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最新經世文編》的出版背景
第一節 清政府的困境與科舉改制
第一節 清政府的困境與科舉改制 一、自強運動與西學冷漠
晚清的思想轉型過程當中，科舉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其影響或許並不 下於時興的新式制度性媒體。然而要了解科舉在晚清思想轉型作用的內容，
從改制的1900年代初期談起是不足夠的。科舉制度關係著近代中國一系列的 改革步調，所以我們必須先來回顧一下十九世紀中國的狀況，在了解科舉改 制的政策是如何經歷長時間形成，逐漸在內容上取得正當性之後，我們才能 了解為什麼會有這個決策的出現，從而造成《最新經世文編》的產生。
對清王朝來說，十九世紀是充滿災難的百年。雖然它的開頭看來還不錯
──何炳棣曾說十九世紀初期是「中國和平的頂點」──但是這個依傍著自 然經濟運作的王朝，已經在上個世紀的繁榮當中發展到臨界，增長的人口讓 有限的土地負荷達到極限，加上天災頻仍，致使十八世紀後期屢屢有動亂出 現。正由於經世思想往往來自亂世的刺激，是故賀長齡在1826年──正是十 九世紀初期──出版了《皇朝經世文編》，體現出有志經世的士大夫內心之 焦慮，同時也得到當時眾多士人的應和。除卻內憂，西方國家不滿意僅止透 過廣州一口通商，要求進一步開放其他港口，則成為當時政府所面對的另外 一方壓力。西方國家所施予的壓力，在1840年代以鴉片貿易為引子而爆發開 來，戰爭的結果簽訂了南京條約，中國隨後進入了條約世紀，迎來一波又一 波的西力衝擊。當此時，對於時局較為敏感的時人起了警覺心，於經世意識 之下推動自強運動，開始了近代中國的第一波改革。
自強運動的評價各有正反，但大抵上，人們多認為時人只學習器物層面 的改革有所不足，是其失敗主因。對此，本論文並不欲多加詳論，但就結果
言之，自強運動的改革內容確實還無力觸及中國這時面對的真正問題，而這 並不單純只是執政者的問題，和時人對於西學的有限認識大有相關。透過小 野川秀美的研究，我們可知，晚清時人對於西學認知的範圍是逐步擴增的，
不過在1860年代，即便是最關心時政的士人能走到最遠的路，也都還不脫西
學等同西藝（亦等同於兵學）的認知。39這樣的思考層次和日本明治維新志 士所掌握的西學層次，無論在深度還是廣度上都是不能並提的，也就無怪乎 二者的改革結果如此大相逕庭。至於民間，西學的影響力更是稀微，張灝曾 經以經濟史研究當中「雙重經濟型態」的現象來比況當時社會面對西學的狀 況，意即清中葉之後的中國受到西方文化影響的地方很有限，除了沿海城 市，其他的內陸地區幾乎不見西學影響。西化的上海絕對是當時的少數，因 為即便開港時間最悠久的廣州也難見西學痕跡，學校中不重視西學，碩儒對 西學也頗為漠然，在著作中看不到中西學對話的痕跡。就算設置了同文館與 兵工廠附屬學堂，但是這類學校往往被視作是晉身的跳板，幾乎無人視其為 值得投身的正途。40
39 小野川秀美著，黃福慶、林明德合譯，《晚清政治思想研究》（臺北：聯經，1985），
頁1-48。
這樣子的社會普遍對西學感到無視與漠然，才是晚清改 革者所必須面對的最大問題，究其原因，不只是因為先前閉關自守的緣故，
40 張灝，〈晚清思想發展試論──幾個基本論點的提出與檢討〉，收錄於周陽山、楊
環繞科舉而逐漸形塑而成的社會文化風氣，也是讓人們對西學毫不關心的原 因之一。
二、科舉的施行與弊病
科舉從隋唐開始施行，到宋代漸趨穩固，它的制度化所意味的不單單只 是供才管道的確立而已。它一方面提供政府運作的人力來源，另一方面，它 更是一種篩選機制，用以篩選出符合當局需要的人才。篩選的過程當中，往 往不只是需要能力的保證，而更牽涉到特定的意識形態，也因此篩選標準的 制定會影響到參與篩選的群體，間接塑成了他們的發展趨向。所以說，在選 才制度運作的過程當中，觀察思想的流動，政府明顯站在主導的地位。他們 藉由功名誘使百姓接受教化，也藉由功名來形塑士人的思想趨向。是故對於 中國歷朝歷代的政府而言，選才內容的研定是大事。漢代以儒學取人，從此 儒學躍勝諸子百家，成為士人所學主流；唐代於明經之外加開進士一科，為 無淵源家學之人打開仕進之門，同時也造就了一批世家之外、效忠於天子的 進士群體；元明以四書集註為考試定本，影響到往後的士人閱讀趨向，強化 了王朝的正統思想。清代延續了前朝的制度，對於科舉考試的內容並沒有多
肅獻主編，《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晚清思想》（臺北：時報出版，1981），頁25。
少改變，繼續鼓勵著程朱理學作為王朝所尊的正統思想，宋學始終是清代學 術思想史上的重要一員。
但是選才制度經過長期發展，不免會因為失去原有的篩選效度與準度，
而必須面對改革，科舉也不例外。自隋唐施行科舉以來，至清代已運行數百 年，雖然在實行的制度面上越來越嚴謹而公平，然而有兩個趨勢卻是每個施 行朝代都必須面對，又難以解決的：一者是科舉與教育之間的排擠效應，二 者是應舉科目與政治實務上的脫節現象。
關於科舉與教育之間的競爭與排擠，所指的是原本科舉之用在選拔人 才，教育之用在培養人才，二者理應互為相生，但是歷史演變卻顯示兩者最 後常常是彼此競爭，最後失衡。舉明代的例子為例，官學原本應該是與科舉 並行的育才管道，可是一旦學校的標準不嚴，成員流品漸雜，以致於薦舉的 公信力下降，學校出身的人才所取得的官職也就會變低。既然學校一途無法 得到好的職位，人群便會轉而復重科舉，連帶造成學校的教育目標轉向應付 科考，以致於失去原本培育人才的用意。這種狀況到了清代依然存在，甚至 由於政府習慣視科舉及第率為地方文教推行狀況的反映，造成科舉與教育的 失衡更加明顯。當時科考的熱潮來自於兩方面動機的鼓動：一來是應考者為 求取伴隨著功名而來的特權而參加科舉，二來政府重視科舉及第率，視其為 評估地方文教是否推行成功的依據，這也就使得地方上官員亦會積極鼓勵人
們投入舉業。反觀有清一代的學校教育，當時的教育當然不是義務教育，受 教育的動機除卻啟蒙（蒙學教育）之外，其餘大概就是準備應付科舉考試，
但由於員額不足，官學演變到後來與其說是教學機構，不如說它只是把考生
聚集起來定期考課而已41，所應該具備的教育功能多由私人書院承擔。私人 書院當中，旨在應付科舉者亦佔大多數，即使是試圖調和科舉與理想，在堅 守自身制度的努力下適應科舉42
人們趨競於科考就造成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產生了應舉科目與政治實 務上的脫節。科舉考試科目的侷限突顯出的困境，除了在於實行上關於公 平、效率與適才適性的難以得兼，也由於人們相信一旦通曉了原理（掌握了 所謂的「道」），就算未經實務，到時候也能上手運用。但事實上，就算吸收 前人經驗的傳授，能靠自修而真正達到熟習的人少之又少，所以政治人才培 養問題主要就是從唐代開始的，因為科舉縱然有自太學投入的考生，但絕大 多數還是經州縣考試脫穎而出的自學者。他們之中的大部份對於政治實務並 沒有像門第出身之官僚那般受到薰陶，並且國家取之亦為該人文采而並非治 國之能，這也就使得政府聘任其為官的成本就變高了。反之五代十國之亂世
的書院，基本上也還是拋不開科舉功名。
41 多洛肯，《清代浙江進士群體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10），頁130-132；
李兵，《書院與科舉關係研究》（武漢：華中師範，2005），頁229。
42 李兵，《書院與科舉關係研究》，頁222。
重實務人才，也因此吏之於官還比較受到重用，甚至有不少人才是出自胥吏
而最後任得高官。43
到了宋代，伴隨著科舉制度被接受，政府曾經試圖對士人與政事脫節的 現象進行調整。宋初為了提振學風，皇帝大加獎勵科舉仕進，進士及第即可 任官，而不必再經歷練實習，既然郎官不熟悉政務，則政務非委由熟悉政務 的胥吏代辦。也因此，王安石主導改革時的重點之一，便在於處理選舉出來 人才不諳政事的問題，他透過強化學校教育，以系統化的培養人才來取代全 由考試進用，使得吏而能士；同時也調整考試內容，以強化篩選人才的效度，
使士人能吏。可惜王安石的改革沒有成功，而一直到明清為止，選舉出來的 士人不諳政事的問題還是持續存在著。明清科舉出身的庶民官僚所佔比例越 來越大，能考中進士之人尚能留在中央進士館，經過進修、點翰林之後任官，
其餘舉人等則分放各地任職州縣官員。這些人每次科考之後「即有百數十名 之多，初不諳法律財務，僅於出仕之前，臨時至皋藩兩司，短期實習，走馬 上任。服官後，政務多賴刑名錢穀幕僚處理，其中以刑名尤為困擾，一因主 官對律例素少研究，二因官民言語隔閡，在各省臬署以至各道府州縣署中，
43 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臺北：東大，1992），頁82-84。
均有所謂『師爺』者，為主官佐理，自成系統，互通聲氣。」44
而科舉制度選才的另一個問題，還在於考科內容與官員職務之間有很大
而科舉制度選才的另一個問題，還在於考科內容與官員職務之間有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