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自我重塑：尋找父親的旅程
第三節 創傷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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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創傷的見證
施明正小說創作始於泰源監獄服刑之時，投稿當時鍾肇政主編的《台灣文藝》
87，計有〈大衣與淚〉、〈白線〉、〈我‧紅大衣與零零〉等篇，七○年代後沉寂了 近十年，在鍾肇政邀請下，1980 年才以〈遲來的初戀及其聯想〉復出。他的創 作活動深深受到政治監控影響，如詩人趙天儀的轉述，他發表一篇小說後，「就 一、二個月躲在棉被裡面緊張、發抖」，有一種又要寫、又緊張害怕的矛盾心理88。 小說的創作受環境變動影響。在〈鼻子的故事（上）：成長〉「序一」裡，他稱「鼻 子」這個題材在兩年前（1984）已開始執筆，不巧小說集《島上愛與死》（前衛 版）被禁，使他「自我禁筆兩、三年」，到了去年開始寫起〈放鶴者〉，不料好友 鍾延豪看過草稿一週後，卻死於車禍89，於是又打消了完成它的意願。因為政治 犯的特殊身分，他也常被朋友勸告：「放棄書寫這類（政治敏感的）東西，寫些 愛情，或人性的無害小說」90，無奈他的小說創作自始至終都籠罩在這種壓力之 下，到解嚴前夕仍深感恐懼。其一生創作除了〈煉之序〉寫台灣在太平洋戰爭結 束前後的故事91，〈渴死者〉、〈喝尿者〉寫其獄中所見，政治偵防畸形的人性試 煉下扭曲的人類圖像，其他作品率皆以個人經歷敷衍成章，牽涉感情負疚、家族 記憶及耗費半生的政治牢獄等經驗。為文信筆所至，常在書寫的特定主題之外，
隨心有所感旁生議論，這些間雜的段落在不同篇章彼此互文補充，成為一種獨特 的懺情書寫。考量施明正一生創作與政治監控的壓力相始終，不難解釋他的懺情 為何出現階段性的變化。從獄中第一篇〈大衣與淚〉到〈魔鬼的自畫像〉為止，
七○年代以前的創作圍繞家庭與個人感情負疚，偏向愛慾自白；八○年代以後的 作品，明顯受社會氣氛鬆動影響92，開始回溯起服役時與國家機器的互動，牢獄 經驗與情治單位的政治監控，試著為自己悲劇性的命運尋索答案。曾經，監獄中 熟悉的鎖鍊腳鐐的金屬碰撞聲，是他出獄後夜裡恐懼不安的夢魘，直到 1975 年
87 這段經歷在施明正〈鼻子的故事（中）：遭遇〉曾有描述，參見《島上愛與死》（台北市：麥 田，2003 年），頁 370-371。另可參鍾肇政本人說法，見〈文壇狂士──施明正〉，《鍾肇政回憶 錄》（台北市：前衛，1998 年），頁 183-186。
88 見趙天儀主持、詹文傑記錄，〈施明正小說作品討論會〉，《台灣文藝》114 期（1988 年 11-12 月），頁 26-27。此外，施明正曾在《施明正詩‧畫‧金石集》（台北市：前衛，1985 年）後記自 道：「假如沒有使用這種自我療治的創作行為，來治療我頻（瀕）臨死亡與瘋狂的自我心理分析 等，移情於詩的創作過程，我這條狗命，也許不再可能寫下這篇後記……」以及他將詩與小說創 作稱為「畚箕文學」，可看出以書寫作為自我治療，傾倒心理幽暗的動力。
89 戒嚴時代異議人士死於不知名的車禍是常見的遭遇。
90 施明正，〈鼻子的故事（上）：成長〉，《島上愛與死》，頁 339。
91 據李魁賢說法，〈煉〉本是長篇結構，因接下來將處理到二二八事件，恐懼而縮手，故只得序 章。參李魁賢，〈脆弱的心，強勁的筆──悼念施明正〉，收入《李魁賢文集‧第伍冊》（台北市：
文建會，2002 年），頁 41-44。
92 社會氣氛鬆動，政治禁忌不再諱莫如深，八○年代逐漸浮現一批「監獄文學」。參陳萬益，〈囚 禁的歲月──論陳列的《無怨》與施明德的《囚室之春》〉，《于無聲處聽驚雷──台灣文學論集》
（台南市：南市文化，1996 年），頁 4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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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公仙逝之後」，「才把緊藏在我下意識裡可怕的金屬聲響，完全剝開、拋棄。」
93可以看出「一代偉人」的逝世，確實使他意識較為放鬆，八○年代對個人身世 的省察是在這樣的脈絡底下。
相較之下，早期的愛慾書寫似乎表現出一種迴避態勢，但也不全然如此，他 的感情故事仍處處透露出冤獄命運的背景因素。1967 年出獄後94，施明正沒有即 時寫下獄中見聞，沒有急著為自己無辜被牽涉進「亞細亞聯盟」案辯解，他選擇 著墨此生的感情負歉。〈白線〉95敘述海員「我」逃過一場場海難回到岸上，卻 被隔離在檢疫室，使他與妻子汝汝分開達五年之久──顯然是五年牢獄的寫照，
汝汝卻在他失蹤這段時間訴請離婚，改嫁一名半百富翁。當他回到高雄，在那封
「被命運吃掉了三天的限時信」裡，汝汝表示願意回到他身邊，只要他如期到一 家飯店會合。他趕到飯店卻見到汝汝和一名男子在床，他於是動用私刑、羞辱，
懲罰這對狗男女。末尾知道汝汝是被下藥迷姦，但誤會終使兩人分開。個人的婚 姻就在檢疫耽擱、遲誤信件的命運捉弄和誤解中，終於是報銷了，成為其人生遭 牢獄事件扭曲的一則隱喻。這整個故事在驅車往返飯店的框架中交代完畢，路上 他「被囚於想像的白線」，總不自覺將機車走到道路白線上；題名〈白線〉隱約 喻指著希望或是宿命，施明正想表達他面對自己命運時那份尷尬和無奈。在〈我‧
紅大衣與零零〉96中，他的感情故事也逃不開命運的錯失與誤解。〈遲來的初戀 及其聯想〉97則從初戀的追溯中，試圖發現戀情未果的緣由。他三十年前的初戀
「翠媚」來電推拿診療室，而使失聯多年的兩人重獲聯繫，此後每天夜裡他們藉 著電話前的絮談回憶過往的時光，經彼此查證戀情中斷的原因，主人公隱隱然覺 得有人在破壞兩人初戀時的通信。而在多年重逢之後，施明正接著因四弟施明德 的入獄，電話遭監聽，造成他與翠媚之間新的阻礙。他個人戀情的橫逆隱然受到 外在現實的限制，施明正失敗的感情，表面上是人際間的誤解與命運的捉弄，卻 又與他的政治冤枉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在〈魔鬼的自畫像〉、〈吃影子的人〉等篇他能化身魔鬼導演縱慾劇場，他的 純情愛戀卻始終得以失敗告終。國家扭曲了他的人生，彷彿也剝奪了他被愛的可 能，要重拾被愛的權利，只能向記憶索求「遲來的」補贖。比初戀更早的被愛經 驗，便只剩父母無條件的愛了，八○年代以後，施明正廣泛地探索自己的身世，
懺情書寫明顯增加了家族史的材料。〈遲來的〉表面上雖在回顧過往的情愛遺憾，
但藉由回溯「母系諸人的安排下促成的」初戀，施明正爬梳起他的家族身世，他
93 施明正，〈渴死者〉，《島上愛與死》，頁 242。
94 施明正五年的牢獄生涯從 1962 年至 1967 年，麥田版《島上愛與死》書末所附方美芬編〈施 明正生平寫作年表〉，記錄為 1961 至 1965 年。這裡參考施明正〈指導官與我〉、鍾肇政〈文壇狂 士──施明正〉及李昂《施明德前傳》（台北市：前衛，1993 年）更正。
95 施明正，〈白線〉，《島上愛與死》，頁 45-56。
96 施明正，〈我‧紅大衣與零零〉，《島上愛與死》，頁 57-104。
97 施明正，〈遲來的初戀及其聯想〉，《島上愛與死》，頁 137-167。以下篇名略作「遲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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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識地要藉由家族歷史的爬梳，為自己乖舛多難的身世找尋原因，他說：「我 必須在此探討我這荒謬的四十五歲的生涯裡，到底是些什麼導致我趨向悲劇性」
98。雖然與其說是要達到洞察人生的目的，實際上施明正是藉由家庭教養的描繪 表白個人姿態，並以個人失墜的身世表達低度的控訴。〈遲來的〉中他建立了向 暴虐抗爭的家族史，他有來自母系家族，「年輕時曾以文明而具理性的憤怒身分 名聞鄉里」的大舅，被日軍統治者送到南洋作軍伕，戰後返鄉成為一名遁世的杯 中客；有「曾經打過日本警察的耳光」，而以理論贏得不被拘留的外祖母；他的 外曾曾祖父曾是反抗日軍占台的土匪頭；從祖父就是「不怕強權，不斷反抗掠奪 一家賴以為生的幾分水田」的反抗者，父親也是「世承不屈精神的抗日者的領袖，
曾被送他正式行醫執照為台灣第一號的日本政府，抓去嚴刑酷打」。他自己本是 虔誠的天主教徒，直到讀《舊約聖經》「發現天主一生氣就連無辜的嬰兒也一起 毀滅的這種暴虐」，於是「慢慢遠離了天主，投入詩神繆斯的懷抱。」99無不顯 示出他們家族一脈相承反抗暴政的叛逆血性。對照當前政權的暴虐嚴酷，施明正 藉此表達他的抗議之聲。然而為了不因過度影射而惹禍，反抗暴政的家族溯源也 時時強調抵抗異族的民族精神立場。他也未進一步替自己的冤屈作說明，只提到 自己受國法制裁而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處境，要真正面對、反省親歷的白色恐 怖經驗，有待稍後的〈指導官與我〉，與書寫其獄中見聞的〈渴死者〉和〈喝尿 者〉。
〈指導官與我〉100回溯其一生與國家政戰單位的遭遇，以及牽涉「叛亂案」
的牢獄經驗。〈指導官與我〉以民國五十一年涉嫌叛亂案之初，被遣送軍法處接 受調查為背景，從他的牢獄經驗開始，穿插回想起半生與國家政戰單位對壘的遭 遇。因為政治犯的偵訊時常依據他們的自白書，以及政戰單位圍繞自白書建立起 的安全資料，因而常得強迫性地自我確認記憶的真確，為證明自己的清白，不得 不「跌入追溯我的生涯中，某些可能會被或已被列入安全資料的回憶之流。」101
〈指導官與我〉的敘述中屢屢表現出他為安全資料任人建構，隨意曲解，卻無法 為自己提出辯駁、更正的無奈，筆調透露出焦躁、希望為自己辯誣的企圖。他書 寫白色恐怖的經歷，描寫到情治單位以埋伏獄中反間密告的奸細，來串連編織罪 狀，以及服役海軍電信班時，因在床墊下放置舊俄小說藏書，被指導官約談訊問 等場景。然而這些指證或許動搖司法的威信，或證明個人愛好文藝的初衷，卻是 著重自我防衛。敘述中曾提到檢察官問話後「推翻了在偵訊時經由恐怖的操作所
〈指導官與我〉的敘述中屢屢表現出他為安全資料任人建構，隨意曲解，卻無法 為自己提出辯駁、更正的無奈，筆調透露出焦躁、希望為自己辯誣的企圖。他書 寫白色恐怖的經歷，描寫到情治單位以埋伏獄中反間密告的奸細，來串連編織罪 狀，以及服役海軍電信班時，因在床墊下放置舊俄小說藏書，被指導官約談訊問 等場景。然而這些指證或許動搖司法的威信，或證明個人愛好文藝的初衷，卻是 著重自我防衛。敘述中曾提到檢察官問話後「推翻了在偵訊時經由恐怖的操作所