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窮個人歸因之決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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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貧窮歸因的決定因素

上節分析依變項之次數分配表及自變項之描述統計。接下來將以多元線性迴歸 分析探究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關係。本研究將分別討論性別、家庭背景、社經地位及 社會心理因素，對台灣民眾推論貧窮之原因乃出於個人、結構或命運因素之影響。

一、貧窮個人歸因之決定因素

表 4-3 是一個人認為窮人是因為個人因素而落入貧窮之迴歸分析結果。依變項 為認為窮人落入貧窮乃個人因素所致，為一個等距變項，數值越高表示越贊同個人 歸因。本文假設個人條件、家庭背景、社經地位和社會心理因素影響貧窮歸因，以 下將逐一討論之。

（一）性別

本文之第一個理論假設為性別影響貧窮歸因，不論從自利或從個人經驗的角度，

女性較可能居於弱勢而難以認同貧窮是個人因素造成。表 4-3 顯示，性別對貧窮個 人歸因具負向效果。在 2002 年及 2007 年，顯著性均小於 0.01。由此可見，台灣女 性比起男性較不傾向於認為貧窮的發生是由於個人能夠控制的原因。在個人歸因的 部份，假設 3 得到驗證。

可能如貧窮女性化的研究所述，女性較易落入貧窮，也較易由於家庭照顧責任 離開職場或從事兼職工作，這些生命經驗或許使女性較男性不贊同貧窮是因為個人 因素所致。此與 Kluegel 及 Smith（1986）之研究結果相同，女性較可能居於社會弱 勢處境，而較不傾向於個人歸因。亦與瞿海源和蔡淑鈴（1988）的研究發現一致，

男性較贊同貧窮乃由於個人怠惰消極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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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p<0.05,**p<0.01,***p<0.001

（二）家庭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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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探討貧窮經驗對貧窮歸因之影響。在 2002 年，貧窮經驗對貧窮個人歸 因具負向效果，也就是過去在學期間曾因家中經濟困境而出外打工的人，較不認為 貧窮是由於個人因素導致，和過去研究相同（Kallio and Niemelä 2014），但是未達顯 著。

在 2007 年，貧窮經驗對貧窮個人歸因之影響亦為曾有貧窮經驗者，較傾向於反 對將貧窮歸咎於個人因素，此結果與過去研究相同，而且達到顯著水準。2002 年與 2007 年相比較，發現在 2007 年貧窮經驗更能影響貧窮個人歸因，可能這些曾在就 學期間因為家庭經濟困境出外工作的打工族，越發感受到即使拼命打工，仍然無法 大幅度改善家庭經濟狀況所致。整體而言，貧窮經驗對於貧窮個人歸因之影響兩年 度並不一致，假設 4-3 未成立。

（三）社經地位

代表社經地位的指標包括客觀階級位置、教育年數、公私部門及收入。首先探 討客觀階級位置的部份，本研究將客觀階級位置區分為資本家、受雇階級（包含小 資本家、家屬工作者、經理及勞工階級）及不在就業市場者。研究假設不在就業市 場者比起資本家及受雇階級較不贊同貧窮個人歸因。

模型結果與研究假設不完全相符。在 2002 年，資本家比起無工作者贊同個人歸 因，此與預期相符，但未達顯著水準。而受雇階級比起無工作者不贊同貧窮是由於 個人因素所致，此與預期不符，但未達顯著性。可能受雇階級比起無工作者更了解 勞力市場現況，因而較不會以個人角度歸咎經濟弱勢者。而資本家由於居於階級位 置優勢，如同自利原則之研究結果（Kluegel and Smith 1986），最傾向於贊同以個人 特質論成敗。2007 年與 2002 年之結果類似，資本家最贊同貧窮個人歸因，不在就 業市場者居次，最後是受雇階級。不符合假設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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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訪者公私部門部份，在 2002 年，公私部門之差別對貧窮歸因有負向之影響。

公部門工作者傾向於不贊同將貧窮視為個人歸因，未達顯著水準，係數方向與研究 假設並不一致。在 2007 年，公私部門對貧窮歸因之影響同 2002 年有負向效果，沒 有達到顯著水準。比較 2002 年與 2007 年可以得知，在公部門工作之受訪者較可能 不會將窮人的經濟困境視為個人因素所致。

在家庭月收入的部份，結果顯示收入對貧窮歸因有正向效果。在 2002 年，家庭 所得越高，越傾向於將經濟困境歸因於個人因素，且達到顯著水準，符合研究預期。

顯示受訪者家中經濟條件越富裕，維持社會現況對自身較為有利，因此較會贊同貧 窮個人歸因。在 2007 年，受訪者之家庭收入對貧窮個人歸因亦有正向影響，達到顯 著水準，符合研究假設。比較兩年度之資料，發現 2002 年及 2007 年收入變項對模 型的影響方向一致，符合研究假設 5-3。

最後，探討教育程度對貧窮歸因的影響。在 2002 年，教育年數對貧窮歸因有正 向的效果，顯示教育程度越高，越傾向於贊同個人因素導致窮人落入貧窮，但未達 顯著水準。教育程度的作用與研究假設一致，和 Hunt（2004）的研究結果相同。可 見教育無法提升受教者結構性思考，啟發同理心，而是作為再製社會不平等的一環。

在 2007 年，教育年數對貧窮歸因則有負向影響，但未達顯著水準。教育年數越 高，反而越傾向於認為貧窮不是個人因素所導致，與研究假設不符。似乎教育發揮 其啟蒙之效果。

在 2002 年及 2007 年，教育程度對貧窮歸因之影響並不一致。在 2002 年教育程 度呈現文獻中「再製」社會不平等的面向，而 2007 年則顯示教育年數「啟蒙」人類 同情弱勢的一面。儘管結果並未達顯著水準，但是可能呈現台灣社會逐漸往追求社 會公平的趨勢前進。更確切的發展方向，則可能需要其它後續資料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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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會心理

在本研究中，社會心理變項包括受訪者之宗教虔誠度及主觀社會經濟地位。宗 教虔誠度代表參與宗教活動之熱絡程度，為等距變項，數值越高表示越虔誠。在 2002 年，宗教虔誠度對貧窮歸因為正向影響，且達到顯著水準。迴歸係數顯示越常參與 宗教活動，越贊同個人因素導致貧窮，與研究假設不符。在 2007 年，宗教虔誠度對 貧窮個人歸因具負向影響，信仰越虔誠者，越不傾向於責備窮人本身，此與假設一 致，但並不顯著。比較兩年度的結果發現，宗教虔誠度對貧窮個人歸因之影響並不 一定，甚至信仰越虔誠者反而可能更相信窮人的個人特質導致其落入貧窮困境。

至於另一個社會心理變項－主觀社經地位，此變項數值越高代表受訪者主觀認 定自身之社經地位越高。在 2002 年，此變項對貧窮個人歸因有負向影響，但未達顯 著水準。表示受訪者主觀階級位置越高，越不認為窮人是因為個人因素而落入經濟 困境，並不支持研究假設。在 2007 年，受訪者之主觀社經地位對貧窮個人歸因有正 向效果，且達顯著水準，p<0.01，符合假設 6-2。顯示受訪者主觀階級位置越高，越 傾向於將貧窮歸咎於個人。

比較兩年度的資料，發現主觀階級位置對貧窮個人歸因之作用並不一致。2002 年主觀階級位置較高的人，越不支持個人歸因，儘管並不顯著，2007 年則相反，且 達顯著水準。可能在 2002 年之整體經濟環境、失業率較高，使得高社經地位者較不 會將貧窮歸咎於個人，不過這樣的思維有違自利因此並不顯著，而 2007 年經濟狀況 好轉，歸咎窮人本身的態度便增強。

（五）控制變項

本研究之控制變項為年齡及父親籍貫。過去研究顯示年齡越長，越贊同將經濟 困境的責任歸因於個人（Kluegel and Smith 1986）。2002 年之資料，符合過去研究之 結果，年齡對貧窮個人歸因的確產生正向效果，但並沒有達到顯著水準。而在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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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齡的效果為負向，亦沒有達到顯著水準。

在父親籍貫部份，2002 年父親籍貫為台灣客家人比起台灣閩南人贊同貧窮的原 因出於個人，且達顯著水準，p<0.01。此與一般對客家人強調勤奮的印象一致。父 親籍貫為大陸各省的人比起台灣閩南人不支持貧窮個人歸因，但未達顯著水準。在 2007 年，台灣客家人比起台灣閩南人不贊同將貧窮歸咎於個人，不過並不顯著。大 陸各省人則比起台灣閩南人不贊同貧窮個人歸因，且達顯著水準。比較兩年度之資 料，顯示外省人比起閩南人和客家人不贊同將貧窮歸因於個人。

（六）兩年度之比較

觀察 2002 年之模型，可解釋變異量為 0.014，數值不高。顯著之變項為代表個 人條件之性別（p<0.01）、家庭所得（p<0.05）及宗教虔誠度（p<0.05）。2007 年之 模型可解釋變異量為 0.03，較 2002 年多一些。以下是顯著之變項：性別、代表家庭 背景之貧窮經驗、社會心理面向的主觀階級位置（p<0.01）及家庭所得（p<0.05）。

在兩年度均顯著之變項為性別及收入。在兩個模型中，性別都有重要的影響，顯示 台灣女性較男性不贊同貧窮個人歸因。而家庭所得越高者，越傾向於認為個人特質 或生活習慣不佳導致經濟貧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