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我們透過1903年寶善齋主人編纂的《最新經世文編》解答了兩個 問題：首先是關於晚清知識轉型的過程當中，科舉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其 次是在晚清思想轉型的過程當中，經世內涵連帶發生什麼樣的影響？
對於第一個問題，我們發現改制過後的科舉成為推動晚清知識轉型的重 要動力之一。庚子新政之前，雖然已有有志之士感於中學的不足，而積極譯 介西學，大幅提昇了社會上流布的西學資源質量，然而西學還不能稱得上普 及。有限的刊物出版量，加上政府屢屢下令「宣明聖學」，而對西學限制與 打壓，種種不利因素都讓民間對西學持保留態度。庚子新政之後，政府既已 在前提上承認了西學的重要性，如何讓西學廣布而成為人才必備素養，遂成 為中央政府所要面對的重大課題。長久以來，中國既有的教育制度廢弛，早 已失去人才培育功能，同時西學教育所相對應的師資在中國亦不存在，這些 都使得政府藉由既有體制推廣西學是短期內不可能實現的事情。也就在這樣 的背景之下，清政府決定了以科舉帶動民間學習西學的方針。
科舉施行的過程當中，原就會帶動思想的流通與交換，但往往是無意識 的自然流變，唯新政改制是官方在評估之後有意識的推動，影響範圍也就更 加深遠。它造成的影響主要作用在兩方面──其一是士人在功名的誘因下自
學西學，引起社會上的追逐新學之風；其二是出版業者在龐大的西學需求 下，積極引入譯籍，並挾著進步的複印技術而大量複製。二者相合，於是制 舉用書一時之間成為西學流通的載體，擴大了人們接觸到西學的可能性，除 了達致清政府欲使人才咸習西學的初步期望之外，也提供了晚清知識轉型極 佳的發展條件。
《最新經世文編》的編纂與出版提供了一個極佳的範例，以解答科舉制 度在晚清知識轉型當中造成的影響。《最新經世文編》出版在光緒壬寅年冬，
是年有超過三部經世文編陸續出版，論及編纂緣由，除卻經世所需，大致上 皆和科舉改制之後增試西學有密切關聯，這也意味著晚清的經世文編風潮，
基本上跟科舉改制之間有直接的因果關係。而值得注意的是，經世文編乃是 二次編輯的出版品，它的出版蓬勃，意味著被取用的原資源將取得更大的影 響力，因為透過文本的複製，它在文化市場上流布的範圍便更廣，接觸到的 讀者也就越多。當此時，若經世文編取用的資源裡，西學資源所佔比例越來 越大，也就意味著群眾接收到西學的機會越多，越可能受到西學的影響。對 此，我們針對幾個版本的經世文編做了考察，都發現後期的西學收錄比例偏 高，《最新經世文編》更是全數收錄新學並以此作為標榜，顯示當時對西學 出版品的已經有相當的接受度，才令寶善齋主人認為有編此書的價值。
觀其以「最新」為名，顯見寶善齋主人抱持的實驗心理。《最新經世文
編》特出的編纂方式，已經意味著它事實上朝向非典型的方向轉化，我們可 以說它更近似於往後的教科書甚或是百科全書，然而這並無損於它做為經世 文編存在的價值。使用大量戊戌之後從日本轉介的西學材料來編織經世藍 圖，在當時是很罕見而珍貴的嘗試，因為它顯示出1900年代初期，已有部份 中國人對於對西學資源的了解日深，而追求更精緻與深化的內容。甚至它還 進一步顯示出他們已經有能力取用西學資源作為其建構經世藍圖的依據，並 且在議題的思考上，逐漸不再侷限於中學的範疇──可惜的是我們在此無法 確知這群編輯者的教育背景──這也就聯結到第二個問題，即身處晚清這場 思想轉型當中的人們，他們的經世思想開始有了什麼樣的轉變？
首先我們發現，1900年代的人們的經世思想，已經和1826年魏源在《皇 朝經世文編》當中表現出來的有很大差別。首先在經世之道的理論上，過去
《皇朝經世文編》主張的經世之道乃是依循修齊治平的理路，因為依據傳統 觀點，人與天地萬物皆由氣所聚散生化，天人既合一，則經世的起點即為自 身的修行。由身到家，由家到國，由國至天下，內聖外王於是成為經世之學 的重要框架，學術與治體也就一直是經世文編中的重要綱領。然而，關於經 世之學所根基的內聖外王架構，晚清士人已經很少投入討論，所以只能從時 人編纂經世文編時逐漸消減了學術、治體等理論層面的收文，推測在晚清時 人的想法中，儒家內聖外王的經世理論重要性已經逐步降低，起碼不是時人
繼續關心的焦點。之所以有這樣的差異，和兩者所認知的經世目標不同有很 密切的關聯。受到時局影響，晚清時人關心的往往是攸關富國強兵的實踐方 法，查諸晚清經世文編，富國之方、強兵之策相關的議題分類趨於細緻，至 於過去重視的庶政則趨於簡略甚或消減，顯然他們在談論經世時，與十九世 紀時士大夫著重養民與社會秩序維護已是很不一樣的出發點。《最新經世文 編》便是晚清經世文編裡，上述特色最為明顯的例子，我們可以發現，它的 綱目安排早就看不出內聖外王理論架構的痕跡，取而代之的則是以政學為 首，佐以富國強兵兩大重心的架構；架構當中，西方學術理論被大加採擇作 為實務參考，原本追求王道天下的經世目標，逐漸朝向摶成富強的民族國家 轉變。
當然，有一些事情是在討論《最新經世文編》時必須時時注意的。首先，
過於誇大《最新經世文編》在當時社會的代表性並不適宜。雖然《最新經世 文編》體現了20世紀初之中國社會的時代脈絡走向，但考1903年的中國，對 於社會上的大多數人來說，《最新經世文編》收錄的內容已經超過他們能夠 理解的程度太多，甚至我們可以合理懷疑這是《最新經世文編》的流傳並不 廣的原因。社會上西學程度的嚴重不均質，也就讓本文編的意見限縮在某個 特定群體當中而不能代表社會全體的意見。另外，1903年的思想具有很強的 過渡特徵，許多西方來的新觀念都還在建構當中，至於傳統觀念在此時也隨
之發生改變，這也就使得我們在討論時，必須格外注意當時與現在的概念當 中可能具有的涵義分歧，勢必要先將詞彙還原到當時的定義，才不會流於以 今論古的錯誤。對此，本論文在處理文本時雖已盡量回溯，卻仍力有未逮，
無法顧及所有，未能將此珍貴材料的價值好好發揮，實為可惜。有鑑於晚清
「梁啟超式輸入」迻譯的譯本，至今泰半無原本留存，《最新經世文編》實 則提供一批相當珍貴的材料供今人研究晚清時期的知識建構與轉型狀況。倘 能對這些資料深入探討，分析原著作與中譯本的差異，相信我們對晚清思想 領域的變動將會有更深刻的認識。
1826
齡 成 濬 華 室 棟 齋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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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新政論 雜事 策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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