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科舉改制與經世思想的變遷──《最新經世文編》(1903)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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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指導教授：黃克武. 教授. 晚清科舉改制與經世思想的變遷 ──《最新經世文編》（1903）為中心. 研究生：楊玓潔中華民國一○二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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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要 1895 年到 1925 年是近代中國思想上重要的轉型時期。在這段時期當中，中國思想界有了巨大的變化，一方面傳統文化的主體逐步解鈕而產生動搖，另一方面，新的思想內涵則大批輸入中國，逐漸改變了人們的意識世界。會有如此轉變，主要是透過當時湧現的制度性傳媒完成的，諸如士紳主持的各式報刊、新式學校，以及興起的各種學會，都讓思想變化擴張到群眾可及之處，從而放大了思想改變的力道。在新式制度性傳媒之外，科舉則是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存在。長久以來，科舉既做為選才工具，同時也是政府用以規範士人思想的重要工具，是故未改制前，科舉每每成為被詬病的對象。然而晚清時，一連串針對科舉制度及其內容的改革，讓科舉制度在此時轉而成為促進西學流傳的推手──西學被納入考科引動了應試士子們的需求，應試士子們的需求則帶動了民間閱讀與出版趨向的轉變，這些為數眾多、內含新學的制舉用書與新式制度性傳媒相互呼應，從而讓西學的影響力更加廣布而深遠。是故本論文即欲以 1903 年出版之《最新經世文編》為例，透過觀察該文編的編纂與出版，展示科舉制度如何在轉型時期產生作用；同時亦將分析文本，以期瞭解晚清時期民間的經世思想在轉型時代新資源的刺激之下，產生什麼樣的思想變化。. 關鍵字：知識轉型、晚清譯籍、經世文編、西學傳播、制舉用書. ..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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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目錄目錄 V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回顧 .................................................................................. 1.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 11. 第二章. 《最新經世文編》的出版背景 ................................................ 15. 第一節. 清政府的困境與科舉改制 ................................................................ 15. 第二節. 制舉用書與出版現代化 .................................................................... 28. 第三章. 《最新經世文編》的文本與架構 ............................................ 39. 第一節. 《最新經世文編》的文本收錄概況 ................................................ 39. 第二節. 《最新經世文編》的編纂架構及其意義 ........................................ 67. 第四章. 《最新經世文編》的思想內涵 ................................................ 77. 第一節. 外來思想資源的影響 ........................................................................ 78. 第二節. 晚清經世內涵的變化 ........................................................................ 88. 第五章. 結論 ............................................................................................107. 附錄 113 參考文獻 ....................................................................................................121. .. V.

(6) 圖表目錄表格 1 《最新經世文編》各綱目卷數收錄狀況 ..................................... 39 表格 2 最新經世文編收入文章的作者、譯者國籍分佈表 ...................... 63 表格 3 經世文編綱目表 ............................................................................. 73 表格 4 典型綱目格式經世文編收錄文章數比較表 ................................. 74 表格 5 最新經世文編各綱目收錄文章篇數比例 ..................................... 75.

(7) 第一章第一節. 緒論. 研究動機與回顧. 過去在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影響之下，中國社會被分成傳統（tradition）和現代（modern）兩個時期，然而傳統與現代之間，是否真如理論所言是對立與互斥的，一直是人們關心的問題。五四典範（paradigm）和革命論述（discourse）的主導之下，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斷裂性看似無庸置疑，卻有越來越多人指出兩個時期之間通同的部份更多。等到1960年代，後現代主義開始興起，這波從文學研究領域掀起的省思與檢討，使人們回頭檢視西方現代化理論在中國歷史研究上的應用問題，例如1984年柯文（Paul Cohen ）的《在中國發現歷史》（ Discovery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1、1989年溝口雄三的《作為方法的中國》（《方法としての中国》）2、1994年黃宗智的《中國研究的規範認識危機》3等等，都是針對過去現代化理論用於中國史研究的反省。他們不約而同指出，過去的理論奠基於西方中心觀，以致於中國史研究重點集中在探. 1. 2. Paul Cohen, Discovery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溝口雄三，《方法としての中国》（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89）。. 1.

(8) ．2．. 究中國為何不是下一個西方，但事實上，這樣的研究角度忽略了中國所具有的主體性，忽略了中國在遭遇到西方的影響時，並不是完全被動的接受者，而是同時經歷了一段主動轉化和吸收的歷程。這樣的看法呼應了連續論者的主張，同時也成為現今中國史研究的主流觀點，從而帶動了對「傳統時期」中國的重新評估，晚清史研究可謂箇中典型。受到過往的革命史觀影響，晚清的歷史評價以負評居多，它向來被視作是一個沉疴難起的帝國，在外來衝擊之下，由於施為無效而走向覆滅的過程。然而越來越多研究指出，當時的中國社會在各方面都蓄積著不可忽視的活力，即使這些並不能阻止政權的更替，卻毫無疑問是奠基中國現代化的重要基礎，例如任達（Douglas R. Reynolds）便指出在晚清庚子新政過後，政府體制、軍隊、法政、教育到產業政策等制度體系與先前截然兩分，已開始了現代化的腳步。4思想方面，張灝則指出從1895年開始，中國思想界便逐漸展開了思想轉型，期間傳統的價值體系逐步解紐，並出現了文化取向上的危機；另一方面，新的思想資源也在此時進入中國，並促成了新的思想論域（intellectual discourse）出現，而這波思想上從傳統到現代的過渡約在1925. 3 4. 黃宗智，《中國研究的規範認識危機》（美國：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 Douglas R. Reynolds, China, 1898-1912, 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 (Massachusett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3)..

(9) ．3．. 年左右完成，整個轉型時間橫跨晚清到民國。5此處，思想轉型時期的現象更說明了晚清時社會所蘊藏的活力，不同於器物制度轉型有政府的主導，晚清這一波思想轉型的動力來自於民間的自發──1895年甲午戰爭之後，有感於時局的士人們（或是當時逐漸成形的現代知識階層）有的自辦報刊雜誌，有的自辦新式學校，又或是透過共組學會，來傳播思想，甚至共聚講學、論政。由於能夠善用新型態的制度性傳播媒介，讓士人們縱使掌握資源不及官方，卻依舊能造成偌大影響力 6，進一步推動了整個時代思想的變遷，論其典型，比如梁啟超，比如嚴復，都是當時新思想傳播上的重要舵手。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晚清時期梁啟超《新民叢報》、嚴復的譯著，又或者各種新式報刊（包含留日學生報刊）能夠在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但因為是民間的自發推動，資源有限，新式媒體在數量上也是有限的，這令它的直接影響力事實上必須再重新審慎評估。過往受到革命論述影響，致使報刊研究上常常有重視政治刊物，而忽視政治傾向不明確的出版品（例如商報、白話報、小報和教科書之類的）的狀況 7，從而使人們在對當時思想影響力的評估上，常常會出現誇大特定出版品之影響的傾向。但是當我們考慮到. 5. 6 7. 張灝，〈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二十一世紀》，52（香港，1999），頁29-39。亦收於氏著，《時代的探索》（臺北：聯經，2004）。張灝，〈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頁29-39。李仁淵，《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份子：以報刊出版為中心的討論》（臺北：.

(10) ．4．. 梁啟超、嚴復，或是任何一種新式報刊的發行量與中國總人口的比例差距，以及他們做為邊緣性知識份子（marginal intellectual）和社會主流之間的差距，則我們不免要問，這樣的個人／群體在當時掌握的資源能夠有多少？他們的出版物能夠在文化市場（cultural market）上造成的影響力又有多少？兩者之間是否成比例？倘若不成比例，那麼是什麼作為中介物，使其間接傳播開來，超越直接支持其理念的小群體，最終擴大影響範圍至整個社會？要解答這個問題，可以反過來從訊資接受者──也就是基層士人 8──的角度觀察他們接觸西學的途徑為何，比如說潘光哲提出可以藉由重建時人閱讀史來了解其知識建構的狀況 9，又或是像王汎森提出的人群學（prosopography）研究，藉由傳記等資料統計轉型時代中國人如何改變行為 10 等等，都是相當值得從事的研究趨向。另外，時人所編纂的書籍目錄也可以是相當好的輔助物，諸如梁啟超《西學書目表》 11、黃慶澄《中西普通書目錄》 12、徐維則《東西學書錄》 13、徐維則與顧燮光《增版東西學書錄》 14、. 稻香出版社，2005），頁7。本論文所指的「基層士人」泛指任何意欲從事舉業之人。 9 潘光哲，〈追索晚清閱讀史的一些想法──「知識倉庫」、「思想資源」與「概念變遷」〉，《新史學》，16:3（2005），頁137-170。 10 王汎森編著，《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臺北：聯經，2007），序頁2。 11 梁啟超，《西學書目表》四卷（沔陽盧靖校本，1897）。 12 黃慶澄，《中西普通書目表》（上海算學報館，1898）。 13 徐維則，《東西學書錄》二卷（1897）。 8.

(11) ．5．. 顧燮光《譯書經眼錄》15、沈兆禕《新學書目提要》16等等，這些都是時人欲尋求西學入門之法時會參考的書目表，皆有助於吾人推知時人閱讀經驗如何開展。不過現今對這些材料多是以目錄學的角度研究，如何將其應用於建構晚清閱讀史是相當值得思考的方向。而除了讀者的角度，出版者的角度也很值得參考，周振鶴的《晚清營業書目》 17提供了很珍貴的資料，書中蒐集了許多晚清書局用作廣告的出版書目清單，讓我們能夠觀察當時的文化市場樣態，從而得知時人的閱讀傾向，比如說，在科舉時代對於制舉用書不曾稍減的偏好。雖然在出版市場當中，制舉書籍的需求始終是不可忽視的部份，但過去人們並不認為它在研究上有價值；它的價值，要到近年關於科舉這個議題的研究方向出現轉變，才被突顯出來。科舉的研究過去比較重視制度面，從1934 年鄧嗣禹的《中國考試制度史》18開始，1946年宮崎市定的《科挙》 19、1958 年商衍鎏的《清代科舉考試述略》20、1977年劉兆璸的《清代科舉》21，再到. 14 15. 16 17 18 19 20. 徐維則輯，顧燮光補，《增版東西學書錄》四卷（1902）。顧燮光，《譯書經眼錄》，八卷（杭州金佳石好樓石印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沈兆禕，《新學書目提要》（通雅書局本，1904）。周振鶴，《晚清營業書目》（上海：上海書店，2005）。鄧嗣禹，《中國考試制度史》（南京：考選委員會，1936）。宮崎市定，《科挙》（京都：秋田屋，1946）。商衍鎏，《清代科舉考試述略》（上海：三聯出版社，1958）。.

(12) ．6．. 1984年王德昭的《清代的科舉制度》 22，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基本上已讓人們對於有清一代科舉制度的運作以及影響力，有相當周全的理解。到1990年代時，科舉的研究視角開始從制度轉移開來，而注意到科舉的其他方面，例如1996年劉海峰的《科舉考試的教育視角》 23，便是使用教育評量的角度來評論科舉考試，好好檢討了科舉制度的效度問題。至於2000年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出版的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則帶給科舉研究一個重要的轉捩點。在此，艾爾曼用完全不同角度來檢視科舉考試，一則是指出科舉考試是帝制時期，政治、經濟、社會、思想和生活之間互動最頻繁的交匯點之一，從而開拓了科舉的文化史研究。另外則是指出了科舉制度運作對於思想流動的影響，例如地方學術新風潮會影響到鄉試，並且隨著士子們往大城市移動而跨區傳播，最終在首都匯合、擴散；而當士子進入中央時，新風潮的影響層級也就越高、影響範圍越大，從而帶動全國性的流行 24。這些研究發現都進一步讓人注意到科舉引起的動態思想傳布問題。. 21 22 23 24. 劉兆璸，《清代科舉》（臺北：東大出版社，1977）。王德昭，《清代的科舉制度》（北京：中華書局，1984）。劉海峰，《科舉考試的教育視角》（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 Benjamin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艾爾曼，《經學．科舉．文化史：艾爾曼自選集》（北京：中華書局，2010）。.

(13) ．7．. 艾爾曼從事的一連串研究，其重要性不只在於引導了科舉研究的轉向，他使用科場試卷來分析晚清士人思想觀念的變遷，開創了新的研究路徑，成為後來學者從事近代中國知識轉型研究時經常借用的方法。例如章清藉此論證西學在科舉改試策論之下，得以接引至體制內部，與既有思想交融而產生對話與競逐 25，而劉龍心則藉由分析策論，展現了晚清思想趨向的轉變，並且得出時人對於西學認識的限制 26，都是相類似的衍生研究。在此同時，研究材料亦隨著研究路徑的開拓而擴張範圍。除卻硃卷之外，書院出版的策論集合，以及坊間各類各樣的制舉用書，亦被看作是相關的外緣材料而被關注著，從而使過去沒有意義的材料頓時成為有意義。尤其制舉用書所預設的讀者群是一般應舉之士人，它也就成為窺看基層士人思想的窗口。從定義來說，制舉用書泛指任何有利於從事舉業的書籍，這也就使其涵括的範圍顯得極度廣泛，對應著應試考科的不同，它可以是四書五經的節本、八股時文的選本，也可以是像經世文編這類對於應試策論有所助益的類。於後者，這可以說是與過去經世文編研究很不同的研究視角，但也並非無跡可尋。經世文編的編纂最早可溯自明末畿社陳子龍等人所編纂的《皇明. 25. 26. 章清，〈策問與科舉體制下對西學的接引──以中外策問大觀為中心〉，《近史所集刊》，vol.58（臺北，2007.12），頁53-103。劉龍心，〈從科舉到學堂──策論與晚清的知識轉型（1901-1905）〉，《近史所集刊》，vol.58（臺北，2007.12），頁105-139。.

(14) ．8．. 經世文編》，編者纂集了有明一世與國事相關的奏疏文章，依作者順序編排，「文從其人，人從其代」，希望讀者「覽其規畫足以益才智，聽其敷奏足以壯忠懷，考其始終足以識時變」，進而成為經世良才。 27而後，清中葉有賀長齡踵其續，收錄清初到道光年間「碩公、龐儒、俊士、畸民之言」，編就《皇朝經世文編》，亦是希冀公卿士庶人習之有裨益於治世。28是書影響所及，俞樾稱「十年來風行海內，凡講求經濟者無不奉此書為矩矱」 29，後來續編者不下二十部，足可見其重要。正因為經世文編的編書要旨乃是為經世濟民，探其內部所包含的經世之學也就成為1980年代以來主要的研究視角，例如劉廣京等人深入分析了《皇朝經世文編》當中所謂「經世思想」的特徵 30，黃克武則藉《皇朝經世文編》觀察道光年間士人的經世思想內容，闡述了一個有系統的經世架構。 31基本上，因為《皇朝經世文編》與清中葉經世思想的興起有密切關聯，1980年代時經世研究盛行時，《皇朝經世文編》在各方面都得到較為深入而完善的研究，至於其他經世文編出版時已屆清末，也就並. 27 28 29 30. 31. 明．陳子龍等編，〈序〉，《皇明經世文編》（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清．賀長齡輯，〈敘〉，《皇朝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92）。清．葛士濬篇，〈序〉，《皇朝經世文續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劉廣京、周啟榮，〈皇朝經世文編關於「經世之學」的理論〉，《近史所集刊》，15 上（臺北，1985），頁33-99。黃克武，〈皇朝經世文編學術、治體部分思想之分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經世文編與中國近代經世思想研究〉，《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2，1986，頁83-96。.

(15) ．9．. 非此時的研究重點，長期以來個別研究付諸闕如。然而，不斷有學者指出經世文編研究視角已經逐漸發生變動。丘為君和張運宗指出，1990年代之後臺灣的經世思想研究成果便趨於減少，並且偏向實例研究，而忽略理論的研究 32，解揚亦指出經世理論研究上出現對話斷層。33 之所以產生這種情形，據韓承樺的分析，他認為是在研究趨勢的轉移之下，學者們逐漸趨向於將經世文編置於文化史、社會史的脈絡來進行研究的緣故，這種研究趨勢展現在幾個不同主題的研究成果上，例如關注經世文編的編纂方式，關心對於經世文編綱目的長時段演變特徵，探究經世文編出版現象的原因等等。 34綜上，我們可以歸納出這數十年來經世文編研究的狀況，大致呈現從經世思想到文化現象的偏好轉變，以及重《皇朝經世文編》而輕後期經世文編的現象。就前者而言，對經世文編文化現象的關注，補強了過去著重思想與單一人物的關係，而更突顯經世文編與社會之間的互動，實則有助於我們定位經世文編的思想影響範疇；後者則突顯出現今經世文編研究嚴重的不足，尤其缺乏對後期單一文編思想內涵的深入研究，更使得經世思. 32. 33. 34. 丘為君、張運宗，〈戰後台灣學界對經世問題的探討與反省〉，《新史學》，7:2（臺北，1999），頁181-231。解揚，〈近三十年來有關中國近世「經世思想」研究述評〉，《新史學》，19:4（臺北，2008），頁121-151。韓承樺，〈評介兩岸學界近十年有關《經世文編》的研究概況〉，《史原》，復刊2 期（總號23期），頁205-238。.

(16) ．10．. 想研究缺乏堅實的基礎，而無法重建長時段的經世思想演變歷程。 35 後期經世文編研究之所以有如斯偏向，除了肇因於人們的研究角度與偏好，亦有幾個先天因素的限制存在：其一，並不是每部經世文編都能被完整的保留下來，並且成為現今流通的出版品，有些文編的流傳並不廣，也就少了很多被深入研究的機會。其二，也許是避罪 36，也或許是編者並不在意，後期許多經世文編並不會註明收錄內容的來源，也不會標明作者的姓名甚至是背景。黃克武曾指出，經世文編的研究方法宜合用歸納與比較法；歸納法適合分析經世文編的思想內涵，比較法則用以突出經世文編的思想特點。對於作者、出處不明的文本，雖然無礙於歸納法的使用，卻不利於文編的定位，在使用比較法時便不容易與同時代的作品相區隔，與異時代的作品比較時，也難以確認比較的基準點 37，可以想見這些因素使得經世文編的個別文本分析難以進行，從而增加後期經世文編的研究難度。針對這些問題，寶善齋主人出版的《最新經世文編》，或許可以提供一些解答的方向。《最新經世文編》出版於光緒壬寅年，是年由於清廷剛宣布科舉改制，出版商紛紛編纂新版本的制舉用書以供舉子之需，寶善齋書莊糾集同人編纂這部文編，正是晚清經. 35 36. 韓承樺，〈評介兩岸學界近十年有關《經世文編》的研究概況〉，頁230-231。例如清廷曾在1900年多次下詔，命毀康有為、梁啟超所著書籍，並且對於購閱其報章者將入罪，極可能是受其影響，許多經世文編在收錄康梁之文時，皆不錄其作者姓名。.

(17) ．11．. 世文編熱潮的一個典型例子。此外，本文編也具體而微的展示晚清經世文編所扮演的角色，仔細考察，將有助於我們了解經世文編在晚清時的定位，也有助於我們追尋思想在當時文化市場中流動的狀況，並認識到晚清時，西學是如何收錄到制舉用書當中，又怎麼透過這種中介媒體進一步對基層士人產生影響。其成果或許將有助於接續先前與前人研究斷去的對話，而引導我們了解晚清思想轉型之下，經世思想是如何隨之改變，連帶能更進一步了解日後的中國知識份子是基於何種思維去選擇因應世變的手段。.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如何處理一部包含了不同作者的眾多文章，一直都是經世文編這款類書所必須面對的難題。由於這些作者不只是立場有所分歧，許多甚至連時代都是錯落的，這便使得經世文編的意見極不一致，甚至看來是毫無意義的空集合。在此，我們假設了編輯是有意識的行為，而呈現出來的內涵物，則是編者意欲要表現的作品，正由於有編者的篩選揀擇，才使這些文章成為一個具意義的集合體，經世文編於是意味著以編者為代表的個人／群體對於特定議題的意見光譜。值得注意的是，與單一個人與其思想體系不同，經世文編所. 37. 見黃克武，〈經世文編與中國近代經世思想研究〉，頁95。.

(18) ．12．. 處理的思想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而非靜態的信仰，這將使得它的內容帶有無數的分歧與不協調，要加以分析便需要先了解他們所關心的議題（agenda），然後觀察其回應，然後才可以了解他們的思想。 38 文章的集合被編者預設是用來回答某些問題，而這些議題不會無中生有，思想來自於生活，關心的問題勢必與當代的背景十分相關，是故第二章「《最新經世文編》的出版背景」，即是透過釐清什麼動機引致《最新經世文編》的出版，來帶出議題產生的社會背景。這部份可分為遠近兩因，首先清中期開始逐漸產生的內憂外患，可說是從賀長齡本以降，經世文編傳統之所以會一直連綿不絕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在十九世紀末期，中日甲午戰爭的敗戰給中國人帶來的強烈危機感，接續著戊戌變法的失敗、庚子拳亂的社會動盪，以及庚子新政的強力推行，在在刺激著人們的經世意圖趨於顯著。新政推行與出版技術的進步則是在此時扮演重要角色的時代要素。首先關於新政的推行，當中重視西法、用西學舉材，讓經世文編的改版有了立即性的需求，更不用說它間接肯定了西學的正當性，成為西學傳布的重要推力。其二是此時出版技術的發達，讓翻印速度更加迅速，出版更加快捷，資本化的經營模式，讓出版品的數量遠超過以往，當思想傳播的速度與範圍都遠遠超過以. 38. 黃克武，〈「皇朝經世文編」學術、治體部份思想之分析〉，頁13-14。.

(19) ．13．. 往，制舉用書這類出版品也就成為頗有影響的思想乘載媒介。雖然環境的變化和人們所關心的議題是彼此連動的，然而有一些關懷則是跨時代的延續，而非當代的立即反映，是故在第三章「《最新經世文編》的文本與架構」裡，我們將會觀察不同時期經世文編的架構變化，以了解哪些又是當時人們共同的關懷所在，而這些經世議題又經歷了怎樣的變遷。然而1900年代除了議題的變化之外，更重要的事莫過於新思想資源的傳入，因為資源的改變會對議題的解答產生影響，所以我們還會進一步分析《最新經世文編》的文本，透過考察其譯作者的背景，將可以大致了解新思想資源的傳譯來源；至於透過考察文章出處，則可以描摩出思想在文化市場裡的傳布途徑，並進一步了解新資源如何在文化市場當中流動，然後為人所閱讀、接收。新思想資源的傳入，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它改變了人們解答問題的方式。由於擁有不同的思想工具，使得貫穿該時代的議題能以另外一種思維被解答。第四章「《最新經世文編》的思想內涵」便是藉由分析《最新經世文編》的文本內容，來了解時人如何取用新的思想資源來解決當時諸種議題。這部份我們將先分析西學資源在歷版經世文編當中所佔的比例狀態，藉此了解在長達半世紀的時間內，西學是如何逐步從表層深入影響到中國人的價值觀念層次，而非是十九世紀末突然襲捲而至。接著，本章將會選取幾個時人關懷.

(20) ．14．. 的重點以闡述《最新經世文編》編者的意見趨向，諸如政治體制的抉擇、如何富國強兵，抑或是如何興辦教育等等，這將有助於我們了解1900年代的人們是如何使用外來的新思想資源來構築他們的經世藍圖。最後一章結論，則用以總結《最新經世文編》研究的所得與其意義，期能以《最新經世文編》呈現出來的文編共通性與其特殊性，對經世文編研究有些許貢獻，並且略記本論文中未竟之處，以期來者再續。.

(21) ．15．. 第二章《最新經世文編》的出版背景. 寶善齋書莊自編的《最新經世文編》出版於光緒壬寅年12月。對許多人來說，當年最重要的大事莫過於朝廷實踐了前一年下詔的內容，除了改以新制取士，八股制義被取消，改以策論應答，並且還加考中外政治史事論。這些政策不但出乎應試考生的準備之外，也連帶誘發社會上一系列的反應，諸如社會風氣陡然一變，從排拒西學轉而擁抱西學，人人爭買譯籍，爭講西學，出版商亦急於找尋譯源、翻印新書，甚至促成了晚清經世文編的出版熱潮。是故我們可以說，《最新經世文編》的出版和晚清的新政改革與思想轉型息息相關，要了解《最新經世文編》為何編成，就要從科舉為何要改制開始談起。. 第一節. 清政府的困境與科舉改制. 一、自強運動與西學冷漠晚清的思想轉型過程當中，科舉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其影響或許並不下於時興的新式制度性媒體。然而要了解科舉在晚清思想轉型作用的內容，.

(22) ．16．. 從改制的1900年代初期談起是不足夠的。科舉制度關係著近代中國一系列的改革步調，所以我們必須先來回顧一下十九世紀中國的狀況，在了解科舉改制的政策是如何經歷長時間形成，逐漸在內容上取得正當性之後，我們才能了解為什麼會有這個決策的出現，從而造成《最新經世文編》的產生。對清王朝來說，十九世紀是充滿災難的百年。雖然它的開頭看來還不錯 ──何炳棣曾說十九世紀初期是「中國和平的頂點」──但是這個依傍著自然經濟運作的王朝，已經在上個世紀的繁榮當中發展到臨界，增長的人口讓有限的土地負荷達到極限，加上天災頻仍，致使十八世紀後期屢屢有動亂出現。正由於經世思想往往來自亂世的刺激，是故賀長齡在1826年──正是十九世紀初期──出版了《皇朝經世文編》，體現出有志經世的士大夫內心之焦慮，同時也得到當時眾多士人的應和。除卻內憂，西方國家不滿意僅止透過廣州一口通商，要求進一步開放其他港口，則成為當時政府所面對的另外一方壓力。西方國家所施予的壓力，在1840年代以鴉片貿易為引子而爆發開來，戰爭的結果簽訂了南京條約，中國隨後進入了條約世紀，迎來一波又一波的西力衝擊。當此時，對於時局較為敏感的時人起了警覺心，於經世意識之下推動自強運動，開始了近代中國的第一波改革。自強運動的評價各有正反，但大抵上，人們多認為時人只學習器物層面的改革有所不足，是其失敗主因。對此，本論文並不欲多加詳論，但就結果.

(23) ．17．. 言之，自強運動的改革內容確實還無力觸及中國這時面對的真正問題，而這並不單純只是執政者的問題，和時人對於西學的有限認識大有相關。透過小野川秀美的研究，我們可知，晚清時人對於西學認知的範圍是逐步擴增的，不過在1860年代，即便是最關心時政的士人能走到最遠的路，也都還不脫西 39. 學等同西藝（亦等同於兵學）的認知。這樣的思考層次和日本明治維新志士所掌握的西學層次，無論在深度還是廣度上都是不能並提的，也就無怪乎二者的改革結果如此大相逕庭。至於民間，西學的影響力更是稀微，張灝曾經以經濟史研究當中「雙重經濟型態」的現象來比況當時社會面對西學的狀況，意即清中葉之後的中國受到西方文化影響的地方很有限，除了沿海城市，其他的內陸地區幾乎不見西學影響。西化的上海絕對是當時的少數，因為即便開港時間最悠久的廣州也難見西學痕跡，學校中不重視西學，碩儒對西學也頗為漠然，在著作中看不到中西學對話的痕跡。就算設置了同文館與兵工廠附屬學堂，但是這類學校往往被視作是晉身的跳板，幾乎無人視其為值得投身的正途。 40這樣子的社會普遍對西學感到無視與漠然，才是晚清改革者所必須面對的最大問題，究其原因，不只是因為先前閉關自守的緣故，. 39. 40. 小野川秀美著，黃福慶、林明德合譯，《晚清政治思想研究》（臺北：聯經，1985），頁1-48。張灝，〈晚清思想發展試論──幾個基本論點的提出與檢討〉，收錄於周陽山、楊.

(24) ．18．. 環繞科舉而逐漸形塑而成的社會文化風氣，也是讓人們對西學毫不關心的原因之一。. 二、科舉的施行與弊病科舉從隋唐開始施行，到宋代漸趨穩固，它的制度化所意味的不單單只是供才管道的確立而已。它一方面提供政府運作的人力來源，另一方面，它更是一種篩選機制，用以篩選出符合當局需要的人才。篩選的過程當中，往往不只是需要能力的保證，而更牽涉到特定的意識形態，也因此篩選標準的制定會影響到參與篩選的群體，間接塑成了他們的發展趨向。所以說，在選才制度運作的過程當中，觀察思想的流動，政府明顯站在主導的地位。他們藉由功名誘使百姓接受教化，也藉由功名來形塑士人的思想趨向。是故對於中國歷朝歷代的政府而言，選才內容的研定是大事。漢代以儒學取人，從此儒學躍勝諸子百家，成為士人所學主流；唐代於明經之外加開進士一科，為無淵源家學之人打開仕進之門，同時也造就了一批世家之外、效忠於天子的進士群體；元明以四書集註為考試定本，影響到往後的士人閱讀趨向，強化了王朝的正統思想。清代延續了前朝的制度，對於科舉考試的內容並沒有多. 肅獻主編，《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晚清思想》（臺北：時報出版，1981），頁25。.

(25) ．19．. 少改變，繼續鼓勵著程朱理學作為王朝所尊的正統思想，宋學始終是清代學術思想史上的重要一員。但是選才制度經過長期發展，不免會因為失去原有的篩選效度與準度，而必須面對改革，科舉也不例外。自隋唐施行科舉以來，至清代已運行數百年，雖然在實行的制度面上越來越嚴謹而公平，然而有兩個趨勢卻是每個施行朝代都必須面對，又難以解決的：一者是科舉與教育之間的排擠效應，二者是應舉科目與政治實務上的脫節現象。關於科舉與教育之間的競爭與排擠，所指的是原本科舉之用在選拔人才，教育之用在培養人才，二者理應互為相生，但是歷史演變卻顯示兩者最後常常是彼此競爭，最後失衡。舉明代的例子為例，官學原本應該是與科舉並行的育才管道，可是一旦學校的標準不嚴，成員流品漸雜，以致於薦舉的公信力下降，學校出身的人才所取得的官職也就會變低。既然學校一途無法得到好的職位，人群便會轉而復重科舉，連帶造成學校的教育目標轉向應付科考，以致於失去原本培育人才的用意。這種狀況到了清代依然存在，甚至由於政府習慣視科舉及第率為地方文教推行狀況的反映，造成科舉與教育的失衡更加明顯。當時科考的熱潮來自於兩方面動機的鼓動：一來是應考者為求取伴隨著功名而來的特權而參加科舉，二來政府重視科舉及第率，視其為評估地方文教是否推行成功的依據，這也就使得地方上官員亦會積極鼓勵人.

(26) ．20．. 們投入舉業。反觀有清一代的學校教育，當時的教育當然不是義務教育，受教育的動機除卻啟蒙（蒙學教育）之外，其餘大概就是準備應付科舉考試，但由於員額不足，官學演變到後來與其說是教學機構，不如說它只是把考生 41. 聚集起來定期考課而已，所應該具備的教育功能多由私人書院承擔。私人書院當中，旨在應付科舉者亦佔大多數，即使是試圖調和科舉與理想，在堅 42. 守自身制度的努力下適應科舉的書院，基本上也還是拋不開科舉功名。人們趨競於科考就造成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產生了應舉科目與政治實務上的脫節。科舉考試科目的侷限突顯出的困境，除了在於實行上關於公平、效率與適才適性的難以得兼，也由於人們相信一旦通曉了原理（掌握了所謂的「道」），就算未經實務，到時候也能上手運用。但事實上，就算吸收前人經驗的傳授，能靠自修而真正達到熟習的人少之又少，所以政治人才培養問題主要就是從唐代開始的，因為科舉縱然有自太學投入的考生，但絕大多數還是經州縣考試脫穎而出的自學者。他們之中的大部份對於政治實務並沒有像門第出身之官僚那般受到薰陶，並且國家取之亦為該人文采而並非治國之能，這也就使得政府聘任其為官的成本就變高了。反之五代十國之亂世. 41. 42. 多洛肯，《清代浙江進士群體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10），頁130-132；李兵，《書院與科舉關係研究》（武漢：華中師範，2005），頁229。李兵，《書院與科舉關係研究》，頁222。.

(27) ．21．. 重實務人才，也因此吏之於官還比較受到重用，甚至有不少人才是出自胥吏而最後任得高官。. 43. 到了宋代，伴隨著科舉制度被接受，政府曾經試圖對士人與政事脫節的現象進行調整。宋初為了提振學風，皇帝大加獎勵科舉仕進，進士及第即可任官，而不必再經歷練實習，既然郎官不熟悉政務，則政務非委由熟悉政務的胥吏代辦。也因此，王安石主導改革時的重點之一，便在於處理選舉出來人才不諳政事的問題，他透過強化學校教育，以系統化的培養人才來取代全由考試進用，使得吏而能士；同時也調整考試內容，以強化篩選人才的效度，使士人能吏。可惜王安石的改革沒有成功，而一直到明清為止，選舉出來的士人不諳政事的問題還是持續存在著。明清科舉出身的庶民官僚所佔比例越來越大，能考中進士之人尚能留在中央進士館，經過進修、點翰林之後任官，其餘舉人等則分放各地任職州縣官員。這些人每次科考之後「即有百數十名之多，初不諳法律財務，僅於出仕之前，臨時至皋藩兩司，短期實習，走馬上任。服官後，政務多賴刑名錢穀幕僚處理，其中以刑名尤為困擾，一因主官對律例素少研究，二因官民言語隔閡，在各省臬署以至各道府州縣署中，. 43. 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臺北：東大，1992），頁82-84。.

(28) ．22． 44. 均有所謂『師爺』者，為主官佐理，自成系統，互通聲氣。」影響所及，應舉科目與實務中間的出入，不只是帶來胥吏政治的隱憂，還使得政府必須要付出極大的成本來填補實務層面的缺口，以使國家能夠順利運作。而科舉制度選才的另一個問題，還在於考科內容與官員職務之間有很大的偏差。在科舉與學校教育之間會彼此牽引的狀況下，科舉的考試內容往往會直接攸關於教育的施行方向，偏偏比起唐宋時期，明清的科舉考試科目其實是越來越限縮的。之前的朝代除了明經和進士之外，還有分醫學、算學、畫學、書學、武學和律學，分科舉人才進用，但到了明代卻只剩下進士一科，並且單以經典與策論進行測驗。清代承明制，規範亦同，結果導致的就是人才取用逐漸單一化。然而，在測驗方式上，清政府又加之以更多規定，例如規定四書五經制義的文字要「清真雅正」，語氣要代古人立言，內容要本於欽定的傳注義疏；又如策論需「曉暢古今、切中時務」，又要「切近時務，通達政治」。於是所謂「代聖賢言」不許抒發己見，讓考生懶於思考，只顧符合八股格式、字體要求，宛如玩弄文字遊戲；策論要切中時務卻又不許涉及當代，也使得人們對時事多漠不關心，遑論準備之不易而放棄。於是，考. 44. 劉兆璸，《清代科舉》（臺南：劉兆璸，1975）。.

(29) ．23．. 四書五經原是希望藉此提高公務員道德，促使人們重視義理 45，考策論則是希望應試者能夠成為關心政治、熟知政務的人才，但結果卻是距離良好用意甚遠。這樣的官僚制度與社會風氣，待與外事務日益衝擊，越發體現既有人才不足的時候，也就是人們開始對制度要求檢討的時候了。. 三、清代改革科舉的努力事實上，改革科舉的論點在清初時便曾提出商議。考量到八股文若要做得好，要有相當程度的文史底蘊，然而對大多數士子而言，此舉卻反是造成士子自著意於學習其格式寫作，只因八股文乃列位於科舉首關，不擅此則無法躋身科舉功名之門，是故在康熙時有鑑於八股制義之弊，擬廢除之，而以加重策論的比例以取士。然而在執政者並沒有找到另一個能夠取代八股制義的測驗方式的情況下，國家取士僅憑有策論一關，引起人們對所取之士的考驗不足的疑慮，八股制義就再度回到科舉內部的議程上去。雍正時再度有人謀議廢制義，但此次則是以廢制義後恐無人讀四子書、求義理為由，再次被擋下，此後科舉的改革問題就暫時被擱置一旁。當科舉制度的問題再度被提起，則是在清王朝逐漸失去過往的盛世餘暉的時候了。. 45. Thomas H. C. Lee, Government Education and Examinations in Sung China （Hong.

(30) ．24．. 縱觀近代中國科舉制度的改革，其倡議從民間起，逐漸擴大影響力，最 46. 終使中央決策產生改變，可說是「下以實求」，而得到「上以實應」的過程。. 至於民間議論的興起，則和清中葉時經世思潮漸起、「實學」被再次強調有關。一直以來，科舉取士之弊始終是關心時政之人相當在乎的重要議題，1826 年賀長齡的《皇朝經世文編》當中，就收錄了像是黃宗羲等明末清初時人對科舉的議論文章，顯示出他對這個議題的關心。1861年，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則提出了他屬意的科舉改革方案，內容包含了考試科目與應試次第的調整等等。 47馮書對於當代洋務派來說是重要的意見資源自不待言，人言其「言人所難言，為三十年變法之萌芽」，難言的，自然是援引洋務進入經世內涵的主張。即使到了1898年鼓動變法之時，這部作品都還深深震動皇帝的心，而命人刷印千部發送各部處。不過我們可以發現，即使馮桂芬在書中主張了採西學的重要性，在他所提出的科舉改革內容中，卻是以試諸子學和古 48. 學來換掉八股時文，西學相關的內涵則沒有被納進考科當中。這也是為什麼等到1890年，湯震會拿他的觀點做為批駁的對象，對湯震來說，顯然洋務. 46 47 48.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231-260. 劉龍心，〈從科舉到學堂──策論與晚清的知識轉型（1901-1905）〉，頁106-109。馮桂芬，〈變科舉議〉，《校邠廬抗議》（臺北：文海），下卷，頁55A-58B。馮桂芬，《校邠廬抗議》，頁55A-58B。.

(31) ．25．. 還比古學和諸子學還要來得適合用在當代的人才篩選上。. 49. 湯震並不是第一個意識到應該把洋務的相關內容納入科舉的人，據統計，從1864年李鴻章上奏摺請專設一科取士，到1887年陳琇瑩請將算學納進 50. 科舉為止，前後二十多年有十五、六位官員上奏相關事項，顯然洋務派的官員在執行過程中，已經發覺到人才培養與留住的問題。不過湯震等維新派與前者決定性的不同在於，他們對於科舉的檢討與前人有不同的角度。馮桂芬對科舉的改革著重在評鑑效度上，他認為四書五經與時文所考太易，不足以甄別人材，所以建議更改考科內容。洋務派官員的上書所在意的，則是如何能夠避開科舉的拉力，拔擢出適合執行洋務的人材，對他們而言，熟習洋務是特定一群人而不是全內所有士人的事，所以建議另設專科。相較之下，有另一群人在1880年代後期到1890年代，關注的西學層次逐漸從兵器面轉到制度的面向。他們或是直接與西方有所交流，又或是觸及譯書及傳教士的言論，對於西政、西法有正向的評價，認為西方的強大在於所行的制度好，當中又以議會制度為最。從西方議會制度衍生出來的關注進一步引發對民眾智識的關心，是故此時他們對科舉改制的問題，考量到的重點已經不再只是如何選拔人才，還包含了如何積極教育民眾、提升國民素質的問題。. 49. 湯震，《危言》（光緒十六年石印本），卷1。.

(32) ．26．. 當對於民眾的教育目標不再只是要識字，也不再滿足於知曉義理，檢討考試科目的內容突破了「洋務」的範疇，試圖對西方有更深入的了解，西式的教育制度也成為他們的參考標的，既有的那種借用民間力量以讓人才自主養成的模式就不敷使用了。這樣的主張背後牽涉到的除了關注面向的改變與深入，更重要的是在認可西方制度的態度背後，這些人肯定了西學的獨立性與合理性，這顯然比起堅持西學只能為用、不能取代中學為體的洋務派走得又更遠。在洋務派的中體西用論之下，能被用以接引作為思想資源的西學有其限度，就像十六世紀以來傳入中國的西學那樣，它們被肯認是實用的，也被歸進中國既有的知識系統當中，可是由於始終被劃定為技術性的外圍知識，無法對既有思想體系造成多深刻的影響，要用來突破解決問題的思想螺 51. 旋時無論在質在量上都嫌力道不足，他們的缺點則正是維新派在思維經世時有所突破的地方，擴大了「採西學」的範圍，比較的角度也從縱向的古今比較扭轉成橫向的中外比較，不但有助於擴大了經世思想所包涵的議題與處理的層次，另外也刺激了新思想論域的發展。不過我們不能忘記，即便1890年代後期改革聲紛起，認為在科舉與教育. 50 51. 苑書義，《李鴻章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頁125。十六世紀西學如何被納入成為中國傳統學術的一部份，可見艾爾曼的相關研究。思想螺旋是王汎森提出來用來指日本思想資源傳入之前中國思想家的困境，在此.

(33) ．27．. 中需引西學成為許多經世主張者的共識，要扭轉大多數人對西學的評價，甚至使西學與中學平起平坐乃至分庭抗禮，還有很長遠的路要走。晚清的兩次的科舉改制，重點雖然都在於廢除八股、改試策論，不過1898年的重點依然 52. 在於要求考生「通經史以達時務」。待1901年章程裡，規定鄉試與會試的頭場、二場先考中國、各國政治藝學策論各五道，強調考生必須對國內外政治藝學有所了解，才是真正試著將西學置於與中學相對等的地位來對待。此中，官方的決心不只是展現在制度面上，也展現在題目的擬定上，考題要求考生在闡述時務之外還要兼顧中外的比較，答卷時需要具備的思想內涵突破了過去只談中國、不談當朝的限制，這些改變都有助於深化考生對西學的認識而不只是流於口號。然而要就此認為科舉選才之弊就此得到矯治還言之太早。在庚子新政裡，科舉改制真正能改變的有限，尤其對於長期關心中國選才制度的人來說，真正期望見到的改革應該是像過去唐朝那樣增加考科，又或是像宋代司馬溫公所說「十科取士之制而斟酌行之」，甚至像西方那般依學術分科試驗， 53. 這樣才能為政府篩選出更多樣化的人才！新政的科舉改制當中，卻是學. 52 53. 我將之提前與張灝的思想轉型時期合論。〈諭內閣〉，見《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冊57，頁491。林樂知，〈中國專尚舉業論〉，《萬國公報》，卷704（1882），。.

(34) ．28．. 校、財賦、商務、兵制、公法、刑律等十多項科目什麼都考，而且都是擠在一個策論考試裡面考，而不是獨立分科考試，「一在求之太備」、「一在責之 54. 太驟」，如何能篩選出真正的人才／專才呢？不過此時清廷的著眼點已經不在科舉的選才效用了。考量到科舉長久以來考試與學校教育的互斥作用，他們決定廢考試興教育，至於科舉改制只是促使西學普及的手段，正如經筵講 55. 官徐郙表示的，「十年以後，科學大舉，私家造就，不由學堂即由科舉。」待學校制度成熟，就待全面廢止科舉，由學校系統接替培養人才的任務。. 第二節. 制舉用書與出版現代化一、制舉用書的作用. 晚清時期，清廷以科舉功名作為誘因，希望達成「私家造就，不由學堂即由科舉」的企望，事實上這個目標還必須要有足夠的資源相配合，讓人們能自修西學才能達成。不過當時即便是官方自己對西學的認識也相當有限，所以我們可以發現在改制時，對於各國政治藝學考試的部份，官方僅表示「士子講述時務肄習有素者，自可各抒底蘊」，而並未再加列參考書目，顯示出. 54 55. 〈論科舉改章之未善〉（論說），《中外日報》，1902.8.3。徐郙，〈順天鄉試錄序〉，《順天鄉試錄》，光緒癸卯恩科，光緒29年，頁1-3。轉引.

(35) ．29．. 他們預期考生能自行從既有的出版品裡攝取到相關的知識內容 56，這就使得這段時期出版品的產出、內容的演變，成為值得探討的問題。一般研究討論會將焦點鎖定在為數眾多的譯書、報刊雜誌，以及規制化的新式教科書── 尤其後者旨在結合國民教育，更被預期對社會上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然而新式教科書大致上是在科舉廢除之後，因應新式學堂教學的需要而引入的，在此之前，士子若要準備新制的科舉考試並沒有定本可依循，是故歸納新政時期對士人影響較大的出版品，大概就是坊間出版的專書譯本、雜誌報刊，以及依此纂輯出版的制舉用書等等。制舉出版品泛指任何與準備科舉相關的參考書籍。它的種類甚多，狹義而言，專指與考科有直接關連的書籍，例如與四書五經有關的節本、八股時文的選本、古文的選本、闈墨與範文類編、翰林館課等等，主要是為了提供考生記誦與臨摹的便利；廣義而言，泛指任何有助於應考內涵的書籍，例如諸子彙編、通史與各種類書，這種出版品主要針對的是策論的考試，內容與經義絕不干涉，但是有助於增加考生的學識修養，進一步在策論考試上反映 57. 出來自己的深度。這類出版品的由來已久，論其影響力也頗為普及，不過. 56 57. 自劉龍心，〈從科舉到學堂〉，《近史所集刊》，註25，頁111。劉龍心，〈從科舉到學堂──策論與晚清的知識轉型（1901-1905）〉，頁112-113。本分類參考沈俊平，《舉業津梁：明中葉以後坊刻制舉用書的生產與流通》（臺.

(36) ．30．. 它的存在一直有爭議。首先這類書籍往往追求速效，看過即丟，所以不被認為有留存的價值，「藏書家不重，目錄學不講，圖書館不收」。 58再者，為了顧及讀者誦讀的便利性，編者在整理過程中會將選擇內容自原脈絡中剝離，如此並不能提供讀者完整的學問與道理，如此去應試，則使得政府無法測驗出應試者的真才實學，宛如作弊，例如薛福成所載的誇張例子，「前歲中式 59. 舉人徐景春，至不知公羊傳為何書，貽笑海內，乃為明鑒。」是故政府往往試圖對制舉書籍加以規範，宋代便曾經明令禁止該類書籍的印行，或者是 60. 要求對該種出版品進行審查，明清亦然，清代禁刻時文、表策和經史節本的禁令，從清初到19世紀前期都還一直不斷重申，都是為了希望禁絕投機的學習行為。但是制舉出版品是不可能禁絕的。由於富利潤，書坊可以換個書名、換湯不換藥的繼續印刷；由於出版品眾多，官方也不可能逐本審查，也因此對於這類書籍的禁令往往不了了之。何況這種出版品從正面的角度來說，也還具有教學的功能：因為要寫出好文章前必須多加閱讀名家典範，各類選文的. 58 59. 60. 北：學生書局，2009）。商衍鎏，《清代科舉考試述略》（臺北：文海，1975），頁243-248。薛福成，〈治平六策〉，收錄於葛士濬編《皇朝經世文續編》（臺北：文海出版社），卷12，頁6A。劉祥光，〈印刷與考試：宋代考試用參考書初探〉，《政大歷史學報》，vol.17（臺.

(37) ．31．. 編纂提供士子很方便的閱讀管道，有利於寫作能力的自修。更不必說制舉書籍的編者有時不乏學識之士，他們從另一個角度出發，希望人們在科舉考試 61. 的驅力之下，能夠透過閱讀他們所編的書籍而攝取到該有的知識與觀念。所以基於種種原因，清廷在1736年便逐漸放行了坊間刻文之禁，不但帶頭令頗有文名的學士方苞主持選文與出版，甚至開放民間書坊自行刻印會試、鄉試 62. 的墨卷，而不必等待禮部、翰林院的審訂。此後坊間刻售科舉文字的風氣便逐漸盛行，除了時文之外，經解、論策也無以不刻，從不少大家以擅於選文而名於當世，亦可見一般。也因為長久以來對於制舉用書的依賴心理，面對改制後的考科沒有定本的情況下，士子們首先想到的閱讀資源依然是制舉用書。開明書店主人所留下來的記錄指出：「其最多之多數，必問《通鑒輯覽》、《經世文編》，甚至或問《子史精華》、《四書味根》、《五經備旨》者，此皆未脫八股詞章窠臼者，為最下乘。其次則問《商榷》、《扎記》、《掌故彙編》、《九家古註》、《七經精義》等書，是為舊學中已得門徑者，為次下乘。若購覓《朔方備乘》、《航海圖經》及《泰西新史》、《政治藝學全書》等，則漸有新舊過渡思想，臨文時. 61 62. 北，2000），頁57-90。劉祥光，〈印刷與考試：宋代考試用參考書初探〉，頁76-79。王德昭，《清代的科舉制度》（臺北：香港中文大學，1982），頁319。.

(38) ．32．. 能解調查者，為中下乘。至講求公平法，詳考路礦，採訪學制，搜討兵政，東西各書籍者，雖不外得第起見，然已預備得第後之進步，是為中乘。若考察理化各科，工商諸業，殖民政策，建國主義者，其胸中已有成竹，特假文場為發揮地，不繫心於得失者，是為上乘。至留心民約、社會、立憲、國法， 63. 則其思想已臻極等，方針已有定向，行所欲行，止所欲止，是為更上乘。」. 而在這段資料中，我們同時也可以發現，面對新式考試時，制舉用書的種類也大幅增加了。制舉用書再度應時而變，雖則內容新舊夾雜，但卻足供不同程度士子的需要，儼然扮演著日後所謂教科書的角色。. 二、出版業的現代化和文化角色既然改制時期的制舉用書儼然是當時士子們自修的「教科書」，那這些書籍是如何產出的，由於制舉書藉的生產與流動和出版者息息相關，我們得先了解晚清出版業的發展狀況。晚清時期的出版業在發展上經歷幾次大起大落，關鍵之一在於印刷技術的改良，關鍵之二在於科舉制度的幾次改動。此處先論印刷技術的影響。雖然中國人首先發明了活字印刷，但一直到晚清，刻版印刷都還是最主要的印. 63. 王維秦，〈汴梁賣書記〉，收錄於張仲民《出版與文化政治：晚清的「衛生」書籍.

(39) ．33．. 刷方式。製版需要木頭，刻版需要人力，印刷也需要人力，這就使得書店若經營要成氣候，需要一定的資本支持才能維持下去。然而新式印刷術的傳入改變了中國出版界的經營生態。1820、30年代，由於西方傳教士剛到中國時無法進入內地傳教，為擴大傳教範圍，必須依靠出版品作為媒介，替他們傳播基督宗教的理念。然而傳教士所擁有的經費也有限，他們於是必須找到最經濟的印刷方式，使其能在不依賴華人的人力下產生最多的印刷品，進一步擴大基督宗教進入內地的可能性與影響力。傳教士們想到的辦法便是開始鑄造中文活字模，同時使用獸力取代人力作為動力來源。中國人隨後便注意到 64. 這種經濟的印刷方式，1860年代較開明的士紳們便將之引入使用。 1870年代後期，更便利的石印技術自歐洲傳入。石印技術具有幾個優點，讓它迅速征服了中國的出版界：首先，石印的製版是用筆蘸化學藥劑直接蝕刻在特製的石版上，這省掉了揀字模的人力，讓製版變得簡單。再者，過去木刻板印刷太多次之後，木頭便會軟化而使得文字變得模糊不清，石板不如木刻板來得容易耗損，製版又比木刻雕板來得容易，當它隨後結合了照相技術時，更是能夠簡單複印出和原作相同的印版，而不必想辦法取得原雕版，也不必依. 64. 研究》，附錄四（上海：上海書店，2009），頁325。林歐彥、黃文江主編，《王韜與西方世界》（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0），頁 301-310。.

(40) ．34．. 賴工匠複刻雕版。這些都讓複印成為簡單的事，並且讓印刷成本可以盡量壓低，大幅減少出版書籍所需要的成本。是故石印術不只帶來技術上的革新，還帶動了中國出版界在營運上的巨大變化，它讓一般知識份子只要負擔得起器械費用，就能自己獨立從事出版，另外也促成了上海小型書局林立的盛況。關於晚清上海小型書局的詳細資料並不多，張仲民曾做過統計，認為這 65. 種私營書坊在當時可多至四百多家。它們不像商務印書館、廣智書局那些晚清有名的出版商那樣留有許多相關資料，很多時候甚至只是在報刊廣告上出現的一個名字，後來的人無從了解它們的營運狀況，也無從了解他們的營運方式。不過透過自行編纂、出版《最新經世文編》的寶善齋書莊留下的蛛絲馬跡，我們大概能推測這類小書局當年的狀況。寶善齋書莊坐落在當時私營書坊最密集的上海棋盤街. 66. ，現今沒有資料可以了解內部人事運作狀. 67. 況，周振鶴蒐集到的書目廣告顯示寶善齋書莊的主要業務乃是出版時務書. 65. 66. 67. 張仲民便曾經利用各類書目資料，統計出晚清上海總共有421家書局。參見張仲民〈晚清上海書局名錄〉，收錄於《出版與文化政治：晚清的「衛生」書籍研究》，附錄三（上海：上海書店，2009），頁321-324。寶善齋書局的地址可見周振鶴編，《晚清營業書目》（上海市：上海書店，2005），頁503。署名於內頁的「寶善齋主人」真實姓名不明，唯一能夠確定的是，他與《最新經世文編》封面署名的鄒王賓並非同人。鄒王賓，字鳳威，一字慕飛，又號琴劍山人、佩蘭生、江山風月閒人。其故人之子陳嘉會曾經為其立傳，文章見於1932年的《船山學報》當中，當中稱其擅於寫蘭，亦雅好金石書畫。既然如此，推測鄒王賓應該是受寶善齋主人所邀請，為《最新經世文編》題字且代寫序，應該是比.

(41) ．35．. 籍為主，書籍來源或許是翻印，或許是他們自行編纂出版，低成本的石印技術讓這種靠轉印出版的營運模式成為可能。當然，這類小書店之所以能夠以這樣的方式運作，還有它的時代因素。 68. 現有的善本出版資料顯示該書莊主要活動於1901到1905年之間，1906年之 69. 後不但沒有出版品，在上海的出版業名錄上也沒有該書莊的登記，這樣的時間點應該不是偶然。1901年裡最重要的一件事，便是庚子新政開始，詔令改制科舉，在政府引導之下，社會上對於西學的看法迅速轉變。過去數年並非沒有西學入試的紀錄，經濟特科為專才而設，但既為特科，也就表示那是政府為特定人才旁開側門，並非普及；對西書的購取或許是思想新穎的士人之興趣所在，或許是痛感國家存亡危機而積極攝取西學之人的選擇，卻從來不是習誦經典、但求利祿的基層士人所關心的事。戊戌變法前後，時局的刺激一度使西學的追求成為流行，可是等到政變發生之後，受限於政治空氣的肅殺，西學突然又成為人們諱莫若深的話題。然而1901年庚子新政裡，科舉內容改試策論，要求在先試考生的國內外事務能力，然後接下來才是對於中國傳統經書的測驗，這讓考生原本全然陌生的外國事務成為首先篩選人才的. 68. 較合理的。見陳嘉會，〈鄒鳳威傳〉，《船山學報》，（湖南船山學社編輯本，2009）。現留存該書莊的最早出版品是在1901年邵之棠《皇朝經世統編》，最晚的出版品則是出版於1905年的《增批輯注東萊博議》等等。.

(42) ．36．. 關卡，原先作為基本準則的四書五經反而成為次要的進階條件，也就使得社會上對於西學的需求像開閘洪水般勢不可擋。梁啟超便曾記錄改制之後連帶發生的效應，「八股既廢，數月以來，天下移風，數千萬之士人，皆不得不捨兔園冊子帖括講章，而爭講萬國之故，即各種新學，爭閱地圖，爭講譯出 70. 之西書。」從而造成為數可觀的西學市場。是故我們可以合理的推斷，位於上海讓小型書店較之內陸的刻書出版業具有更容易取得最新翻譯作品或是時務相關著作的優勢，於是在翻印成本降低，西學相關書籍的需求量又高漲的情況下，小型書店得以持續在上海經營下去，直到1905年宣布廢止科舉，制舉用書於是因為沒有銷路而成為廢紙為止。這段期間，他們或是翻印舊有的類書與選文，或是找來時人的習作或是筆記加以出版，或是另行編纂各種以時務為名的書籍，又或者直接翻印西學譯籍，產出各種各樣制舉用書以滿足不同程度之西學學習者的需要。這些小型出版者活躍在晚清文化市場當中，既是資源轉介者，又是資源的二手提供者，影響到為數至少有一千五百萬的基層士人，從而在晚清思想轉型的過渡中，扮演了不起眼卻相當重要的角色，. 69. 汪耀華編，《上海書業名錄（1906-2010）》（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頁2-3。.

(43) ．37．. 70. 梁啟超，〈戊戌政變記〉，《飲冰室合集》，專集冊1，頁25-26。.

(44) ．38．.

(45) ．39．. 第三章. 《最新經世文編》的文本與架構. 《最新經世文編》的編成原因和晚清許多經世文編一樣，遠因是受到道光以降成為主流的經世關懷影響，近因則是因為政府終於回應人們的要求，科舉改制，進而帶動風潮，使得人人紛紛追求新學，從而促成各種匯編本的出現，而這些匯編本也成為承載西學的重要媒介。而這一章開始，則是要來查看《最新經世文編》是使用怎樣的資料與架構編纂而成的，這將有助於我們了解1900年代的讀書人取得閱讀資源的途徑為何，也有助於了解時人經世關懷的方向。. 第一節. 《最新經世文編》的文本收錄概況. 《最新經世文編》一如其名，在編者堅持收錄的必須是「最新、最要、 71. 切實有用者」的條件之下，內共蒐集了戊戌到壬寅（1898~1902）年間的出 72. 版品，錄有785篇文章，參酌新式學科分類法而分為十綱69目，如下表所示：. 表格 1 《最新經世文編》各綱目卷數收錄狀況. 71 72. 寶善齋主人，《最新經世文編》，〈序〉。篇數的計算以目錄為準，若篇分「上、下」者以一篇計，篇分「一、二、三」者常常是合同一作者的同主題文章而成系列，故篇數分開計算。.

(46) ．40．. 綱別. 目別. 國際政學憲法行政民權法律刑律外交公法（30）（7）（5）（4）（6）（1）（6）（1）兵學兵政陸軍海軍戰術法令地勢營壘測量警察體操（16）（2）（2）（1）（2）（1）（2）（1）（3）（1）（1）計學財政幣制租賦關稅會計印花銀行國債（16）（3）（2）（2）（1）（2）稅（2）（2）（2）農學農政農學土性化料種植畜牧蠶學林學農器（10）（1）（1）（2）（1）（1）（1）（1）（1）（1）公司. 商學商業商政商律（附稅商埠賽會（14）（2）（6）（2）則）（1）（1）（2）工學工政製造路礦河海船艦電工（10）（2）（3）（2）工（1）（1）（1）文學哲學倫理論理社會歷史地理語學生理（9）（1）（1）（1）（1）（2）（2）（0.5）（0.5）理化動植數術天文格致物理化學地文地質學物學（2）（2）（2）（1）（3）（1）（1）（14）（2）科學. 教育學政學務師範學級（附遊女學學（2）（2）（2）（1）學）（1）（10）（2）美學圖學畫器（2）（1）（1）資料來源：寶善齋主人，《最新經世文編》，上海：寶善齋書莊，1903。. 而這些「最新」、「最切實有用」的文章來自於何處呢？直接從目錄中觀察收錄文章的來源，可籠統分為奏議、書籍、報章雜誌。如果再透過作者、.

(47) ．41． 73. 譯者等出版資訊，進一步配合現有的晚清圖書目錄來查詢，便可概略瞭解到這些文章出自何處，甚至可以得知編者對文本做了什麼改動。以下便分別依編者擬定的綱目順序，簡略介紹收錄文本的內容、來源以及狀況：. 政學部份：「政學」即現今所謂「政治學」。《新爾雅》曰：「有人民、有土地而立於世界者謂之國。設制度以治其人民、土地者謂之政。政之大綱三，一曰國家，二曰政體，三曰機關。」74是故政學之下設有憲法、行政、民權、法律、刑律、國際公法、外交七部份。（1）憲法共有七卷，內含17篇文章，當中〈憲法總論〉、〈萬國憲法志總論〉、〈代議政體論〉與英、普、義、法、美、北美／德意志聯邦的憲法志， 75. 76. 〈立憲政體論〉、〈歐來自於周逵編譯的《憲法精理》與《萬國憲法誌》。. 73. 74 75. 76. 關於《最新經世文編》的譯籍比對，以參考熊月之2007年出版的《晚清西學書目提要》為主，間或配合日本國會圖書館「近代デジタルライブラリー」資料庫，至於晚清的出版品，則參考各大圖書館所藏善本檢索、全國漢籍データベース，或是古籍善本市場目錄等等。汪榮寶、葉瀾編纂，《新爾雅》（上海：文明書局，1903），頁1。周逵，字仲衡，安徽省旌德人，是美國留學生，得醫學博士學位之後回國執業。其生卒年不詳。1920出版的《最近官紳履歷匯編》上記載他28歲，但由於多部周逵編譯的書籍出版於1900年代，比對之下，1920年他不可能是28歲，士紳錄的調查年與出版年應該有所差距，否則可能是同名的不同人。《憲法精理》與《萬國憲法誌》皆由廣智書局出版於1902年。雖然由作者、出版.

(48) ．42．. 洲英國立憲制與各國不同論〉、〈歐洲大陸立憲君制論〉、〈歐洲代議共和制論〉、〈聯邦制論〉則來自於那特硜（Karl Rathgan, 1856-1921）著、馮自由譯 77. 〈日本修改憲法〉和〈日的《政治學》。此外還收有伊藤博文（1840-1909） 78. 本憲法〉，以及《東亞報》記者角谷大三郎翻譯的〈比律賓島新立共和憲法〉。. 79. （2）行政共有五卷，內含9篇文章。其中〈政治總論〉、〈國家本源論〉、〈國家之重要質點〉、〈國權範圍論〉、〈國家生理論〉出自於那特硜《政治學》，少數幾篇被編者更動了標題，並且調整了架構。〈行政主權論〉、〈行政大臣論〉應該出自於周逵的《憲法精理》。另外還收有角谷大三郎譯自《法學新 80. 。報》的〈德國四大法曹論〉，以及有賀長雄的〈德意志近世政治論〉. 77. 78. 79. 80 81. 81. 時間與內容推斷是出自這兩部書，但由於無法見到原版書的目錄，而編者有時亦會更動題名，是故無法完全確定。馮自由的版本由廣智書局出版於1902年，乃是轉譯於日文本；原本《政治學：一名國家學》由Karl Rathgan述，山崎哲蔵、李家隆介譯，明法堂於1897年出版。Rathgen 是德國經濟學家、行政學家，1882-1890年間在東京帝國大學主講公法、統計學和管理科學，同時擔任日本的農商省顧問。在這裡，雖然編者並未改動文字，不過他們將原本的論文結構拆分開來，以小節的名稱作為標題，各自成為獨立的單篇。雖然《譯書匯編》中亦有翻譯，但此版本更可能來自於沈紘譯《日本憲法義解》，上海金粟齋出版於1902年。角谷大三郎翻譯自《東邦報》，譯稿刊載於1898年9月6日的《東亞報》上。參考李愛軍，〈「共和」涵義的近代化及Republic在19世紀中國的譯釋〉，《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No.156（01），2012，頁7-12。依據譯者備註，此篇譯自五月二十日《法學新報》，詳細年不明。本篇的譯者、出處不明。.

(49) ．43．. （3）民權共有四卷，內含10篇文章。其中，周逵著〈國民權利義務〉應是出自於《憲法精理》。〈民族政治之性質〉、〈寔際政治論〉、〈國家進化之次第〉、〈國家之起源〉、〈國家之形體〉、〈民族之定義〉、〈國家之趨問〉則出自於伯蓋司（John William Burgess, 1844-1931）著，楊廷棟譯《政治學》。. 82. 餘下的井上毅〈各國國民公私權利考〉、盧騷〈民約論〉皆是出自於1902年出版的留學生雜誌《譯書匯編》。（4）法律共有六卷，內含六篇文章。包括《譯書匯編》翻譯的孟德斯 83. 鳩〈法律總論〉與〈法律論〉，伯倫知理（Hohann Caspar Bluntchli, 1808-1881） 84. 的〈國法汎論〉，以及樋山廣業〈日本現行法律〉。另外兩篇則是《東亞報》 85. 記者大橋鐵太郎翻譯的〈英國教養貧民法〉，還有伊藤博文的〈日本儲貳典範〉。. 82. 83. 84. 85. 86. 86. 楊廷棟的版本在1900年由上海作新社出版，乃是轉譯自織田一譯、東京專門學校出版的譯本《政治學及比較憲法論》，出版年不詳。〈法律總論〉與〈法律論〉乃是編者將《譯書匯編》裡面的〈萬法精理〉拆分為二。《譯書匯編》收錄的伯倫知理〈國法汎論〉，其實就是吾妻兵治翻譯、1899年由善鄰出版社出版的《國家學》節錄，只是吾妻兵治當時將Bluntchli譯作「伯崙知理」，而《譯書匯編》內則改為「伯倫知理」。《最新經世文編》則同時收錄兩個譯源的版本，而分別編排在「政學．法律」與「文學．社會」裡面。本篇在熊月之《晚清新學書目提要》當中名為〈英國教養平民法〉，但觀《最新經世文編》所錄的內文，標題確實該作〈貧民法〉才對。推測應是出自於沈紘翻譯、1902年上海金粟齋出版的《日本皇室典範義解》。.

(50) ．44．. （5）刑律共一卷，收錄10篇文章。其中有周逵所著的〈司法院之獨立〉、〈法官之選任〉、〈終身官之制〉、〈陪審制度〉、英國、美國、普國與聯邦刑 87. 。律，伊藤博文著〈日本刑律〉，以及有賀長雄所著的〈日本司法裁判〉. 88. （6）國際公法共一卷，收錄4篇文章。其中〈國際公法總論〉、〈國際公法主體論〉、〈國家權利論〉三篇，來自於角谷大三郎刊於《東亞報》的《國際公法總論》。還有一篇則是有賀長雄著〈日本國際公司法〉。（7）外交共六卷，收錄了16篇文章。其中〈中國借地通商條約論〉、〈中國新開秦皇島論〉、〈美併檀香山記〉出自於《東亞報》的角谷大三郎與大橋鐵太郎；〈外交史緒論〉、〈日本新政府對於列國論〉、〈紀清日交涉〉則是譯自博文館；有賀長雄〈歐洲近世外交情形〉錄自《譯書匯編》；〈教案發端論〉、〈耶教流行論〉、〈教案關係政治論〉、〈調輯民教論〉則是取自嚴復翻譯的《支 89. 那教案論》。另外還收錄了日報的〈中俄滿洲新約〉、〈日英聯盟條約〉，外 90. 交報的〈澳洲聯邦記〉，還有李鴻章〈聯軍和約〉與闕名〈日本外務省官制〉。. 87. 本部份所收錄的周逵著文章，由於標題無法直觀判斷與《憲法精理》、《萬國憲法志》是否相關，同時熊本也不見其他類似性質的著作，所以在此不妄作推測。 88 熊本中未見符合項目。 89 嚴復翻譯、南洋公學出版的《支那教案論》，乃譯自宓克（Alexander Michie, 1833-1902）在1892年的著作：Missionaries in China (London: Edward Stanford, 1891)。 90 由於當時的報刊眾多，許多轉錄自報章雜誌的文章都難以查得原始出處，是故在此以《最新經世文編》所標示的作者、譯者、出處為準。.

(51) ．45．. 兵學部份：（1）兵政共兩卷，共收錄了11篇文章。除了選自《譯林》的〈軍國論〉 91. 和奮翮生的〈軍國民篇〉之外，〈美國軍制〉、〈美國民兵義兵〉是來自於葛勝芳的譯稿，其他七篇文章則來自於細田謙藏翻譯的《日東軍政要略》。. 92. （2）陸軍共兩卷，內有16篇文章收錄。其中〈日本陸軍官司制〉、〈日本陸軍官司統屬表〉、〈日本陸軍軍隊制〉、〈日本陸軍學校制〉是細田謙藏的 93. 、〈中國八旗經制兵額表〉、作品，其餘十二篇文章，包括〈中國陸軍界說〉〈中國直省綠旗兵額表〉、〈中國直省提鎮表（中國海軍燼餘表附）〉、〈中國勇營述略〉、〈中國練軍述略〉、〈日本陸軍師團表〉等七篇文章，以及英俄德法美等五國的陸軍述要，皆為傅運森的譯稿。. 94. （3）海軍共一卷，收錄九篇文章，包括細田謙藏譯的〈日東海軍官司制〉、〈日東海軍軍艦制〉、〈日本海軍學校制〉、〈日東海軍軍艦所屬表〉，還. 91 雖然奮翮生是蔡鍔的筆名，但在內文當中，編者卻把作者的名字植為「任公」。 92 《日東軍政要略》由善鄰出版社出版於明治32年（1899年）。不過《最新經世文. 編》標註細田氏為譯者，根據實藤文庫的記錄，《日東軍政要略》（編號0531）則是由細田謙藏著，稻村新六校對而成的。 93 由於《日東軍政要略》有三卷，因此這裡收錄的文章應該同樣出自於該書。 94 《最新經世文編》的目錄當中並不會每篇都註明作者／譯者，是故旁鄰且性質類似的文章便視作是出自同一作／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