──「知識倉庫」、「思想資源」與「概念變 遷」〉，《新史學》，16:3（2005），頁137-170。
10 王汎森編著，《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臺北：聯經，2007），序頁2。
11 梁啟超，《西學書目表》四卷（沔陽盧靖校本，1897）。
12 黃慶澄，《中西普通書目表》（上海算學報館，1898）。
13 徐維則，《東西學書錄》二卷（1897）。
顧燮光《譯書經眼錄》15、沈兆禕《新學書目提要》16等等，這些都是時人欲
18開始，1946年宮崎市定的《科挙》19、1958 年商衍鎏的《清代科舉考試述略》20、1977年劉兆璸的《清代科舉》21
1984年王德昭的《清代的科舉制度》22，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基本上已讓人 們對於有清一代科舉制度的運作以及影響力，有相當周全的理解。到1990年 代時，科舉的研究視角開始從制度轉移開來，而注意到科舉的其他方面，例 如1996年劉海峰的《科舉考試的教育視角》23
至於2000年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出版的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則帶給科舉研究一個重要的轉捩點。在
此，艾爾曼用完全不同角度來檢視科舉考試，一則是指出科舉考試是帝制時 期，政治、經濟、社會、思想和生活之間互動最頻繁的交匯點之一，從而開 拓了科舉的文化史研究。另外則是指出了科舉制度運作對於思想流動的影 響，例如地方學術新風潮會影響到鄉試，並且隨著士子們往大城市移動而跨 區傳播，最終在首都匯合、擴散；而當士子進入中央時，新風潮的影響層級 也就越高、影響範圍越大，從而帶動全國性的流行
，便是使用教育評量的角度來 評論科舉考試，好好檢討了科舉制度的效度問題。
24
21 劉兆璸，《清代科舉》（臺北：東大出版社，1977）。
。這些研究發現都進一 步讓人注意到科舉引起的動態思想傳布問題。
22 王德昭，《清代的科舉制度》（北京：中華書局，1984）。
23 劉海峰，《科舉考試的教育視角》（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
24 Benjamin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艾爾曼，《經學．科舉．文化史：
艾爾曼自選集》（北京：中華書局，2010）。
艾爾曼從事的一連串研究，其重要性不只在於引導了科舉研究的轉向，
他使用科場試卷來分析晚清士人思想觀念的變遷，開創了新的研究路徑，成 為後來學者從事近代中國知識轉型研究時經常借用的方法。例如章清藉此論 證西學在科舉改試策論之下，得以接引至體制內部，與既有思想交融而產生 對話與競逐25，而劉龍心則藉由分析策論，展現了晚清思想趨向的轉變，並 且得出時人對於西學認識的限制26
從定義來說，制舉用書泛指任何有利於從事舉業的書籍，這也就使其涵 括的範圍顯得極度廣泛，對應著應試考科的不同，它可以是四書五經的節 本、八股時文的選本，也可以是像經世文編這類對於應試策論有所助益的 類。於後者，這可以說是與過去經世文編研究很不同的研究視角，但也並非 無跡可尋。經世文編的編纂最早可溯自明末畿社陳子龍等人所編纂的《皇明
，都是相類似的衍生研究。在此同時，研 究材料亦隨著研究路徑的開拓而擴張範圍。除卻硃卷之外，書院出版的策論 集合，以及坊間各類各樣的制舉用書，亦被看作是相關的外緣材料而被關注 著，從而使過去沒有意義的材料頓時成為有意義。尤其制舉用書所預設的讀 者群是一般應舉之士人，它也就成為窺看基層士人思想的窗口。
25 章清，〈策問與科舉體制下對西學的接引──以中外策問大觀為中心〉，《近史所 集刊》，vol.58（臺北，2007.12），頁53-103。
26 劉龍心，〈從科舉到學堂──策論與晚清的知識轉型（1901-1905）〉，《近史所集 刊》，vol.58（臺北，2007.12），頁105-139。
經世文編》，編者纂集了有明一世與國事相關的奏疏文章，依作者順序編排，
「文從其人，人從其代」，希望讀者「覽其規畫足以益才智，聽其敷奏足以 壯忠懷，考其始終足以識時變」，進而成為經世良才。27而後，清中葉有賀長 齡踵其續，收錄清初到道光年間「碩公、龐儒、俊士、畸民之言」，編就《皇 朝經世文編》，亦是希冀公卿士庶人習之有裨益於治世。28是書影響所及，俞 樾稱「十年來風行海內，凡講求經濟者無不奉此書為矩矱」29，後來續編者 不下二十部，足可見其重要。正因為經世文編的編書要旨乃是為經世濟民，
探其內部所包含的經世之學也就成為1980年代以來主要的研究視角，例如劉
探其內部所包含的經世之學也就成為1980年代以來主要的研究視角，例如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