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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是誰的責任?」高希均說,上屆總統大選前夕,他 問兩名訪台諾貝爾得主這個問題,兩位得主不假思索地說:「當然是學生的責任。」

「工作要自己找。」高希均說,前一個世代的年輕人完全靠自己找前途,什麼 時候開始,政府欠你一個工作?」-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創辦人高希均,2013 年在國立高雄應用大學舉辦的「競爭力大挑戰」論壇之發言(王昭月 2013)。

沒能力的人,企業主給 22K都算太高。-台灣大學校長楊泮池(沈育如 2013)。

學用落差是必然的,但只要主動學習,就算只有短短一年,也有機會成為世界 的專家。-台灣大學前校長李嗣涔在 2013 年臺大畢典之致詞(游婉琪 2013)。

窮人總是與我們相隨:我們從俗民智慧便可學到這點。但在俗民智慧裡無法以 同樣自信大聲說出的,乃是窮人到底如何變窮,以及被當成窮人看待,還有他 們成為窮人與被當成的方式,在何等程度上,取決於我們(不窮不富的尋常人)

過活的方式,以及我們和其它人,如何稱讚或輕視這種生活方式,這類棘手的 問題(Bauman 著、王志弘譯 2003[1998])。

前三段引文都是在談論大學生就業問題。第一則引言是暢銷雜誌創辦人認為大 學生如果有就業問題,原因一定是出自學生本身。第二則是台大校長的言論,他認 為若沒有能力,即使是領二萬二千元(約比基本工資高兩千元)的薪水仍然算是太 多。最後,一位台大前校長也談到,即便有學校教育和就業市場需求之間的落差,

靠自身努力仍可克服之而獲致成功。這些高知識分子都在表達一個訊息,就是個人 需要為自己的經濟成就負全責。

以筆者個人來說,處於即將就業的關口,也常感到即將到來的就業壓力。看看 周遭的同學朋友,有的畢業幾年還在待業。已經就業的,除了一些比較幸運考上公 務人員的,有的擔任計畫助理,或為打工族,或是成為政府約聘雇人員,陷入非典 型就業的處境,能夠養活自己已經是十分了不起了。他/她們似乎都有這種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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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已經付出了努力,仍舊無法養活家人,也不太可能短期內買房,甚至結婚生子。

然後,在報章雜誌上,一流大學的校長或是雜誌創辦者,卻說「找不到工作是你自 己的責任」或是「只要努力就能成為專家」,似乎只要「找了就會有」或「努力就能 成功」。但是我的朋友們,真的不努力嗎?我自認為不比他/她們優秀,也沒有比他

/她們差,我畢業後的就業狀況,又將如何呢?我一直感到困惑。

這並不只是單純個人的煩惱,而是整個台灣社會經濟環境變遷的結果。近年來 許多書籍、雜誌或新聞報導,都開始提及台灣整體大環境對個人生活(尤其是經濟 生活)的影響。例如,由民間團體寫作的《崩世代》,其中便提到台灣就業狀況貧窮 化、過勞化、彈性化、工作貧窮及窮忙問題嚴重,並預示崩壞的台灣未來(林宗弘、

洪敬舒、李健鴻、王兆慶、張烽益 2011)。這種對自身生計的不知所措、對工作前 景的沒有信心、以及即便很努力但仍可能無法獲得理想生活(而這在上一個世代似 乎比較不成問題)的無力感,似乎是我這個世代共同的憂慮。

社會學將連結個人的煩惱與公共議題的能力稱為社會學的想像力(C. Wright Mills 著、張君玫、劉鈐佑譯 2006[1959])。我們的煩惱很有可能並非單純歸咎於自 身便能解決,而可能有更大的社會結構因素。然而過於個人的歸因方式,影響我們 解釋現象發生的原因以及提出的改善方式。對於個人經濟困境的個人歸因將使人們 無法看見社會結構因素,進而無法認同從制度面解決社會問題。

依據社會科學的研究,有許多因素導致個人陷入經濟困境,包括個人致貧因素 論和結構因素論等(張清富 1993a:15)。個人致貧因素論主要根據人力資本理論和 地位取得模型,將個人經濟困境的原因歸因於個人因素,例如人力資本或父母親職 業地位等。結構因素論則是將個人經濟困境歸因於結構因素,例如勞力市場結構、

產業類型和社會歧視等。但是引言中主流媒體訊息透露的卻是個人應為自己的經濟 困境負全責,強化個人主義的思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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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一般民眾對貧窮之看法, Feagin(1975)歸納出三種人們解釋窮人何以存 在的原因。第一類為個人歸因,亦即將貧窮的原因歸因於個人努力、能力等個人特 質。第二類為結構歸因,亦即將窮人為什麼會窮的原因歸因為社會經濟結構因素。

第三類為命運歸因,亦即將貧窮之原因解釋為運氣或命運使然。若人們普遍將貧窮 歸於個人因素,可推知人們認為落入經濟困境的原因主要是個人的責任。若人們傾 向將貧窮歸於結構歸因,可知其意識到社會結構的影響力,也增加其認同從社會結 構面改善窮人經濟困境之可能。

貧窮在人類世界普遍且存在久遠。貧窮的持續存在有賴於社會不平等的合理化 過程。社會階層的研究指出社會菁英能透過各種管道傳遞合理化自身優勢地位的訊 息(Kerbo 著、蔣超等譯 2012[2009]:470-484)(例如前三段引言),使社會現狀免 受質疑而得以存續。探究人們對窮人的主觀看法能夠得知整體社會看待窮人的觀感、

如何理解為什麼有一群人落入經濟困境,進一步說,人們對貧窮的看法可能影響其 與窮人之互動(Bullock 1999;Cozzarelli, Wilkinson and Tagler 2001)。

社會中大部分人對經濟弱勢者之看法,也牽涉到社會正義的價值觀。一個社會 如何看待社會中的經濟弱勢者,是將貧窮視做個人問題,或理解為社會問題,影響 人們支持的解決方案類型(Feagin 1975;王方 2002b)。在民主社會,民意為政府政 策制訂施行之基礎,是故了解台灣民眾對於社會中何以有人落入經濟困境之看法便 有其重要性。

過去探究貧窮歸因之文獻,主要從結構面或社會屬性面向解釋之。Larsen(2008)

結合社會福利體制理論及救濟標準之文獻,指出福利國家體制的特性影響人們對窮 人是否值得幫助之態度。例如自由主義福利體制之國家,對窮人的救濟標準較為嚴 格,民眾也較傾向於將貧窮的原因歸咎於個人特質因素。李易駿和古允文(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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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台灣的福利體制介於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之間,故台灣民眾對貧窮原因之歸因 是否較偏向於個人呢?

目前台灣針對貧窮的客觀分析之研究成果相當豐碩(廖榮利、鄭為元 1982;呂 朝賢 1995;薛承泰 2008;張清富 1993a,1993b;蔡明璋 1996;王德睦、何華欽 2006;

王永慈 2010),然而對於貧窮之主觀歸因欠缺討論。探討貧窮的主觀歸因與客觀因 素研究不同,對貧窮的客觀分析解答社會中有多少窮人、誰最可能落入貧窮,卻無 法回答一般人如何解釋在此社會中經濟失敗的原因。既有文獻對貧窮歸因之探討,

主要是將貧窮歸因當作自變項解釋社會福利態度(林萬億 1997;王方 2002a,2002b,

2004;王永慈 2011)。將貧窮歸因當做依變項解釋之研究,最早有瞿海源、蔡淑鈴

(1988)探討台灣大學生對貧窮問題歸因之看法。首度使用大規模台灣民眾資料探 討貧窮歸因之影響因素的是王方(2002a,2002b,2004)。但王方(2002a,2002b)

使用之問卷和本文不同,本文使用之問卷測量貧窮歸因的項目較為細緻,相關之背 景變項也較完整。王方(2002a,2002b,2004)只有探討單一年度之資料,本文採 用兩個年度的資料進行比較,應可以彌補既有文獻不足並與之對話。

本研究採用 2002 年和 2007 年的資料,探討一般人對窮人經濟困境的看法。此 時間點有其意義。首先,兩年度資料之比較有利於觀察自變項對模型解釋力之穩定 性。其次,2000 年至 2002 年台灣總體經濟情況變差,失業率達到歷史新高,而 2007 年經濟狀況相對較佳(詳見本文頁 36)。本研究意欲比較在經濟狀況較差之時,人 們是否較為贊同結構性因素造成貧窮,而較否定個人因素之影響?

本文之研究目的為透過分析台灣民眾對窮人經濟困境的歸因方式,釐清台灣社 會如何看待每個人的經濟成就,以及如何解釋窮人何以陷入貧窮處境。本文之研究 問題為一般台灣民眾對貧窮歸因之態度為何?對窮人經濟困境之解釋為何?個人條 件、社經地位及社會心理因素如何影響人們對窮人經濟困境之解釋?除了回答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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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本文也將驗證相關理論及與國內外研究進行對話。

本研究第二部份為文獻回顧。首先,概述既有歸因理論。接著回顧各國貧窮歸 因之研究成果,包括人們對貧窮歸因之態度及哪些因素影響人們對貧窮歸因之看法。

第三部份為研究方法,說明本研究之資料來源、變項測量及分析方式。第四部分為 研究結果,介紹研究樣本之描述統計、分析貧窮歸因之次數分配表及解釋貧窮歸因 之影響因素。第五部分為結論及討論後續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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