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窮歸因的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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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海源和蔡淑鈴（1988）及王方（2002a，2002b）只使用單一年度之資料分析 貧窮歸因。本研究則使用 2002 年及 2007 年之資料，進行不同時間點的比較。兩年 度比較之優點在於能夠將總體經濟環境之變化納入考量。Kluegel 及 Smith（1986）

和 Larsen（2008）均提及總體政治經濟環境之轉變或勞力市場的變化，可能影響民 眾對社會現象之態度。Gallie 及 Pauman（2002）亦指出在歐洲，當失業率升高之時，

民眾較不會將貧窮歸因於失業者本身之怠惰。而台灣在 2001 年發生結構性失業之問 題（詳見本研究頁 36），故本研究欲使用兩年度之資料，探究總體經濟環境之變化 對民眾貧窮歸因態度之影響。所以本研究之第二個研究問題為，二十一世紀初之結 構性失業是否使台灣民眾較不傾向於責備窮人本身呢？

第三節 貧窮歸因的影響因素

以上是針對各國貧窮歸因態度的研究之文獻回顧，接下來是本文另一個研究主 題：哪些因素影響人們的貧窮歸因態度。本研究將從個人條件、社經地位及社會心 理因素探討之。

台灣有關於解釋人們之貧窮歸因的研究有瞿海源和蔡淑鈴（1988）及王方（2002a，

2002b）。瞿海源和蔡淑鈴（1988）使用因素分析將貧窮歸因分為四類：剝削因素、

運氣因素、怠惰消極因素和潛能因素。剝削因素近似 Kluegel 及 Smith（1986）之結 構因素，包括某些行業工資偏低及對少數民族之偏見與歧視等。怠惰消極因素和潛 能因素則屬於個人因素，前者指行為習慣，包括奢侈浪費或本身不努力等；後者指 個人之潛能，包括才能低劣、病弱或肢體殘障等。運氣因素則包括運氣差及命中註 定。

瞿海源和蔡淑鈴（1988）納入家庭背景、性別和籍貫作為探究影響貧窮歸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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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但這些變項幾乎沒有重要之影響力，模型之解釋量都不高，低於百分之一。

作者認為家庭背景的影響力不大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大學生的同質性高，所以想 法類似。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為在學校中對於個人表現的衡量，多憑個人努力、

潛能等個人特質決定，而與家庭背景無關，所以大學生較能擺脫家庭背景的影響（瞿 海源、蔡淑鈴 1988：115）。

瞿文之研究結果顯示，雖然沒有特定家庭背景因素對所有依變項有影響力，但 仍有些變項對個別依變項有解釋力。在剝削因素的部份，學生省籍差異對剝削歸因 有影響。外省大學生比較不同意窮人因為受到剝削而陷入貧窮。作者認為這是因為 在政治或經濟方面，外省學生傾向保守，此與外省家庭之背景與社會化過程有關。

在其它個人歸因部份，省籍沒有影響力，在剝削歸因卻有影響效果，可能顯示省籍 是造成結構性問題的重要因素（瞿海源、蔡淑鈴 1988：115）。

在怠惰消極的歸因部份，家庭月收入和性別均有顯著影響。作者難以解釋為什 麼家庭月收入越高，就越不認為個人之怠惰消極是貧窮的原因。在性別的部份，男 性較同意貧窮是個人怠惰消極所致，也許是因為男性心腸較硬的緣故（瞿海源、蔡 淑鈴 1988：115）。

在個人潛能因素部份，性別和母親教育程度有影響力。作者認為男性心腸較硬，

所以較傾向將貧窮歸諸於個人潛能缺陷。而母親教育程度越低，越贊同窮人陷入貧 窮是因為個人潛能缺陷的緣故，此效果是何故作者難以解釋。在命運歸因的部份，

研究結果顯示沒有變項有顯著影響。作者認為這是因為命運和運氣有難以捉摸的特 性，所以某些大學生會認為命運對貧窮的影響力是機率問題，而無法用學生家庭背 景因素來解釋（瞿海源、蔡淑鈴 1988：115-116）。

王方（2002a，2002b）使用 1996 年之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研究台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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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對成功與貧窮歸因之態度及影響因素。王方將能力不好及個人不努力歸類為內在 歸因；社會不公平和經濟系統出問題歸為外在歸因。並檢驗個人條件、工作福利、

收入和職業地位對貧窮歸因的影響力。性別對貧窮歸因之影響不顯著。父親職業地 位越高，越傾向贊同個人內在因素造成貧窮。教育年數越高，越傾向於贊同貧窮內 在歸因。作者認為教育程度對貧窮內在歸因的結果，可能表示大專教育體系之社會 化功能不足。公司有成立工會者，較不傾向贊同貧窮內在歸因。在王方的模型中，

沒有自變項對貧窮外在歸因顯著。

王方（2002a，2002b）是首度使用全國性資料分析貧窮歸因的研究。其研究之 問卷設計將一個人為什麼會窮的原因只分為四種：個人不努力、整個經濟系統出問 題、社會不公平和能力不好。若與本章第一節 Oorschot 及 Halman（2000）整理之貧 窮歸因四個面向相對照，王方的研究缺乏個人命運歸因面向的討論。而本文採用的 問卷，新增隨意用錢、沒有工作機會、命運不好和不願意工作等問項，故本研究的 分析更為完整。另外，本文分析 2002 年及 2007 年之資料，可比較兩模型中自變項 之影響差異及總體經濟環境變化之影響。因此，更能夠觀察出台灣民眾對貧窮歸因 的態度及影響因素。

在自變項的部份，本文的職業地位操作化方式亦與王方不同。王方採用黃毅志

（1997）的作法，將職業地位分成五等分。本文則參考關秉寅和黃毅志（1997）的 處理方式，並且進一步納入不在就業市場的人口進行分析。不在就業市場的人口，

包括家庭主婦／夫、退休或目前沒工作者，其階級位置難以衡量，但他／她們的貧 窮歸因態度可能會有不同。

另外，儘管王方的研究顯示性別對於解釋貧窮歸因沒有影響力。不過，個人受 到歧視的經驗以及社會文化的變遷會影響個人如何解釋窮人的存在。在 2003 年台灣 通過性別工作平等法，使得原先不受重視的職場性別歧視情形得到注意及糾正。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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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規定雇主在招募、甄試、進用、分發、配置、考績或升遷等方面不能有性別歧視，

於教育訓練、福利措施、退休、資遣、離職、解雇及薪資之給付等亦不得因性別而 有差別待遇。另有其它關於性騷擾防制及促進職場性別平等之措施。

儘管法律明文規定不得因為性別而有職場差別待遇，台灣兩性之間的薪資差距 仍然一直存在。張晉芬和杜素豪曾針對台灣兩性間薪資差距進行研究，結果指出近 十年女性薪資占男性薪資的比例，在 2002 年為 72%，2003 年為 75%，2005 年為 79%，

2007 年為 81%。雖然近年來薪資差距已經有逐漸縮小的趨勢，但是這樣的差距並不 能完全由人力資本、工作經驗和組織等理論上對薪資有影響力的因素來解釋，因此 不能排除性別歧視的影響（張晉芬、杜素豪 2012）。

再者，由於受到傳統性別文化之影響，台灣女性需要負擔較多之家務及照顧責 任，也比男性更可能因為婚育而中斷工作生涯。在政府托育政策不健全的情況下，

為了兼顧家庭與工作，有些女性只能選擇薪資較低的兼職工作。女性也比較容易陷 入貧窮，王德睦、何華欽使用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資料研究台灣貧窮女性化現象，

研究結果發現在 1990 年至 2003 年間，貧戶中女性戶長比例確實有增加的趨勢（王 德睦、何華欽 2006）。由此可知，女性在台灣社會仍處於較為弱勢的位置。

所以本研究認為由於社會文化的變遷以及矯正歧視之法律的頒訂，女性將更可 能意識到社會歧視的影響，檢視性別對貧窮歸因之影響應有其意義。綜上所述，可 知本研究的模型較為完整。加上可能由於是研討會論文的緣故，王方之兩篇文章雖 然回顧許多貧窮理論與歸因理論，於資料分析時卻鮮少與理論對話。本研究將補充 此部份之不足。

在國外研究的部份，許多研究聚焦在探究個人條件和社會屬性變項對貧窮歸因 的影響。因為研究者認為社會或經濟地位能夠反映受訪者在社會中取得之特權多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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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獲特權越多，較傾向於支持現狀（Lee, Lewis and Jones 1992）。因此個人在社會中 之客觀位置便能夠型塑人們對不平等的看法。這些變項包括客觀階層位置、教育程 度、收入、性別、種族和年齡等。例如，收入較低者，較支持政府濟貧政策。在社 會中處於何種社會或經濟位置能夠作為衡量相關政策是否符合自身利益的指標，所 以能用來預測人們對社會現象的歸因（Kluegel and Smith 1986：5）。以下將文獻回 顧個人條件、家庭背景、社經地位和社會心理層面對貧窮歸因之影響。

1. 性別

個人在階層化系統中的位置及經驗影響對社會不平等的態度，例如曾經受到歧 視或是曾有過機會受限經驗的人，較容易看見社會其實並不是對全體都給予均等機 會之問題（Kluegel and Smith 1986：27）。以性別而言，女性較可能落入弱勢處境，

故較可能看見社會不平等之問題。Kluegel 及 Smith（1986）、Hunt（2004）均發現女 性較傾向於認為貧窮是因為結構因素所致，但是在貧窮個人歸因方面，性別差異則 不顯著。而 Reutter et al.（2006）針對加拿大民眾的研究則指出，男性較傾向於認為 貧窮是因為懶惰（個人歸因）所致。

2. 社經地位

過去針對貧窮歸因的相關研究，主要從社經地位、個人條件及社會心理因素解 釋。從社經地位出發的觀點，認為個人在階層化體系中的客觀位置會型塑人們對社 會不平等的態度。社經地位的衡量方式包括收入、客觀階層位置和教育程度等。社 經地位可以作為衡量自利（self-interest）的基礎。自利原則認為優勢團體抱持支持 和合理化有利於他們自己的階層化系統的信念（例如個人歸因），而弱勢團體則會採

過去針對貧窮歸因的相關研究，主要從社經地位、個人條件及社會心理因素解 釋。從社經地位出發的觀點，認為個人在階層化體系中的客觀位置會型塑人們對社 會不平等的態度。社經地位的衡量方式包括收入、客觀階層位置和教育程度等。社 經地位可以作為衡量自利（self-interest）的基礎。自利原則認為優勢團體抱持支持 和合理化有利於他們自己的階層化系統的信念（例如個人歸因），而弱勢團體則會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