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傷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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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根據本研究之目的，文獻回顧將從創傷後成長的定義、測量與向度，逐步延 伸討論影響創傷後成長的因素，並回顧因應與創傷後成長之關聯性的文獻，最後，

導出本研究主要的研究問題及假設。

第一節 創傷後成長

一、創傷後成長的定義

創傷後成長 (posttraumatic growth, PTG) 一詞最早由 Tedeschi 和 Calhoun (1995) 所提出，描述個體在經歷重大壓力事件之後所產生的正向改變。關於苦 難的意義以及人類在苦難中的轉化與成長等議題，在哲學和不同宗教經典書籍中 早有記載，但系統性的研究卻一直到近 2、30 年才逐漸出現，而用來描述此現象 的詞彙也不盡相同，除了創傷後成長之外，其他常見的像是壓力關聯的成長 (stress-related growth, SRG)、逆境中的成長 (adversarial growth)、知覺的益處 (perceived benefit)、益處發現 (benefit finding)、正向改變 (positive change)、茁壯 (thriving) 等 (Linley & Joseph, 2004; Prati & Pietrantoni, 2009; Stanton, Bower, &

Low, 2006)。Tedeschi 和 Calhoun（2004）將「創傷後成長」定義為：當個體經 歷具有高挑戰性的生活環境（如：創傷、生命危機、重大壓力事件）並與之進行 搏鬥後 (struggle with) 所經驗到的一種正向的心理改變。

根據 Tedeschi 和 Calhoun（2004）的創傷後成長模型，個體在經歷生命中 的重大危機之前，其認知基模中對於外在世界的運作有一個基本的假定，而人類 對於外在世界所形成的內在心理表徵即 Parkes (1971) 所謂的「假設的世界」

(assumption world)。當個體經歷具有巨大震撼性的重大壓力事件 (seismic event) 時，這個「創傷前」 (pre-trauma) 即存在的認知基模受到劇烈震動，使個體對其 生活所抱持的基本信念、目標和處理情緒挫折受到嚴重的挑戰，在此高壓狀態下 的個體被迫使進行自動化的反芻思考，以找尋創傷事件的意義，而在調整適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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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個體透過書寫、與人談論和禱告等方式來敘述事件和自我揭露，並在其 中獲得社會性支持。而就在思考、自我揭露、思考、被支持的過程中，個體的基 模逐漸產生改變，能夠敘述並理解其所遭遇的創傷事件，最終發展出正向的力量，

即為創傷後成長。

關於創傷後成長的發生，Tedeschi & Calhoun (2004) 假定有兩個關鍵要素，

第一是個體須經歷具有高度壓力的生活危機事件，在此廣泛以創傷事件稱之；第 二是個體必須與此創傷事件進行搏鬥 (struggle with trauma) 的過程。倘若外在壓 力事件不足以挑戰個體原先所假定的世界，則個體將無法得到「創傷後成長」這 個美好的果實。Calhoun, Cann, Tedeschi &McMillan (2000) 點出重大生命危機和

「搏鬥 (struggle)」兩個條件對於個體產生創傷後成長的重要性。在 Tedeschi &

Calhoun (2004) 的創傷後成長理論中，認知歷程的改變扮演了極重要的關鍵角色。

此外，創傷後成長並不是在創傷結束或壓力事件消失後，才會出現的一種正向的 主觀經驗，而是在當個體在創傷中掙扎奮鬥的過程中即產生出來，並且可與創傷 事件並存 (concomitant) 的正向力量，這種正向的改變會在個體生命的不同面向 中展現。

二、創傷後成長的測量及其多向度本質 (一) 創傷後成長的測量

創傷後成長是個體面臨極度壓力後所經驗到的正向改變，是一種與生命危機 搏鬥後所產生的結果。如同前一段所述，由於用來描述用來指稱這種正向改變的 詞彙有許多，目前也發展出許多對應的測量工具，例如：益處發現量表（Benefit Finding Scale，簡稱 BFS）(Tomich & Helgeson, 2004)、壓力關聯成長量表

（Stress-Related Growth Scale，簡稱 SRGS） (Park,Cohen & Murch, 1996)、正向 意義與傷害性知覺量表（簡稱 PPMVS）(Bower et al., 2005)，以及創傷後成長量 表（posttraumatic inventory，簡稱 PTGI）(Tedeschi & Calhoun, 1996)等。不同的 量表所測量的內涵不盡相同，由於本研究採用的是 Tedeschi 和 Calhoun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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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所提出的「創傷後成長」一詞及定義，因此本研究後續也將採用由 Tedeschi 和 Calhoun (1996) 所發展、同時也是最常被使用工具之一的「創傷後成長量表 (posttraumatic inventory, 簡稱 PTGI)」。Tedeschi & Calhoun (1996) 根據過去文獻，

歸納創傷後成長所展現的三大層面為自我的、與他人之間的關係，以及整個生命 哲學的改變，據此發展了一套 21 題量表，並根據因素分析的結果將創傷後成長 區分為五個向度 (domains)－與他人關係 (relating to others)、新的機會 (new possibilities)、個人力量 (personal strength)、靈性改變 (Spiritual change) 以及對 生命感恩（或生命鑑賞）(Appreciation of life)。

個體經歷重大壓力事件衝擊後的正向改變可能展現在上述這五個不同的層 面上，個體可能是改變了看待生命的方式、改變了生命的目標和生活的優先順序，

可能對生命抱持感恩的心而更珍惜生命的價值和每一天的生活；個體也可能改變 對與他人關係的看法，了解到某些關係對自己的重要性，願意在關係中付出更多 努力，開始接受自己是需要他人的，能接納自己在身處困難時可以依賴他人，較 願意表達自己的感受，變得與他人較親近、對他人更慈悲，也可能更重視精神層 面的事物，更多投入和尋求靈性方面的活動。經過創傷事件的衝擊，人們可能發 現自己變得更堅強、更能靠自己去面對和處理困難，也變得更有力量，因而也可 能願意去嘗試過去未嘗試過的事情、去嘗試改變那些需要被改變的事物、去發掘 自己更多不同的可能性、去培養新的興趣或開創更多新的機會等。

(二) 創傷後成長的多向度本質

根據 Tedeschi 和 Calhoun (1996) 的研究結果，PTGI 是一個包含五因素結構 的構念，過去多數研究創傷後成長的研究也多將創傷後成長視為單一、整體的構 念來加以探討，然而，Bellizzi & Blank (2006) 以階層回歸檢驗背景變項、疾病 關聯變項、人格特質和因應方式對於與他人關係 (RO)、新的機會 (NP)、對生命 感恩 (AL) 等向度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不同預測因子在創傷後成長的不同向度 中有不同的預測模式。那麼，研究者不禁開始思考創傷後成長究竟是單一向度，

還是包含不同向度 (multidimensional) 的構念呢？在 Bellizzi & Blank (2006)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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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中顯示，雖然在 RO、 NP、AL 的所有預測因素中，適應性因應的解釋 變異量都最大，且非適應性因應都不能顯著地預測這三個不同的 PTG 向度，但 是在其他的預測變項中，教育程度只能顯著預測 RO，對 NP 和 AO 的預測則不 具顯著性。另外，婚姻狀態只對 RO 和 NP 有影響，對於 AL 則沒顯著的影響；

癌症類型（分為 regional/localized）和 AL 無關，但和 RO 及 NP 卻有關。此外，

年齡雖然對 RO、 NP、AL 這三個向度都有影響，但影響效果的大小卻不相同（AL

＞RO＞NP）。這些結果顯示不同的 PTG 向度之間雖具有共同的預測變項（如：

適應性因應、年齡），但這些變項對 PTG 的影響程度則未必相同，且某些預測變 項只對 PTG 的某個向度有獨特的預測效果，對於其他向度則沒有影響。Powell, Rosnerm Butollo, Tedeschi 和 Calhoun (2003) 的研究也支持 PTG 不同向度的差 異性，其研究顯示自我／生活態度方面的正向改變與 PTSD 症狀有負相關，與他 人關係則是與 PTSD 症狀之間有微小的正相關，此結果反映 PTG 的不同向度與 心理適應之間的關係也有所差異。上述的研究結果顯示影響 PTG 不同向度的因 素是具有差異性的，更進一步地說，不同的 PTG 向度之間可能具有不同的特性，

因此在探討 PTG 與其他影響因素的關聯性時，僅採用單一 PTG 構念（或總分）

可能是不完整甚至是不恰當的。

Morris, Shakespeare-Finch, Rieck 和 Newbery (2005) 為研究 PTG 的多向度本 質，蒐集澳洲樣本來檢驗 PTGI 的因素結構。為了與使用美國樣本的原版進行比 較，他們選擇和 Tedeschi & Calhoun (1996) 相同的探索性因素分析方法，採用主 成份分析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與直交轉軸的最大變異法 (varimax rotation) 來進行分析澳洲樣本 PTGI 的因素結構，其結果發現「五因素」為最佳 的因素結構，抽取出的五因素可解釋資料總變異量的 67.49%，與 Tedeschi &

Calhoun (1996) 原版 PTGI 的因素結構相仿，但值得注意的是，PTGI 第 15、16 題在原版中屬於「與他人關係 (RO)」這個因素，但在 Morris 等人 (2005) 的研 究中卻落在「對生命感恩 (AL)」此因素底下，而第 12 題在原版中屬於「個人力 量 (PS)」，在澳洲樣本中則屬於「新的機會 (NP)」。何以澳洲樣本和美國樣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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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如此差異？

Morris 等人 (2005) 的研究結果雖然支持 PTG 為五因素結構，但與原版有些 微差異，之所以如此，有可能是不同文化脈絡下的不同樣本在 PTG 不同向度之 間的反應會有所差異，那究竟 PTG 是包含多個因素的單向度構念，或者是多向 度構念但存在高階因素之構念呢？Taku, Cann, Calhoun 和 Tedeschi (2008) 使用 美國樣本分別針對單因素、三因素（自我知覺、人際關係、生命哲學）、五因素、

三因素高階一因素、五因素高階一因素等五個模式來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研究 結果顯示一階五因素與其資料的適配度最高（χ2 = 962.53 ;df=179; CFI=.975;

TLI=.967; RMSEA=.069; SRMR=.045），其次則為五因素高階一因素（χ2 = 1045.70 ;df=184; CFI=.972; TLI=.965; RMSEA=.071; SRMR=.050），而三因素與三 因素高階一因素兩者的資料適配度無異（χ2 = 1334.79 ;df=189; CFI=.963;

TLI=.954; RMSEA=.082; SRMR=.051），適配度最差的則是單因素結構（χ2 = 2071.18 ;df=189; CFI=.939; TLI=.925; RMSEA=.104; SRMR=.065）。此結果顯示 Tedeschi & Calhoun (1996) 發展的 PTGI 具有良好的構念效度，其中，五個因素 結構之間雖然彼此有正相關（.56-.85），但卻是不同的因素，支持 PTG 為多向度 而非單向度之構念。

從理論的觀點來看，PTG 亦不能以單向度之構念概括之，Janoff-Bulman (2004) 針對 PTG 的心理歷程提供了與 Tedeschi & Calhoun (1996, 2004) 不同的觀點，他 們認為不同類群的心理歷程並不相同，而從他們解釋創傷後成長的觀點，其解釋 模式就有三種模式。第一種模式為「痛苦中發現力量 (strength through suffering)」： 個體從痛苦經驗重生後，發現原來自己比想像中來的更堅強，發現自己能有不同 的可能性，這個模式可解釋 Tedeschi & Calhoun (2004) 模式中的個人力量 (personal strength) 和新機會 (new possibility)。第二種模式為心理準備度 (psychological preparedness)，此模式類似預防接種的概念，就像個體接種疫苗而 在體內產生對疾病之抗體而具備生理上的準備性一般，當個體暴露在中度壓力之 中，可幫助其抵抗後續更大的壓力，而產生所謂心理上的準備性。第三種模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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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再評估 (existential reevaluation)」，重大創傷事件的衝擊使個體開始產生 對自我存在的質疑與再評估，並產生一般人難以理解會出現在那些經歷極度痛苦 環境中的人的反應。此模式可用來解釋對生命感恩 (AL) 、與他人的關係 (RO)

「存在的再評估 (existential reevaluation)」，重大創傷事件的衝擊使個體開始產生 對自我存在的質疑與再評估，並產生一般人難以理解會出現在那些經歷極度痛苦 環境中的人的反應。此模式可用來解釋對生命感恩 (AL) 、與他人的關係 (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